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褚君浩，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离任参事

    我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1968年3月份到中学里去教书。我从小喜欢物理学，中学里就立下志向要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在当中学老师阶段，我写过一些科普的文章，出版过科普的书。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做一行爱一行，我做中学老师也做得很认真，当时还是物理教研组组长、编教材，但心里面还是想做科学研究，所以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研究生恢复考试，我非常激动，当时我有个大学同学的老师是严东生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激动，在考研究生消息出来之前，他就跟我说，马上要恢复考研究生了，你那么喜欢科学研究，你可以去考研究生。

    我原来喜欢的是偏理论物理的知识，因为在中学里也没有实验条件，理论物理只要大家讨论讨论，看看书、看看文章，所以就感兴趣一些理论物理的问题。也经常和张民生、朱伟、李新洲、陈良范等当时上海一些喜欢物理的中学老师一起讨论。当时我们考研究生时，在上海复旦大学有理论物理专业，但比中科院晚半年招研究生，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只有红外物理和技术研究方向。严东生先生推荐我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他也帮我写了封推荐信。当时要考半导体物理，我考了90分第二名，我也迎来了我的科学生涯的春天，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成为科学研究的正规军。我的导师叫汤定元，他是中国第一批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就跟严东生先生一样，他们都很爱国，我就跟他做研究，走上了科学研究的正规道路，不断有所进步。

 

   一、回顾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认为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

   第一，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研究生招考恢复后，报名的人很多，就像一扇大门一直关着，人都等在那里，等到大门一开，人都往里涌，这样就招收了一定数量的研究生。这批研究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代人，为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第二，走出国门，加强学术交流。当时国内与国外的科学研究整体来说差距还比较大，改革开放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最早开始搞学术交流，比如和德国的洪堡基金、马普学会签订了协议。中国科学院送出了第一批访学学者，中国的学术交流也活跃起来，学者刚出去时跟国外差距肯定很大，但经过与国外的交流，中国的科学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出去的学者，有一部分回国了，也有一部分没有回国。回国的在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在国外的有很多也在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事。总体来看，这样一批国际交流的人才，成为中国科学研究水平提升非常重要的力量。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的综合国力也逐渐增强。80年代初时，实验室条件很差，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有好的想法，国内没有这个实验条件，还要到国外去做。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验室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跟国外差不多。所以我们经济实力的增长、科技水平的提高、人才的成长，同步在进行。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机制创新。比如开放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这些机制的建立，都为我们培养和引进人才奠定了重要的平台基础。因为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平台，人才能在上面做实验，才能做出成果。所以就是把人、财、实验平台以及一套管理机制组合在一起，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发展科学技术的机制、机构，比如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多方面基础研究项目和计划，科技部也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计划，如攀登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的出台，再加上各种重大研究计划的驱动，有效地把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结合了起来。还有很多人才计划，比如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省市还有各种人才计划。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推进，对我国推动科技发展也有很大作用。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科学技术发展成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以上这四点。一是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二是国际学术交流；三是经济的发展，实验室的发展；四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包括各种机构、项目、计划的发展。这些发展也使得我国的科技实现了对发达国家从追赶到并跑，现在再逐步实现领跑的转变。

 

   二、思考  

      在早些时候，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点”还是很不错的，比如我们出过陈景润等一些特别杰出的人，但在整个“面”上是落后的。经过这40年，我们在面上取得了在一些整体水平的提高。我记得在1982年，我在美国的《应用物理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在当时是较稀奇的，那时候要在外国杂志上找中国人的文章是很少的。而现在，你要想找一本没有中国人文章的外国杂志，几乎找不到。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上水平的提高。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工作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最近很多有名的杂志都有很多中国人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研究机构已经不满足做一般的科学研究，都希望能够做一些创新性比较强的科学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做科学研究都是模仿国外，但现在好像都追求创新性，追求外国人还没发现的新的现象、新的规律，这是很大的区别。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时代，改革开放应该有更加新的层次的提高。

   现在我们开始迈向一个新的时代——智能化时代，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很多方面都会产生跃变式的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科技政策也要更加进一步深化发展，现在需要我们做的是，调整、巩固、提高。

    所谓调整，就是说，在这40年里，虽然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还有不足，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第一，要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融合。在过去我们容易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割开。在这种观点下，甚至于涉及到地方政策方面，认为重要的基础研究是由国家政策主导，作为地方主要是偏向于产业的应用政策研究，指导思想也是这样。实际上，就具体人来说，做应用研究的可以不做基础研究，做基础研究的可以只做基础研究，但就内在联系和布局上，应该是相关的，应用研究提出基础研究的课题，基础研究要找到可以应用的出口。尤其在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联系越来越密切，转化时间越来越短。现在很多物质科学的基础研究都与应用研究息息相关。比如存储器、光纤应用、LED，源头都是从基础研究过来，然后很快转化应用。所以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就提到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融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深度融合发展。

