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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精思 用爱耕耘——向卞毓麟先生学习如何做好科普
[2016-12-27 11:10:16]

 

【卞毓麟科普创作研讨会·发言稿选登】

博览精思  用爱耕耘——向卞毓麟先生学习如何做好科普

林清

    今年年初,蒙卞毓麟先生厚爱,我收到了他赠送的两本新书:《恬淡悠阅》和《巨匠利器》。拿到书后,我就迫不及待地通读了一遍。《恬淡悠阅》一书,书名就很特别,只看书名,我想不到其主题究竟是什么,阅后方知其实是卞老师从事科普写作后发表过的一系列精彩短文之合集。其中,既有书评,也有很多往事逸闻。看起来平平淡淡的一篇篇小短文,一气读来却似看了一部卞老师科普生涯的精彩传记。
    我和卞老师交往也有十多年了,交集主要在天文学会的科普工作上。当然,我也会时不时地阅读卞老师的科普著作。看过《恬淡悠阅》这本书后,忽然发现自己对卞老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他对科学书、科学人、科学事的评论中了解了更多卞老师的治学和写作理念。这些对我自己的科普工作也颇有启发。因此,不得不说,这么一本看似平凡的小书,确是一本好书。
    今日恰逢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会,正好也可借此机会谈一些自己如何受卞老师的启发、如何写好科普作品和做好科普活动的肤浅体会
    一、厚积薄发,用心方能成就著作
    认识卞老师的人都知道,他在科普工作中拥有两大利器:写作和演讲。
    今天这个研讨会主要是讲他的科普写作。其实,卞老师的科普演讲同样十分精彩。我担任上海天文学会秘书长期间,举办各种科普活动,比如科普讲座,首先想到的主讲人选都是卞老师。这不仅是因为他讲得精彩,更是因为卞老师的每一次演讲都会有新的主题、新的内容,绝不简单雷同,凭老本吃饭。
    卞老师的科普创作,更是不用多说,之前诸位科普同仁的评价和讨论都已充分展现了卞老师在科普创作上的丰硕成果。他的作品如果全部打印出来摞在一起,其厚度,我相信肯定会超过姚明的身高。因此,卞老师的具体科普创作成就,我就不在此赘述了。我只想谈一谈卞老师能够在科普写作领域达到如此高度的真正秘诀在哪里。
    其实,卞老师在自己的书里已经清楚地作了表达,那就是:博览精思、厚积薄发。
    这八个字,字字千钧。说得容易,做到很难。
    所谓博览,就是博览群书。我去过卞老师的家里,亲眼看到他不大的居室里到处是书。如果你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他要看过多少书,才能拥有如此庞大的知识储备。只有掌握了足够丰富的资料库,才有可能在写作之时信手拈来。当然,不仅是卞老师,在座的众多写作大家,我相信也是这般博学,方有“下笔如神”的功力。
    所谓精思,就是不仅要读,还要思考,要与作者“对话”,参透作者的思想。这是更高一层的境界。只有经常进行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创作的时候挥洒于纸上。没有思考的文章就是一些资料的堆积,其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厚积薄发,当然就是博览和精思的必然结果。卞老师的科普创作,除了博览和精思之外,更多地还得益于他做一线科学家的经历。他在1998年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之前,曾经在北京天文台的星系研究组工作了30多年。长期的科研实践使他充分理解科学工作和科学思维的特点,更使他拥有足够扎实的现代天文学专业基础。这样的专业背景,再加上他发自内心对科学写作的喜爱,以及在写作生涯中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才成就了他在科普创作上的高度。
    本人从事科普工作也已将近20年了,与卞老师相比却是无比惭愧,只是在工作岗位上组织了一些科普活动而已,科普创作上鲜有成绩。但是我也还是阅读了不少科普作品,其中当然也包括卞老师的许多作品。结合卞老师在治学和写作方面给我们的指导,我自己总结要成就一本好书,作者可能需要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是要有思想,并体现在书中。让读者看完书后,会觉得在某一方面受到了启发,觉得作者的思想中有某些方面确是自己之前没想到过的,但又十分有道理。这样的书才是真正有用的书。可惜的是,国内的原创科普书很少有能达到这一标准的,大都是知识的堆砌,甚至很多就是从网络上摘抄来的,因此只能说是教科书的补充。
    其次是要有料。就是书中得有一些不常见而又十分有趣的资料。这样的书才能让读者扩展知识、学到东西。要达到这一要求,作者就必须博览群书,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广泛的人际交往。
无论是阿西莫夫、卡尔•萨根,还是卞老师,众多科普大师的作品都具备这样的特点。你看他们的书,一定会领略到很多平时不知道的精彩,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感悟。有思想、有史料,是一本好书的基础条件。
    第三是要有文采,要通俗易懂,更要让人赏心悦目。卞老师特别指出,科普作品要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力求兼备科学性与文学性。因此,科普作家必须提升文学修养。当然这里的文采并不是舞文弄墨、卖弄文字。科普的对象是大众,你要把艰深的科学原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为了自我炫耀而大量引用一些不常用的典故,故弄玄虚,实际上反而会失去了科普的本意,弄巧成拙。
