【姚诗煌科普作品研讨会】
我的科普之路
——2023年11月25日在姚诗煌科普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姚诗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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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科学春天”，带来了科普的繁荣，也给我提供了参与科普事业的良机。当年年底，我调入《文汇报》，成为《向科学进军》版的编辑。对于我这么一个既没有科学专业背景，也未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人来说，这是全新的挑战。于是我首先去拜访时任《科学画报》主编的饶忠华，向他请教。老饶的办公室，四周摆满了各种科普期刊。那时，《科学画报》每期发行量高达100多万份，是全国科普期刊的榜样。我向他谈了自己初当科普编辑的几点困惑：一是缺乏理工科的专业背景；二是科普涉及到各个学科，知识浩如烟海，组稿从何入手？他对我说：你虽然缺乏理工科的专业背景，但在人文方面有一些基础，可以把科普和人文结合起来，所以不必枉自菲薄。当然，你要努力学习，要多看、多学、多想、多记，要把看科普书籍、期刊，作为自己最大的业余爱好。做科普编辑，首先要了解“行情”，哪些内容，别的报刊已介绍过了，哪些别人没有介绍过，或者虽有介绍但没有讲清楚，还可以再讲。你刚当编辑，先从熟悉“行情”入手。老饶的这一席话，不仅当时鼓励了我，而且一直指导着我以后近40年的科普编辑和写作生涯。
后来，我成了《科学画报》的朋友——既是同行，又是作者。在约我写稿的过程中，我更具体地学到了老饶的编辑思路。譬如，他很注意社会的热点和读者的关注点，从中寻找科普的选题。他约我写文章，大多也是这方面的题材，要我通过采访，掌握第一手的素材，再通过学习相关专业知识，撰写具有新闻性的科普稿件。正是受老饶的教诲和启发，我在以后主编《文汇报》的科普版时，将新闻性、时效性作为报纸科普版的第一特性，使我们的科普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同时，在老铙的指导下，走上了既当编辑，又当作者的科普之路。
当时，报社领导给了我几项重大的采访任务，如去湖南长沙采访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报道中国科学家人工全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我完成了两篇带有科普色彩的通讯《绿色奇迹的创造者》和《“三叶草”的诗篇》，受到了好评。这就鼓励了我，结合科学采访开展科普写作，形成具有记者特点的科普作品。
认准这条路后，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科普风格，我将其定位为来自科研第一线的“科普报告”：在新闻报道中普及科学，将科普融入新闻报道，形成新闻与科普交融、科技记者与科普作家相融的“双融”之路。此外，发掘科学的人文价值，将普及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作为科普写作的努力方向；并结合时事和社会热点，撰写科普性的评论。我们《文汇报》科技部，也形成了采访记者和专刊编辑不分家，相互配合的特点，出现了多位记者型的科普作家。
下面，我分四个方面，向各位领导和同仁做一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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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好科技传播的“二传手”，采写来自科研前沿的“科普报告”。
科技传播是一场接力赛，科学家是 “一传手”，是科普的主力军。科技记者常年奔波在科研第一线，是科学发现、科技创新的见证者，是科技传播的“二传手”，是“科学走近公众，公众理解科学”的桥梁。在完成新闻报道的同时，有条件做更深一步的采访，发挥记者的长处，采写来自科研前沿的“科普报告”。对此，我首先关注科学研究的新进展、新发现、新突破。譬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采访，被他们正在研究的人工智能及其发展前景所吸引，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介绍，就采写了《计算机吃“智慧果”》一文：
人们常把电子计算机称为“电脑”。其实，这个比喻并不确切，迄今最复杂的大型计算机，都远远不及人脑奥妙。它只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功效卓著的运算工具，还得吃下“智慧果”，才能与人脑媲美。为此，科学家正为它培育着“智慧果”——人工智能。
大自然用几百万年的进化史，才创造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人类智慧，而人类只花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使计算机初步萌发出了智慧的幼芽。展望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将十分灿烂。
今天，AI技术风靡全球，而我这篇四十多年前的科普文章，虽处于人工智能研究的早期，明显具有局限性，但反映了当时科学家让计算机萌发智慧的探索，跟上了科学发展的步伐,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选中获奖。
科技新闻要求记者有敏锐的嗅觉，及时了解到将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科学进展。这正是科学记者撰写来自科学最前沿的科普报告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采访，了解到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正在跟踪研究国际上刚诞生的一个科学领域：纳米科学。我先在本报《独家采访》专版上介绍了他们的研究：
“我第一次听说这样一个新学科名词。纳米科学也就是毫微米科学，即研究的视野在千分之一微米的尺度内。这是国际上1990年才形成的新学科，它对微电子、材料科学、生命科学、机械学都有重要意义，被认为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门高科技……”。
