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科学不发声
——对话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
人物小传 郑永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香江学者计划首批入选者，主要从事月球与行星地质的研究，2016年5月获得卡尔•萨根奖。
5月9日，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宣布，将2016年卡尔•萨根奖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
与“获得卡尔•萨根奖的首位华人”这一头衔相比，郑永春更愿意别人将他看作普及科学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报刊、课堂、网络……他把自己当作“布道者”，为科学发声。
他在“获奖感言”——一则发布在微信朋友圈59秒的语音中说：“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声音，科学会让社会变得更加理性、包容。”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精神，亦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解放日报记者 王一
得知自己获得卡尔•萨根奖时，郑永春正在中关村的一所小学里作科普讲座。心中的喜悦并未冲散演讲的思路，他一如既往地鼓励孩子们，学着从一个高远的角度观看地球——尽管他自己也从未跃出过这个星球。
他对孩子们的鼓励，令人联想到人类历史上那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索：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太空飞船在穿越冥王星轨道后，采纳了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建议，从64亿公里外的太空拍摄了一张地球的照片，并传送回来。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得以从外太空观察自己所生存的地球——阳光照射下一个渺如尘埃的“暗淡蓝点”。
从这个孤独的小点出发，卡尔•萨根创作出了堪称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通俗天文学作品——《暗淡蓝点》，他也由此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科学“传教士”。1998年，卡尔•萨根去世两年后，以其名字命名的卡尔•萨根奖正式设立，颁授给那些把科学传播视为己任的奉献者。
18年后，郑永春成为卡尔•萨根奖首位华人获得者。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这样解释其获奖原因：“郑永春博士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科学成就。”
用科学触碰遇到的所有人
采访郑永春是有条件的。“报道我的观点就行了，关注科学和科普，少关注我本人。”一旦聊出了“界”，郑永春会有意识地把话题收回来。
一切都源于2000年。
那年，郑永春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读硕士，开学不久，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请新生吃饭，话题自然离不开月球研究。一下子，郑永春的热情被点燃了，当欧阳教授问“谁愿意跟着我做月球研究”时，两桌人20多个研究生，他一个人举了手。
从农大学生物的本科生，到研究月球土壤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轻描淡写地将这种成长与转变归结于性格中的“不安分”。他说：“内心深处，我无时不在期冀新事物的发生，中国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走向月球是早晚的事。”
他愿意用科学去触碰遇到的所有人，像当年的欧阳自远院士一样：“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那就值得了。”
解放周末：您博客的自我介绍是“胸怀整个宇宙的科学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获得卡尔•萨根奖，在您看来是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郑永春：获奖纯属偶然，比较幸运。对我来说，这个奖不证明什么，只是对我正在做的事情的一种鼓励。
我做一件事，有三个价值判断——首先，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其次，我有能力去做到，能够胜任；第三，我有兴趣去做，如果你内心很勉强，那还是别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正好符合这三方面要求，于是我就做了。
解放周末：回头看看，当年选择从事月球研究，究竟是一次成功的审时度势，还是一场幸运的青春之勇？
郑永春：我从农业大学生物学专业，到地球科学类专业，又在天文台待了11年，横跨了“天”、“地”、“生”，我甚至还在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待了三年，确实不太循规蹈矩。
解放周末：听说您目前正在筹划给北京甚至全国的中小学教室挂上太阳系、银河系的图，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郑永春：中小学课堂经常会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中国地图鼓励孩子们了解家门之外还有大好河山，世界地图展示出国门之外的世界，太空图则会给他们一个更辽远、更宏大的角度。
现在的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见到过科学家。平时接触不到科学，科学家都没见过，怎么会想当科学家、学科学呢？我上次问几个孩子，以后想做什么，他们都说想当大老板，我想他们看到、听到的应该都是当大老板就是成功。如果不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哪儿来？
动员全身细胞为科学传播“站台”
郑永春的科普之路起始于十几年前的一次杂志约稿。随着兴趣加深，越写越多，短短两年内，他发表了100多篇科普文章，讲述月球的运行或火星上种土豆的故事。他认为，传播越多，就越多人看到，“科学就是应该分享的”。
他反应极快。天文台的同事都惊讶于他的写作数量与追逐热点的速度：“早上新闻刚出来，晚上稿子就发出来了。”而且，几乎篇篇都能爆红网络。
他耐心惊人。网友的每条提问，他总是悉心答复。即便那些有意找茬的，他也会小心地找一句话圆场。
他仔细亲切。给孩子们讲行星和宇宙，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有时还配上音乐和视频。有些孩子给他写很长的信，有的则托父母微信联系，想找到行星运转的视频反复观看。