    最后,我觉得一个科普作者要能成为大师,还必须更上一个层次,就是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自成一家。这是比“有文采”更高的要求,不仅要通俗易懂,还要写出自己的特点,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人的作品。比如阿西莫夫的作品,别人就很难模仿他的风格。卞老师的作品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如《追星》中许多精彩的语言,也是其他作者难以模仿的。
    以上四点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位优秀科普作家应具有的基本特质,前面两个是科学基础的必备,后面两个是文学方面的提升。我认为卞老师的作品之所以优秀,就是因为体现了这些特点,理所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学习和思考卞毓麟先生科普作品的同时,我也想到了出版社在科普教育方面的社会责任。一个国家的主流出版社,能否不断引进和推出优秀的科普作品,对于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当前科普出版工作的总体状况是很好的。但是科普图书出版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良现象,这令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请原谅我暂时离题,谈一些关于当前科普图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及我的意见。
    当前,中国的出版界有个怪现象,就是该自由的地方不自由,不该自由的地方却很自由。似乎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出版。我很遗憾地看到,书店里,不时会出现一些民科或伪科学的作品。完全是违背科学原理的胡说八道,却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书店的科普专柜(养生方面是伪科学的重灾区,天文领域主要是民科)。当然,有人会狡辩说这是言论自由,但是我认为应坚持弘扬真正的科学。在当今公众科学素养还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大多数群众是缺乏辨识能力的,很多伪科学的是确实有害的。从自由的角度看,你可能无法阻止它们的出版,但是我觉得负责任的出版社还是有义务在适当的地方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标识,比如加注“此书非主流科学观点”等。在书店里,你更不能让它跻身“科普”柜台,而应该专设一个“另类思想”的专柜。是非可由读者自判,但是你出版社还是应该在大方向上有一个判断和区分,作正确的引导。
    另外一个乱象就是科普翻译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大量国外优秀的科普作品被引入国内,在国产原创科普作品匮乏的情况下,这些翻译作品成了当前科普作品的主力军,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也忧心地看到,许多翻译作品的翻译质量低下,专业名词不规范,有的甚至语句不通。上海出版界情况相对较好,外地很多非主流的出版社就是良莠不齐了。从我自己从事科普翻译的实践来看,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文学素养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好的作品一定是反复推敲,反复与原作者探讨,以及经常向同行请教才能完成的。但是我注意到现在的国外科普作品,似乎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翻译。这些译作科学名词使用不规范,甚至歪曲作者原意,遗祸无穷。
    所以我强烈希望借此机会向出版社呼吁:能否建立科普翻译门槛制度,能否设立一定的测试标准来检测译者水平。译者必须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和文字写作水准才能被允许从事翻译工作。上海出版界虽然做得较好,但是我仍然在此希望上海出版界能够起到带头的作用,带动全国出版界建立一定的规范标准,使得无论是原创科普作品,还是翻译作品,都能达到一个起码的科学标准,杜绝那些害人的低劣科普作品的问世。这方面还是不能太自由了。
    二、心系大众,用爱支持科普事业
    我和卞毓麟先生的相识和工作交集,主要源于上海市天文学会的科普工作。卞老师来到上海不久,就应邀担任了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在我担任学会秘书长期间,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对科普工作的认识。