为了进一步让公众了解纳米科学的重要意义，我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为我们的科普版撰写了《创造新时代的纳米科学》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纳米科学的由来和意义：
放眼展望下一世纪，又有什么新的科学奇迹，会像微电子技术那样改变整个世界？
科学家们认为，未来的科学奇迹已初露端倪，其中之一就是纳米科学技术，一门刚刚诞生于1990年的新学科。
这篇来自科研最前沿的科普文章，发表于1992年2月，离纳米科学诞生才两年,是国内最早介绍纳米科学的科普作品之一，获得了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品奖。
科学记者还应具有以科学眼光关心社会发展的责任感，结合采访，撰写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科普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沿海城市都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一批地学领域的学部委员考察了沿海城市后，提出要高度重视海平面的上升。他们到上海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参会的记者拿了新闻稿，多数急着回去发稿了，我留下继续听他们的介绍。会后，工作人员给了我更详细的资料，并让我跟随参加第二天向夏克强副市长的汇报。回报社后，我写了一篇科普文章；《一旦大海升高半米……》：
一份重要报告放在广东省一位主要负责人的面前:“根据全球海平面上升加快的趋势，估计到2010-203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平面上升的相对值，分别为20-30厘米和50-70厘米”。报告的署名人，是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六位学部委员。
目前，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距海50公里以内的海岸地区，海岸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较内陆高出10倍。荷兰学者估计，如今后一个世纪海平面上升1米，直接受影响的土地将有500万平方公里，约10亿人口，耕地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由于海平面上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科学界以外的许多人士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趋势的严重性。
初步估计，到2050年，上海地区的海平面将上升40—60厘米。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突发性的，但要及早考虑，采取措施。”
如今，关注海平面上升己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这篇科普文章及时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出的警示，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发挥了科普的社会影响作用。
抓住读者感兴趣的科学问题，采写专访式的科普文章，也应该是科学记者的长处。譬如，关于宇宙、外星人，始终是许多读者，尤其青少年读者感兴趣的话题。为此，我专访了时任上海天文台台长的赵君亮教授，合作写了《宇宙，一个亘古之谜》。在这篇对话式的文章中，着重谈了宇宙的年龄、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黑洞、小行星是否会撞击地球、球外文明等宇宙之问。这篇文章刊出后，引起了许多读者，尤其中学生读者的兴趣，当年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在《新华文摘》首届“我印象最深的文章评选”中获得优秀作品奖。
二、加强科普的人文性，将普及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作为科普创作的努力方向。
科技领域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大千世界,不仅新成就层出不穷，新的人物也不断涌现。因此，科普不仅仅是知识的普及，更重要的是科学文化的传播，能将蕴含于知识和人物中文化层面的内涵，科学坚果内所含的各种软性元素：即思想、方法、精神、理念等，向社会介绍、提倡、推广。给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等带来启发和帮助，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当初在从事自然辩证法写作时，我得到过在科学史、科学哲学上深有造诣的李宝恒、夏禹龙、陶稼祥、邓伟志、纪树立、沈铭贤等前辈的指导。转到科普战线后，就努力将科普和人文的结合，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我首先感兴趣的，是科学中的美学。环绕着这一主题，我写了《科学中的美》、《哪里有数，那里就有美》、《创造是美的产物》、《科学的艺术家——爱因斯坦》等20多篇文章，合辑成我的第一本科普书籍《科学与美》，在1985年全国科普作品评选中获得了优秀图书奖。
21世纪初，上海社会科学院约我写一篇迎接新世纪的科普文章，我撰写了《科学和新世纪》一文，从网络化、生物技术和低熵社会这三个方面，谈了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新思维和新观念，以适应新世纪的变化，如学会网络化生存、了解生物学发展带来的喜与忧、提倡从高熵社会走向低熵社会等。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科普文章，被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全文刊登，鼓舞了我从事人文性科普的积极性。
当代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我试图把这些理念，写成通俗易懂、活泼生动的科普文章。譬如《蝴蝶效应的启示》、《共生、合作与竞争》、《难得糊涂》、《复杂科学与大成智慧》等：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蝴蝶效应”的启示