新媒体时代让郑永春有了新的平台——微信公众号“科学青年”。在公众号创刊词《未来已来》中，他写道：“作为最庞大的科研群体，我们不能没有声音，在大家都默默无语的时候，我们选择站出来。”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男人时刻被使命感驱使，仿佛要动员全身每个细胞为科学传播“站台”。
解放周末：科学素养是一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在您看来，培养科学素养，这项工作应该谁来做？
郑永春：首先，我希望中小学老师能在学校做科普，组织社团、创办协会，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此外，一些公益机构与商业机构也应该具备一定的科普功能。
最重要的是，科学家群体应该承担责任，科学家是有做科学传播的责任和义务的。科研不应该与社会脱节，科研经费主要由国家拨款，实际上也来源于纳税人，理应对公众有所反馈。
解放周末：当前我们还没有建立这种反馈机制，很多科普工作还存在着缺位、不到位的现象。
郑永春：是的，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科学作家或科学记者，跟踪科技前沿，将专业论文通俗化，告诉大家现在都有什么新发现、可能会有什么发现，我们却没有，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地，公众了解后，才会对这个学科有更多的支持。量子通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不太了解量子通信，但是你的视野里不断地出现这个词，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量子通信很重要，也就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解放周末：不少公众事件，比如谣言、迷信、诈骗，有时都是因为科学的缺位。来自各方各面的声音熙熙攘攘，唯独缺了科学的解释。
郑永春：热点事件引发关注，公众需要信息，这时如果科学不发声，那么总有其他声音会占据话语权。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应该找机会向大家解释某种疾病是如何形成的、应该怎么预防和治疗，人们遇到这类问题时就很容易想到你，想听听你怎么说。钟南山院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有呼吸系统疾病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出来发言，帮助公众答疑解惑。科学家也应该这样。
科普事业的利好消息
问郑永春：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在科普上，会不会影响日常科研和生活？
要说不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一个讲座通常就要耗费半天，更不用说事前准备了。郑永春只能压榨自己的休息时间：讲座一般安排在周末或晚上，如果要去中小学，就只能提前处理完手头的活儿，再赶去学校……
别无他选，唯有抓紧再抓紧。深入浅出的科普文章背后，是他的日常积累：看到新的科研成果，他都会着手整理，并转为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的文字；坚持做大量阅读，还原每一个细节，才更具说服力。
这样的坚持并不容易，但郑永春乐在其中。他最担心的，是从事科普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务正业”“爱出风头”的负面印象。
好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科普被习近平总书记“点名”了——“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郑永春觉得，这是科普事业最大的利好消息。
解放周末：很多科学家不愿意多做科普，是因为科学家做科普看起来有些“跌份儿”，不如搞科研“高大上”，您怎么看？
郑永春：这是学术圈不好的氛围，也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最大障碍。花时间做科普，领导也许会觉得你不务正业，同事可能误会你爱出风头，在学术共同体里也得不到认同。我认识不少本来对科普怀有热情的同行，都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了。
解放周末：这种误解是怎么形成的？
郑永春：与当前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只有“知识传授课”，缺少“科学探索课”，只能通过社会资源来补充。而社会上的科普资源本已稀缺，优先提供给青少年后，其余项目寥寥无几，难免给人们留下科普只是针对小孩子的印象。
很多科学家虽然口头上说科学传播重要，但内心深处仍是不屑的。很多青年科学家正处于学术成果积累、个人职业发展的上升阶段，而从事科学传播并没有被纳入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并不计算“学分”。久而久之，误解就产生了。
解放周末：科普工作在很多科研单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的专职科普队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激励，士气普遍不高。科普之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郑永春：我强烈建议，主管部门在政策制定和人才遴选方面要公平对待，将科学家做科普的贡献计入“学分”。“唯GDP”会让经济和环境付出代价，科研领域“唯SCI（注：SCI为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同样也会导致科研的急功近利，要实现考核指标的多元化、科学化，才有利于科研、科普事业的健康发展。
用科学输出一种价值观
你不会知道郑永春最喜欢的科学家是谁，因为他会告诉你太多了：“每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的必然都有过人之处，我欣赏所有优秀的人。”
近期，最让他关注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狂欢。4月12日，“科学巨人”史蒂芬•霍金通过社交媒体“空降”中国，引起了网友的集体追捧，短短10小时内，粉丝数突破160万。
霍金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圈粉”无数？
在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无疑是令人敬仰的根本原因。霍金在轮椅上坐了40年，全身只有三根手指能动，演讲和答问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来实现。然而，他撰写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读者。
