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麟科普创作研讨会·发言稿选登】
把科学精神融入民族文化
孙正凡
摘要：
作为天文科普界的晚辈，本人从卞毓麟先生的作品中受益良多。在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过程中，尤其在公众讲座过程中，本人遇到了如何更加生动形象、贴近受众生活来解释“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的问题。通过广泛地阅读、思考及对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历史的考察，我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卞先生从人文角度切入天文科学普及的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效仿，并深入拓展的，这样做有利于把更丰富有趣的科普作品带给受众。科学普及工作，尤其是天文科普，涉及的不仅仅是科学本身，更要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历史阶段打交道。在今天传统文化即“国学”重新兴起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用科学精神重新考察和审视传统文化。有关“科学素质基准”的讨论，既体现了中青年一代科学家对科学精神的坚持，也反映了科普队伍的新成长。谨在此向卞毓麟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尊敬的卞毓麟先生，尊敬的各位科普界前辈，各位朋友：
作为科普界的晚辈，我非常荣幸能够借这次机会向卞老师表达崇高敬意。跟几位科普同行一样，我也是读着卞老师的文章长大的。我跟卞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渊源，2008年我从北京到上海来工作的时候，卞老师就曾经当面指点过我。我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杂志负责编辑的第一篇文章，作者就是卞老师，主题是纪念天文望远镜400周年。当时我谨慎地做了几处轻微的调整，卞老师拿到修改之后的样稿时，还不知道是我改的，但他评价说，这个编辑是内行。这也算我初入科学编辑这行时的一次值得骄傲的经历吧。
借此机会，我想谈谈这些年从事天文科普工作的几点感悟，以及对卞老师文章的几点体会。
一、得“天”独厚，深入科普
在科学普及方面，天文学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人们对生活其中的天地宇宙持有天然的好奇心。
天文学就在我们身边。天地宇宙、日月星辰、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天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且随着天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发展，从物质结构到宇宙空间，从生命演化到外星人，我们所好奇的问题都得到了至少初步的回答。它们都跟天文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人文历史同样如此：从《诗经》和屈原《天问》开始，我们的文学作品就常涉及对天文现象的描写，及对宇宙奥秘的不停追问。卞老师常从古今中外的诗歌、神话故事、历史传奇等多个角度谈天文学对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常常引人入胜、老少咸宜。
而且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卞毓麟先生的老师，著名天文学家、天文教育家戴文赛先生，也写过一些非常优秀的科普作品，其中《牛郎织女》入选了目前的苏教版教材。使用这些教材的同学长大后应该说自己是读着戴文赛、卞毓麟两代名家的科普作品长大的了。之所以能发现这件事儿，是因为我最近在整理一些谈及天文现象的古代诗词时，看到了席泽宗先生有篇文章 说，戴文赛先生曾经打算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关天文的内容辑录成书，题名《星月文学》出版，可惜他生前没有完成这项宏愿。看来从人文角度进行天文科普，用诗歌故事讲科学，卞老师也是有师承的。卞老师在科普领域里继往开来，把非常优秀的科普传统和探索精神传递给我们这些后辈，让我们也受益匪浅。
从古诗词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入手，进行天文科普，可减少部分人认为“天文是高冷的”偏见。正如戴文赛、卞毓麟先生已经做过的工作所证明的，天文学本来就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更广泛一点来说，科学，至少是科学问题，本来就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提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倡学习传统，学习国学的时候，更加有必要强调用科学思维重新理解和审视传统和国学。这就带来我想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二、坚持科学精神，反思传统“不科学”的成分
虽然人们都对天地宇宙感到好奇，但是受制于中国历史的原因，天文科普实际上也面临一些天然的阻力。在中国古代，天文学跟占星术绑在了一起，属于皇家机构垄断的知识。古代的天文官员被禁止跟其他官员进行社交活动，民间禁止研习天文知识。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有非常丰富的天象观测记录，且有非常精确的历法知识，但相对于古希腊天文学，相对于属于科学的天文学思想，的确缺少一些重要突破。以至于卞老师的上海老乡、明代学者徐光启跟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接触之后，发现我们得全面学习希腊天文学，引进地心说模型来制定中国新历法。