“蝴蝶效应”也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成为现代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著名诗人苏轼，曾有这样两句诗：“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生动地描述了由一滴水引起西江陡涨的自然现象。这不就是“蝴蝶效应”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由于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联，往往某一个小小变化，会通过逐级放大，最后导致严重的后果。譬如导致全球天气异常的“厄尔尼诺”现象，就起始于赤道附近海面温度的微小变化，通过逐级放大，最后形成了一种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
今天，越是复杂的系统，对干扰的敏感性越强。这也是复杂系统的脆弱性所在。在证券市场上，会因某一消息的误传，甚至某一“红马夹”的击键失误而陡起狂澜，使股票价位发生突然波动；在消费品市场上，会因某一商品的突然意外缺货，引起不必要的物价混乱。所以，越是复杂系统，越需要防止某些意外的信息扰动，导致整个系统运行的失调或失控。这就是“蝴蝶效应”对我们的启迪。
这类普及科学思想的稿件，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一定的哲理性，结合通俗易懂的事例、恰当地引经据典、增加文采和可读性，受到读者欢迎。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科学画报》上，由卞毓麟先生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金苹果》文库，将文章收集编辑成《科学智慧》一书，这是我在普及科学文化方面的第二本书。
注意新学科，尤其是交叉性学科的出现，及时地向公众作介绍，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例如复杂性科学，就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科学。我们《文汇报》科普版曾多次发表谈复杂性科学的文章。近年来，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局面，更显示了提倡和普及复杂性科学的重要性。2022年疫情期间，我为《上海科技报》的“科学文化”版写了《时代呼唤复杂性科学》一文：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党中央多次提出，要有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能力。这一能力的提升，需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而复杂性科学，正是其中的一把利剑。
复杂性科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国内最早提出要重视复杂性科学研究，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80年代中期，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就是研究复杂性问题，并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
上海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市民生活等等方面，都会遇到许多复杂性问题。上海拥有一批从事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机构和队伍。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综合全市的智慧大脑，将复杂性科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为上海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
高铁的发展，是中国的骄傲。为此，孙章教授主编了一套《中国高铁》丛书，共九本。其中有一本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的角度谈高铁的影响，孙教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从高铁与城市发展、高铁与绿色经济、高铁对文化和思维观念的影响、高铁智慧等层面，进行了通俗的阐述。譬如在高铁对思维观念的影响中说：
古往今来，凡交通方式的变革和进步，都会给人们的思维观念带来相应的改变。高铁就颠覆了人们原有的时空观念。人们出行时，对距离的理解不只是空间距离，更是时间距离。
高铁促进了文化传播或文化扩散。尽管现在各种传播媒介呈多样化，尤其是网络传播的快捷、便利，使得文化传播达到了“零距离”的境界；但人的迁移和流动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更具有现实的力量。“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高铁促进了中国人口的流动，而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型和富有个性化魅力的城市文化。当高速飞驶的列车每天能把上百万的人群带往千里之遥，所引起的文化传播和扩散，是一股无比巨大的影响力量。
这本名为“高铁经济”的读物，得到了原铁道部老部长傅志寰等领导的肯定和表扬。由于我是丛书作者中惟一的外行，傅部长亲自动手替我把关，保证了书稿的科学性、正确性，令我深为感动。《中国高铁》丛书2023年获得了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的图书奖。这是我横跨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领域，撰写科普书籍的一次尝试。
