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科幻30年:个人史与社会史
[2010-02-06 14:23:13]
作者:杨虚杰 来源:中国科普作家网(2010-01-24)
没有谁像他这样,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方式坚守着科幻。也没有谁像他这样,与中国三十年的科幻这样血脉相连,对科幻的热爱,改变、造就、影响了他。他的一切欢愉、痛苦、都与科幻相连。透过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科幻的这一段路程:新生与创痛,放弃与坚守。
最重要的是这是他青春的记忆,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依然不能忘怀,他虽然一直跨界而行,但是却在全方位逡巡科幻:创作、研究、教学、社会活动、出版,甚至与国内外交流。在这个领域,他是一个没有名衔的领袖,以一种姿态,影响着科幻圈子。
他,就是吴岩。
一、从“抛弃”到坚守
问:您是怎样迷上科幻的?
答:我在北京的空政文工团大院长大,那是从出生年到1978年之间。我们大院里有个资料室,文革期间我们就从窗户跳进去,发现里面有很多书,书上都是尘土,那些书都是当时不准看的。里面有凡尔纳的书,《海底两万里》等,这些书现在我还有。当然,也有一些苏联作家的科幻作品。我从小喜欢科学,我有一个表哥,一天到晚在家弄些试管、酒精灯等来做试验,也喜欢天文等,全是与科技有关的,我看了感到很有意思,基本上是他在影响我,我隔一两周,到表哥家去一次。当时也看过《元素的故事》等科普书,真是好看,但是放在床边,很久才能看完一章,不如看叶永烈的看得快,叶永烈有一本《燃烧的故事》,我还一笔一笔地抄过。我还看过当时《我们爱科学》的最后一两本,觉得很好看。就是说对于科学的,特别是有故事的科学,都爱看,科学一加上幻想就更好了,当时苏联的科幻小说,我记得看过一本《人造小太阳》,好得不得了。当时科幻只有苏联的、凡尔纳的。这里有个小故事,到叶永烈开始写科幻小说以后,我们在北京见面时,我问他,美国有科幻么?他说,美国有一个阿西莫夫,他只写科普。后来他为阿西莫夫的中文版科幻书写序言,可见,当时大家的信息闭塞。
除了大院里的图书馆,还有我母亲复员到“地方”以后,我在朝阳区少年宫图书馆中找到了原来的《科学大众》、《知识就是力量》等杂志,里面有一些苏联的作品,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觉得特别好。
问:看来,科幻很容易引发孩子的兴趣,那时新华书店里有没有卖类似书的?
答:也是因为文革期间的文化荒漠环境,使我觉得能沉浸在科幻小说中那种有科学有未来,这是一件最好最好的事情。70年代中期,新华书店里有一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科学小丛书”,但是内容深,我也去买。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社重新印刷过去的老作品,常常是买者排长队,卖者感到供不应求。因为我们学校在灯市口,我就每天去王府井书店看,就利用课间时间跑一趟,每天一次,书店的人都认识我了。所以,那时候市面上能够见到的科普书,我差不多都知道、都有。
问:您的阅读倾向中有没有受到父母亲的影响?
答:他们对我的这一阅读爱好并没有特别强化。的确是希望我们多看书,但是,有时我看书正在着迷的时候,他们要求我去打水洗碗洗衣服等等,我的书又着急要还,有的时候会和他们生气,甚至还有为此而大哭的情形。当然,我父母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有对文艺很神圣的感觉,因为种种原因又反对我们走文艺道路,现在,我转来转去还是走文艺创作的路,我父亲很反对,他认为,你不是搞心理学的么?就老老实实做心理学研究。
问:是啊,你从小因为喜欢科学而喜欢科幻,后来,你也可以走科学的路啊?