在做科普工作中，尤其是在开展公众讲座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类型的受众，他们会提出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这促使我经常反思我们怎么跟受众去谈天文，谈科学，谈“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们在社会上经常会看到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科学知识就是对的，就是真理，因此不科学的就该打倒；一种认为科学知识一直在修正，也会犯错误，所以科学不可靠，科学甚至可以和神话、迷信等量齐观，“都是一种解释”。带着这些问题，我研读卞老师的作品，重新去学习科学史，特别是天文学历史，从而了解到科学作为学问的一种特征：科学精神从根本来说，是质疑一切的精神。
我们之所以说“言必称希腊”，推崇希腊哲学的精神，正是因为希腊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以来，就在质疑传统，从而诞生了对宇宙真相的不懈追求 。梁启超在写到清朝学术史的时候 ，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历代儒家学者都宣称自己是在阐发孔子的思想，不敢宣称是自己的独创。而希腊学者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更注重质疑创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在《论语》中，孔子也说过，“当仁不让于师”，看来儒家没能继承孔子的这句教导。
最开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谁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在哪里。科学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和手段。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对传统，包括对前辈论断的学习、审视和质疑，科学和哲学才能够不断地抛弃错误，更加接近真相。因此科学带给我们的是质疑，是不断地纠正错误的能力，尤其是纠正我们自身知识体系中错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代科学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在今天我们提倡传统和国学的时候，社会上关于国学教育可谓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许多曾经流行的迷信，包括占星、风水等，重新流行起来，这就对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像卞老师那样，深入到文化的各个层面，用科学思维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去伪存真。由于天文学在古代文化中无处不在，既包括天文观察，也包括迷信成分，我们也需要深入到国学领域，把科学的质疑精神带入到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把科学精神融入到民族的新文化之中。
三、新一代天文科普人在继承、在前进
我们在普及科学知识的时候，经常面临来自传统文化、包括科学自身传统累积下来的“不科学”成分的影响。有一件事，在座各位一定还记忆犹新，今年4月18日，科技部、中宣部发布了一份《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作为“科学素质基准”，其中犯了一些非常幼稚的科学错误，这些错误有的出自中国、有的出自西方，也来自历史的各个阶段。这也反映出科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专业性相当强。我们在写文章时，要写的内容一旦跨界，就得非常谨慎，查阅许多资料之后才敢下笔。这份“基准”里有些错误是我们在中小学的科学课、政治课上反复批判过的，看来参与制定这份“科学素质基准”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请教过在座各位科普专家的意见，所以不具有专业水平。
4月23日，陈学雷老师、冯珑珑老师等8位天体物理学家在“科学网”发布了一份公开“意见” ，对这份“基准”中存在的错误提出了质疑和修改建议。“基准”发生这样的错误，以及引发的广泛讨论，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儿，还可能是非常好的事情，也充分体现出了科学的特点。科学实际上不承认任何权威意见，大多数科学家认可的是主流观点。而且科学鼓励质疑，尤其是对权威的质疑。我们从卞老师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是在学习前人、质疑前人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怕犯错误。孔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跟科学精神相呼应的内容，科学精神也包括不怕犯错误，只要能改正就好。
我记得在2000年前后，科普界讨论过科普人才的“断层”危机，因为像叶永烈先生等许多老一代科普作家逐渐退隐江湖，中年科学家又忙着跑基金、写论文。所以2008年我们科学松鼠会成立之后，借助互联网传播的力量，迅速获得了广泛关注，也得到卞毓麟老师和在座许多科普前辈的支持。通过这些年的发展，科普界，尤其是天文科普界，已经涌现出像科学松鼠会这样的组织和个人，比如刚获得“卡尔•萨根奖”的郑永春老师。
我认为陈学雷、冯珑珑几位老师关于“科学素养基准”的讨论，以及对这件事的继续讨论，也是可以写入未来中国科普史册的。通过这样广泛的讨论，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才会产生真理的火花。广大的科学家、科普作家，积极加入思想市场的讨论之中，传播真正的科学思维，才能把宝贵的科学精神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再次向卞毓麟先生致敬！祝您高寿、继续高产！
发言人：孙正凡（@松鼠老孙），天体物理学博士，科学松鼠会创始会员，科普作家，曾任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编辑。关注中西方文化比较、科学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史的影响。已翻译科普图书十余本，举办科学讲座近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