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晓原 李芸 来源：《科学时报》（2009-12-31 B1 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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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江晓原
采访者：本报记者 李芸
《科学时报》：在你为“走近科学史丛书”写作的总序结尾有这样的话：“如果‘走近科学史丛书’的出版人被问道‘你们为何要出版这套科普书籍’时，我建议他们立即纠正道：‘我们出版的是科学文化书籍’”。感觉好像急于撇清与科普图书的关系，在你看来，科学文化书籍与科普书籍有什么区别？
江晓原：科普书籍和科学文化书籍实际上都是传播科学的图书，但科学文化有更新的传播理念，它是传统科普的升级版。
什么叫科普？因为科学是好的东西，要普及给公众，这就有了“科普”这个词。因此科普有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就是凡是科学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传统科普以歌颂科学技术为己任，是跪倒在科学面前的，对科学盲目崇拜，因而传统科普基本上总是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
科学文化则不一样，它除了解释科学技术，还包含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科学技术在未来可能带来的灾祸，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科学技术等重要内容。所以科学文化与公众的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影响的互动图景，它取代了以往那种“科学高高在上，公众嗷嗷待哺”的单向灌输（普及）图景。
《科学时报》：我对你序中的这段描写很感兴趣：“传统的科普概念，在18、19世纪曾经呈现过不少令科学家陶醉的图景。那时会有贵妇人盛装打扮后，在夏夜坐在后花园的石凳上，虔诚地聆听天文学家指着星空向她们普及天文知识……至少在19世纪，衣冠楚楚的听众还会坐在演讲厅里，聆听科学家面向公众的演讲。”这样的图景今天还能够重现吗？
江晓原：我想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几十年的传统科普，已经将科学弄成一个怪物：它既被尊奉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同时却又被“普及”成一个粗俗之物——总而言之，它已经不值得贵妇人为它盛装打扮了。
《科学时报》：现在看来，传统科普的盛况不再，而且似乎路越走越窄，为什么？
江晓原：今天有些中老年人士感慨科普盛况不再，常喜欢拿当年《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如何畅销来说事，他们质问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科普工作者不能再拿出那么优秀的作品来了呢？其实这种质问也是“伪问题”——因为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到底算不算优秀，是一个必须商榷的前提。事实上，如果将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和今天的同类书籍相比，后者信息更丰富，界面更亲切，早已经比《十万个为什么》进步许多。
而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之所以创造了销售奇迹，那是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同类作品，故《十万个为什么》客观上处于市场垄断的状态。其实这种特殊机制下的奇迹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罕见，例如，“文革”结束后最早恢复出版的科普杂志之一《天文爱好者》，也有过订阅量超过百万份的辉煌纪录。而今天国内的科普类杂志，能有几万份的销量就可以傲视群伦了。
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则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在以往的一百年中，科学自己越来越远离公众。科学自身的发展使得分科越来越细，概念越来越抽象，结果越来越难以被公众理解。第二个是，中国公众（至少是广大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最基础的科学知识都已经在学校教育中获得，对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型科普作品的需求自然也就大大消减了。所以基本上可以断言，传统科普概念已经过时——它需要被超越，需要被包容进一个含义更广、层次更高的新理念之中。
《科学时报》：这个含义更广、层次更高的新理念，就是你所说的科学文化？这个新理念具体体现在“走近科学史丛书”书中的哪些方面？
江晓原：科学文化是传统科普的升级版，传统科普则退化成了科学文化的一个子集，也就是说，科学文化高于传统科普且对传统科普是“向下兼容”的，这可以用软件的升级版来类比。
具体来说，科学文化的图书就是有“人”的参与，它不只介绍了“事”，科学事实、科学规律等，也涉及了“人”——包括作为“人”的科学家，以及科学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
例如，《寂静的春天》就是一部科学文化作品，可以算这方面的先驱。如果按传统科普的写法，就只会介绍杀虫剂怎么制造、怎么使用、有何作用。但《寂静的春天》不是，它反思了杀虫剂使用的结果，甚至主要的任务是指出这个发明有害，这与传统科普是违背的。还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基本上都属于科学文化类图书。这套“走近科学史丛书”也是实践了科学文化理念的新尝试。丛书各位作者皆为科学史界卓有成就的名家，书中所谈，除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涉及与此有关的思想、哲学、历史、艺术，乃至对科学技术的反思。
《科学时报》：传统科普图书升级后的前景如何？会不会得到大众的喜爱，能重现当日的辉煌吗？为什么？
江晓原：关于传统科普的升级，以前曾有过一个说法，谓之“高级科普”，意思是指写给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人士阅读的“科普”书籍。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科普”读物，其读者定位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公众。但是这个“高级科普”的说法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的，因为它仍然是那种单向的、高高在上的“科普”。
在我看来，即便有了更深刻的内涵、有了更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科学文化书籍也不太可能会成为流行读物，进入畅销行列，对此我并不乐观。科学文化书籍恐怕只能是小众的。不过我也不因为这一点而悲观。我平静地看待这一景象。
《科学时报》：你曾经在一些场合鼓吹科普的娱乐化，那科普娱乐化是不是传统科普走向大众的一条出路呢？
江晓原：准确地说，我鼓吹的是“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现在做科普做得相当活跃的“科学松鼠会”，就是在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他们的作品不需要沉重的思考，而是把科学变成一件轻松好玩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喜欢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等等，这也都可以归入“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之列。
我主张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科普工作者的批评，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严肃的，怎么能迎合观众的趣味、弄成庸俗的娱乐呢？
其实，如今任何一本优秀的科学文化书籍都不必讳言自身的娱乐作用。如今“娱乐”对于科学来说不是耻辱，相反，应该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提高，以及互联网带来的便捷信息，公众中已经极少有人会需要靠“科普”书籍去寻求工作、学习或生活中问题的解答。现在他们之所以愿意批阅一本与科学有关的书籍，经常是为了寻求娱乐——当然多半是智力上的娱乐。
但是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是不是能够成为传统科普的一条出路，也很难说。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有关的问题。在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士看来，“科学松鼠会”成员们的作品是对科学的庸俗化，因而他们不可能是“科普”的功臣——如果不是罪人的话。但另一方面，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通常也未能上升到我在上面所说的“科学文化”的理念层面。
所以总的来看，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不失为传统科普在现今状况下的一条生存之路，但不可能成为传统科普重现辉煌的阳关大道——对于传统科普而言，这样的阳关大道恐怕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