郑永春羡慕着霍金开微博的热闹：“多好的科学传播榜样啊。期待着中国科学家能够迎来这一天。”
解放周末：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这么高深的科学理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无数网友对他如此尊敬崇拜？
郑永春：霍金能有这么大的公众影响力，不仅仅靠他的科研能力。就像爱因斯坦一样，霍金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成为整个物理界和天文界的代表人物。
如今的很多科研项目，比如搜寻外星人、突破摄星等计划，霍金都不是直接参与的，但他会给这些计划站台，利用他的影响力，争取支持、争取资金，也让公众更了解科学的进展。
解放周末：前不久，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美国公众对待科学家与科技态度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79%的公众会时刻关注科学家。如果在中国做这样的调查，结果会……
郑永春：相差甚远。上世纪80年代，卡尔•萨根主持拍摄了一个13集的纪录片《宇宙》，获得巨大成功，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70多个国家上映，对整个国家、全人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有十几位这样的科学家，让全世界的人对我国科学家正在研究的东西感兴趣，那对我们文化输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解放周末：提到文化输出，人们想到的大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国的科研、科普，甚至科学家。
郑永春：好莱坞的电影，2013年有 《地心引力》、2014年有《星际穿越》、2015年有《火星救援》。每一部的票房收入都上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片子输出了一种价值观——勇于探索、追求梦想。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片子？没有。
《星际穿越》里的黑洞是一流的天文学家根据数学公式用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第一次把黑洞的影像逼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火星救援》呈现的是美国航天局正在研发的技术。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基于现有技术的合理想象。这样的片子被称为硬科幻，没有科学家参与，光靠知名导演是拍不出的。如果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风靡全世界，影响力当然会增强，这比很多硬性的文化输出都要强。
宇宙让人变得谦卑，又能激起梦想
郑永春自称是一个注定要颠覆的人。但最近，在他的脑海中颠来覆去的是另一位颠覆者——埃隆•马斯克。
马斯克有句名言：“在火星上死去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在他看来，去火星是他的终极梦想，也是他踏足航天的缘起。
2002年6月，马斯克创立Space X。这个仅有物理学学士学位、胆大包天的“门外汉”就此闯入航天业，决意要研制便宜又可靠的火箭，实现他的火星梦。
造火箭很难，去火星更难。挺过黎明破晓的黑暗，方能得窥旭日渐升的瑰美。
2008年9月28日，猎鹰一号火箭终于成功入轨，马斯克飘悬的心也悄然着陆。2012年5月25日，SpaceX公司“龙”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成为有史以来首艘造访空间站的商业飞船。2017年起，两家公司预计将分别执行6次和2次正式载人航天任务。
那么，我们呢？
郑永春从近忧之中看到了远虑。“以天之语，解物之道”，不知来路，不求探索，如何到达未来？
解放周末：对马斯克这样的人来说，隐藏着的宇宙本质根本无法抵抗求知的勇气，只能揭开它的秘密。
郑永春：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宇宙、星空是人类的天然兴趣，“有没有外星人”始终是公众最关注的科学话题之一。但有时，繁星仍在，只是我们已经迷失，迷失在现实的社会困境中。
解放周末：从事天文学研究后，您观察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否也有了改变？
郑永春：学了天文之后，我的世界观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都市里，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过星空，我小时候很喜欢仰头看，很震撼。有这么多恒星、行星，地球只是其中一颗，感觉我们很渺小。
所以，有人说，喜欢天文的人会比较谦卑，不会自高自大，同时，航天和太空探索，又会激起人的梦想。依靠科技的力量，人类能登上月球，到达火星，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
解放周末：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让我深深敬畏与震撼，一个是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
郑永春：如果缺少了天与人的交流，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生存的竞争，生活的压力，让我们变得浮躁，无暇顾及远方。有的人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大声喧哗，不顾及他人感受；有的人在万米高空大打出手，不考虑其他乘客；过马路、闯红灯、抢电梯、捞实惠，唯恐慢了半步；面对弱者和不幸，我们没有及时伸出援手。我们只看重眼前的物质财富，只看重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宇宙依然按其自身规律演化变迁，只是我们看待宇宙的视角已经改变。
解放周末：如要帮助人们重拾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您有什么建议？
郑永春：我希望每个人都要保留对这个世界的一份好奇心，不懂的就要问问，没做过的就去试试，并且尽量采用观察、实验、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始终对太空保持好奇，因为我们处于同一片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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