我过去在做报告时经常提要解决好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搞一个产业，搞这种技术，如果说这个规律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面，那么你只能是单纯的搞技术，如果别人把这个技术提高一个台阶，你就落后了，你要再去把人家第二个技术买进来。所以你一定要把科学规律的研究、基础技术的研究跟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将来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尤其是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如果我们上海不能够搞基础研究，那就很难具有全球的影响力。上海要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一定是要有原始源头在你这里，如果源头在别人那里，你只有量的增加，那就不是科创中心的概念，但同时也要重视应用研究，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高度融合。

    第二，人才计划过多，人才、团队的恶性竞争也需要调整。现在关于人才的帽子很多，就刚才说到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很好，但是关于人才的帽子太多了，容易使人才过分追求帽子而忘记自身的科研使命。同时，人才方面不能恶性竞争，要有序发展。不要大家互相挖人才，这对人才本身也不好。他原来有一个平台，发展会很好。到一个新的地方则很可能水土不服，他就不一定发展的好。而且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布局，就是每个人每个单位的发展都要有重点。比如我这个人，我主要从事那方面研究，我就不断在这个方向上去做研究，那么将来就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不要今天做这个研究，等到明天有别的项目又请我去做，主要研究方向就改变了，那对本人也不利。因此，还是要有序竞争，当然这不是反对学科交叉，但每个团队都要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单位确立了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个单位就不断的积累一个领域的高水平人才与研究经验，这样更有利于人才、单位的发展。如果说人才、各个单位之间的项目竞争有序了，我们的投入也可以有序，根据项目需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另外，无序竞争还存在一个问题，好多年轻的研究人员成天写项目，写项目不是不好，写项目也是凝练学术思想以及科学目标。但这种学术思想、科学目标的凝练、是应该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和升华。现在研究人员互相竞争，花大量时间在写项目上，我个人觉得有点浪费。实际上，在十九大的精神里面，就是要把人的积极性都激发出来，调动出来，最有效的把它调动。但科研人员相当大比例的时间是放在写项目上，那就不是有效地调动了。应该大部分的时间在实验室里面，在课堂里面，在讨论问题钻研问题上面。所以这些都是要调整的。

除了调整，我们还要巩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要巩固我们成功的经验，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还需要提高。实际上提高和调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经过调整，就会产生新的东西，就会有所提高。

    第一，完善提高我们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短视，高度重视文章，或研究成果、产品等面上的数量，但我们还需要重视科研能力的提高，因为科学研究的成功需要时间积累。或许这个研究人员正在积累的过程中，生长的时间总是长，开花的时间总是短，所以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问题很大。目前我们还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困难。成果向产业的转化，也跟评价标准也有关。因为真正去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大量资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但转化以后的效果却是未知数。在这一评价标准下，现实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转化，大学里，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它的标准都是数字，都要去看一区的文章有多少，二区的文章有多少，有几个专利，在这种评价标准下，他就不可能去花时间做成果转化。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政策，尤其是单位的领导要有调整的远见。现在所有的考评的机制都是数字，没有考虑到科学研究的整体性，所以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建立起更完善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整个科学研究水平有所提高。

第二，科学研究要有真正的创新，要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我们科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反映在有多少原始创新、集成创新的工作上，反映在你对科学知识、社会经济、人文社会有多大的影响上，有多少工作推动了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产业的发展。在新时代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比如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个平台，把人类的智慧与信息结合起来，在各个领域都会引起很大的发展。比如把下棋技巧与信息技术里面的计算结合，“阿尔法狗”出来了；把中医把脉的智慧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实现创新，可以替代老中医把脉；整个社会都将更加智慧化，比如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管理、智慧医疗、智慧商场、智慧社会和智慧社区等等。所以我们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些目标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的确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要科学技术为支撑。

第三，要进一步进行政策的调整，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对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任务。改革开放要深入到各个领域，科技、教育、管理，各个领域里面都要有改革开放。那么如何评估政策的效果呢？我们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是否能为人民谋幸福，有利于维护人民利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是最重要的检验标准。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要把想做事情的人的才能充分挖掘出来，这个是重要的。因为我们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能力，这种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改革开放根本的一点就是把大家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拥有良好的制度与法治环境，关键还是一个理念问题。把改革开放再深入搞下去，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民族复兴就能够实现。

第四，正确认识自我，认清与国际前沿的差距。有时候我们在微信上看到一些关于中国科学发展方面的文章，有些比较中肯，但有些是过度夸赞的……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认清我们跟国际上的差距，因为只有感到差距，你才知道如何努力赶上去。如果洋洋自得，就容易懈怠，现在我看微信上面有的文章说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厉害的不得了，其实事实并不是完全如此，我们在很多领域是有一定发展，但整体来看与国际前沿还是有差距的，我们还是要冷静，不要懈怠，要虚心，要知道自己的不足，要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       褚君浩，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离任参事，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大信息学院院长，上海太阳能电池研发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