传播科学观念更成为《科技文摘》的一大特色。我们在全国媒体上最早介绍了“知识经济”、“循环经济”、“内容产业”、“创意经济”、“会聚技术”等新的概念，杨福家院士曾评价说：许多世界性大报都设有科学版，其中《纽约时报》的科学版影响最大；《文汇报》的“科技文摘”学习了《纽约时报》的科学版，而在介绍科学发展带来的新思想、新理念方面，我觉得《文汇报》“科技文摘”比《纽约时报》做得还好。
科学的精神、思想，更多地体现在科学家身上。科技记者经常与科学家打交道，有责任反映科学家的人文精神。我采访过许多科学家，而影响最深刻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丁肇中教授曾三次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日内瓦欧洲核子中心采访，每次长达半个月。我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在一旁观察他的工作，与他交谈。在这过程中，我具体地感受到他守望宇宙、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在我采写的多篇科普报告：“寻找另一个宇宙”、“仰望宇宙的对话”、“我只做一件事”、“科学，为了人类的明天”等；既介绍了他对宇宙之谜的艰难探索：更反映了他求真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追求真理。求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和真谛。在丁肇中身上，求真、认真、较真、率真，处处可看到这个大写的“真”字。而真、善、美是统一的。惟真才美；求真至善。通过对丁肇中等科学家的采访，我进一步体会到，科普的至高使命，就是传播科学中的真、善、美；弘扬求真、爱美、扬善之心。因此，我第二次采访回来后,《文汇报》不惜篇幅,用四个版面刊发了我的稿件，认为这样具体而形象地反映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精神，符合《文汇报》作为人文大报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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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针砭时弊，撰写科普性评论
退休后，我离开了采访第一线，但多年的记者生涯，促使我继续关注着与科学有关的社会热点。我曾在报社的评论部工作过，于是拿起了评论这把“短枪”，开始写科普性的评论。
科普评论，可针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阐述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或针砭时弊，消除认知的误区；或帮助社会风气的转变，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科学素质。
在《上海科技报》李立波总编的支持下，我和倪既新、许兴汉两位合作，开设了“科学众谭”专栏，三人轮流，每周一篇短论。我总共写了近60篇。如：《“财神”喜欢爆竹吗？》、《提倡科普“啄木鸟”》、《警惕“灾链反应”》、《“旧”也是一种美》、《奶牛的“打嗝效应”》、《土楼和高楼》、《夏日书香》、《也谈“怀疑精神”》、《别把保罗真当“哥”》等等。这里，摘录其中的一篇:
不妨与霍金打个赌
自去年以来，“2012”似乎成了一个蕴含着某种不安的字眼，先是有电影《2012》，把2012与恐怖、灾难相联系；后又流传着一个“玛雅人预言”，说2012年将是“世界末日”；更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大科学家霍金也发表了一个惊世骇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
霍金是一位令世界敬重的科学家。近几年，霍金经常对未来发表各种预言，体现了一个科学家超众的智慧和远见。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霍金的“地球200年内毁灭”论，摇头者就居多。当然，也有人认为，霍金的预言，反映了对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的一种担忧，并非完全是“戏言”；然而，科学思维是严谨的，即使进入未来这个领域，也同样要有逻辑和理性的支持。对于有影响的科学家来说，不能有 “过戏”之言。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关于“世界末日”论出现，这种种“末日论”，有的出于神学和宗教的需要，有的纯粹是一种娱乐文化。灾害再多，对未来仍要充满信心。地球的历史，会在200年内终结吗？对此，尊敬的霍金教授，我们能打个赌吗？
科普评论既是舆论战线上的“短枪”，也可以成为“长枪”或“短炮”，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前几年，《科学》杂志约我写这类稿件。《科学》是一本影响力很大的高级科普刊物，我配合时政，撰写了《为中国科学补堂“人文课”》、《为我们的民族补堂“数学课”》、《以奥运精神强健科学“体魄”》、《呵护这片科学“原生态”》等多篇具有宏观性的科普评论。
为我们的民族补堂“数学课”
最近，随着国际数学家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一股可喜的“数学热”正在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中升温。上一次，还是陈景润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时，借助于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陈景润成了整个民族的“知识英雄”。如果说，当年的“哥德巴赫猜想”热，激发了许多人对数学、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今天“数学热”的再起，应该成为提高我们国民的数学素养，普及数学思维的有利契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然而，在我们民族的思维传统中，也有自己的弱点和短处，如思维重定性，而不重定量。量的概念成为理性思维中的一大缺损。直到近日，各种违背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与缺乏基本的数学素养有关。数学思维要求定量化、精确化，凡事“心中有数”， 不能大而化之，不能马马虎虎；数学最讲实事求是，1就是1，2就是2，不能搞“数字游戏”。