    卞毓麟先生在北京天文台工作多年,临退休前却选择了进入科普出版领域,毅然南下来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工作。在常人认为应该轻松享受退休后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却挑选了难啃的硬骨头,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成立了版权部,做起了全新的工作,承担了编辑出版包括“哲人石丛书”在内的大量出版工作。这一举动令很多朋友吃惊,这究竟是为何?
    答案就在卞老师自己写的一句格言之中:科普,决不是在炫耀个人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为公众奉献的田野中耕耘。
    卞老师认为,科普创作固然重要,但却只是个人的演出,精彩有余,却也力量有限。到了出版社,他可以进行更多的选题策划。优秀的编辑可以成为美化公众精神生活的心灵“时装设计师”。一名科普作家每年能写好两三本书已很不容易了。而现在,由他策划、从他手里编辑加工出去的好书,一年可能是数十本。更重要的是,在他已不再年轻的时候,个人的创造力已很难与年轻人相比,但是卞老师将他的经验用于编辑出版和选题策划工作,却可以带动整个团队为社会贡献更多、更优秀的科普作品。他深以为傲。
    这一思想的根源,就在于他的爱心。他对公众的爱,体现在他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奉献他的科普作品上。这其中,有他自己的创作、有他翻译的创作、有他策划的创作、有他面向公众的科普演讲,更有他对各种科普活动的积极支持和无私奉献。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上海市大众科学奖、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能取得这种“大满贯”级的成就的,全国天文界恐怕仅其一人了。究其根源,都是他对公众的“爱”。
    具体到卞老师对我本人的帮助,首先是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总是第一个提醒学会领导要积极支持和推进科普教育活动,并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各种公众科普演讲活动,以他的渊博知识和无双口才为大家奉献一场又一场精彩的科普报告,令许多听众终生难忘。我们合作十多年,卞老师从来没有拒绝过一次关于科普工作的帮助请求,哪怕是在他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也会尽力提供他的帮助。
    2010年,上海天文台和上海市天文学会发出建设上海天文馆的倡议,并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积极支持之后,卞老师更是以最大的热情给予积极的帮助。他回想他自己的青春时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以一腔热血投身上海天文馆的建设,可惜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当年的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向前推进。卞老师也为此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因为之后长期从事天文科研和科普写作取得的实践经验,反而能在今天,上海天文馆重获新生的时候,以另一种身份来帮助上海实现这个建设世界一流天文馆的梦想。
    多少次专家咨询会,多少次资料审阅,多少次给予热情建议和指出问题所在,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卞毓麟先生在这过去的几年里给予上海天文馆筹备工作的无私帮助。如今,上海天文馆已经于2016年11月8日奠基开工。4~5年之后,一个国际一流的天文馆将出现在临港新城的滴水湖边。我将带领我的团队为此而努力奋斗,不负卞老师心系大众科普的一片爱心。我们的天文馆,不会忘记卞老师。
    我经常会想,卞老师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阿西莫夫,或是中国的卡尔•萨根?以他在中国天文科普界的地位,我觉得是够得上这样的称号的。但是事实好像又很不一样,国情不一样,个人走过的路更不一样。阿西莫夫、卡尔•萨根的成就除了个人能力,还有强大的国家科技资源作支撑,硬要作这样的比较其实很不公平。无论如何,卞老师就是卞老师,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中国天文科普界的第一人。
    最后,我觉得也许我应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达到卞老师的写作高度。当然,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目标,至少在作品的数量上,我自知已没有这个可能了,卞老师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作品数量大概就已超过我现有成绩的十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未来的努力,加大博览精思的力度,也希望能够有个别作品去尝试追赶一下卞老师的水平。这也是我的追星之梦。
    感谢研讨会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以此与各位朋友共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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