数学思维要求人们对量的变化有高度的敏感性，不做“数糊涂”。数学是一个理性思维的宝库。社会文明的进步离不开数学，数学的思维和方法，是现代文明必须汲取的营养。这次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机会千载难逢。当数学家们在会场上激起一场场“头脑风暴”时，当本世纪首次菲尔兹奖在北京颁发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走进课堂、书店、图书馆，为自己补一堂数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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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科技记者与科普作家结合之路
多年的科普写作，帮助我探索了一条科普编辑、科普作家和科技记者相结合的道路。我是作为科普编辑调入《文汇报》的，部主任张煦棠要求专副刊编辑与采访记者不分家，并把科技含量较高的采访任务交于我。这就给我提供了参与科技采访的机会。作为记者，要有高度的新闻敏锐性，以“快”取胜。而我缺乏记者敏捷、灵活的品性；就设法扬长避短,走一条以“深”取胜，以深度报道为主的路。这个“深”，包括采访的深入、内容的扎实、剖析的深锐、思想的深刻。譬如，我一直关注着黄浦江的污染问题。在科学会堂参加过多次相关的研讨会、报告会，积累了许多资料。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撰写了长篇深度报道《黄浦江的警告》，在头版头条刊出。
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但很快他们就没有声音了，因为朱镕基市长看了报道后说：我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两个月后，他在黄浦江上流水源保护现场会议上做了讲话，观点和材料与我的报道一致：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没有黄浦江，就没有上海。我们应该怀有对母亲一样深的感情。
现在黄浦江水体黑臭状况逐年严重，1988年黑臭天数为229天，比1963年延长近10倍。我们不能再这样糟蹋黄浦江了，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母亲河了！ （摘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今天,黄浦江两岸己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胜地，我几乎每天都会到滨江走一走，看着日益变清的江水，回当年采访、写作的这段经历，常不胜感慨。
科普写作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得益于此，我参与了多项科学咨询、调研课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参与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作为长三角区域规划的最早参与者，我同时用新闻、论文和内参等，反映了这一进程。由此，我得出了一个体会：记者若仅仅是时代的记录者，再快也总要慢一拍；而一旦成为直接参与者，就能与时代的脚步保持了“同步”，从而领先于新闻界的同行。我积极参与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被市科委、市科协列入咨询专家库，因而有过多项“第一报道”，如第一家转制的研究所、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人才银行”，以及崇明生态岛开发、青草沙水源的提出等等。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很快获得这些消息？我答道：这些事情发生时，我就身在其中。新闻采访要求记者有“第一时间”的观念，而我把这“第一时间”，从路上提前到了现场。当然，记者不可能事事亲历而为，此时科普知识就帮了忙，你能与科学家对得上话，他不必就许多概念、术语费力解释，就能视你为知己，侃侃而谈。我的许多科技报道，都得益于此。
我从事科学普及和科技报道四十多年，面对着博大精深的科学殿堂，仍深感自己知识的浅薄。要拿捏好科普这支笔，当好科技记者，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首先是向书本学习，每次采访前做足功课，查看相关的书籍、教材和文章；其次是向采访对象学习，采访时多听多问，每次采访，都是学习的好机会。数十年的科技采访，为我提供了无数次的学习机会。我常告诫自己：不要学猴子掰苞米，要珍惜所得知识的积累。平时，依照铙忠华先生所说的：把看科普书籍、期刊，作为最大的业余爱好。要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恩格斯提出的“半通”来要求自己；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学也应有一定的了解。科学会堂是我的大学，每周的活动安排表，就是我的课程表。好多年，我几乎每天都到科学会堂 “打卡”：参加各种讲座、研讨会，并参加了多个学会，获得了大量最新的知识，才有跨学科撰写科普文章的勇气。我一直提倡科学记者应参与科普创作。国际上，有不少记者或有过记者经历的人撰写科普著作,尤其在一些涉及科技与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领域，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里夫金，就曾有过记者的经历。他们一直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当然，能成为这样的作家，我们还相距很远，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相信年轻的同行能走上这条路。而我们这一代，只是这条路上的铺路石。新闻界的前辈要求记者成为杂家。因此，与各位科普作家,尤其是具有专业背景的科普作家们相比，我勉强算个“科普杂家”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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