答:喜欢上科幻以后,就成为FANS,赶上粉碎四人帮,叶永烈老师开始写了很多科普,后来又写了一些科学童话,我都非常爱看,我不知道叶永烈是做什么的,就把信写给高士其。因为刚粉碎四人帮时,我去参加了科学家与中学生的见面会,连着3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天高士其都去,最后一个发言时,他的助手会朗诵了他的一首诗,《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听了很感动,是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科技也来报名参加”。拟人化得挺好。我就给高士其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表扬叶永烈老师,高士其给我回了信,并且告诉了我叶永烈的工作单位地址,让我自己给叶永烈写信。我随后给叶老师写信,建立了联系。
还有一件事非常偶然,我看了叶永烈老师的一些东西,就写了一篇书评,当时,我上中学,就拿给语文老师看了。她也没提什么意见。我自己又把这篇东西装到信封里,寄给光明日报,隔了一两个月后,当我自己都忘记这个事情的时候,班主任找到我,才知道光明日报来人了,说要发表我的这篇稿子,六一儿童节之前,光明日报有一版关于儿童文学的文章,我的稿子就刊发在其中,题目是《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那时叶老师每次来北京我们都见面。以后再见面,我就带上我写的科学小品、科幻作品等,后来,由他推荐,1979年的1月份,在《少年科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叫《给盲人一双眼睛》,到那一年的9月份时,就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冰山奇遇》,这样,我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一名作者。1980年我就去哈尔滨参加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科学文艺委员会和少儿委员会的会议,当时新华社等都发了消息,称中学生参加科普大会。
问:中学生参加全国科普大会,还是很少的吧?
答:当时是郑文光和郭以实帮助了我,说来特别巧,我从哪里知道了郑文光家在和平里住,我家住在灯市口,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找他,有时他外出我扑空,到他家白去一趟。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敢进门,在门口站了半个小时后才进去。我其实是先找到《少年科学画报》的主编郭以实,我小时看过他写的科幻小说《在科学世界里》,特别好,我每次看后都会哭。我们院子里有个收发室,信都放在那里,我有一天突然看到我们院里有人给他写信,我就赶快把上面的地址抄下来,给他写信,然后他回了信,我就到他家去,他还借给我书看。后来我发现郭的地位特别高,他是儿童科普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他批准我来参加这个会。我有了这个通知很高兴,就到我们中学去找校长,校长资助了我的差旅费,我就到了哈尔滨。科幻和科普这个圈子的人,比如童恩正、刘兴诗等全见到了,这个圈子就算打开了。
问:你在很早就发表作品,我想你的语文、作文也不错吧?
答:我的作文还不错,但是成绩并不稳定。要不很高分,要不不及格。有时候也让我去参加作文比赛,但都是名落孙山。
问:你在中学时,创作的欲望是自然而然的?
答:是的,是自然而然的,我在上课的时候也经常写小说,一本一本的写。给叶永烈老师看的第一篇是怎样用放射性技术育种,这篇写好投出去后,被退回来,我现在还想起来,叶永烈曾经说,你的作品中把放射性当做一个负面来写。这是一个“问题”。后来又写了几篇,我感觉自己是个科幻“迷”,但是写得不太好。90年代开始,感觉自己开点窍。在少年科学画报上发一些短篇,比如《神秘的电影院》,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一些小感动。
问:你很愿意与当时中国科幻界人士交往?
答:非常愿意,不仅是科幻界,还有科普界,我看过他们的作品,都是我很崇拜的。一到北京开科普方面的会议,我就去。当时我还是学生。与人家交谈、留地址等,这也让一些人看着不顺眼。当时叶永烈给国外写一篇介绍中国科幻现状的文章,还提到我是中国当时年龄最小的科幻作家。这也是为什么我卷进后来的风波中去。
问:还有一段你作为青年作家被重点培养的历史?
答: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搞科学读物编辑室,就把余俊雄等人召回来,他们还特别注重培养年轻作者,我和郑渊洁就去参加过培训,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俩一人穿一件军大衣,因为,他是从部队下来的。他比我成熟多了,他说,他工农兵都当过。郑当时在大华无线电厂当工人,他也写过科幻。
问:你当时还在上学,参加这样的活动再加上创作,会花上一些时间吧?
答:是啊,紧接着就是没有考上大学,事情就闹大了,父母不高兴,还有一些人盯着这件事,叶永烈等人每次与我见面都谈,你还是要上大学。
问:如果是喜欢创作,我认为您上大学怎么也应该是读中文系?怎么想到读心理学?
答:这些也与他们都讨论过,他们说,你要是写科幻,就必须学科学,但文学必须自己学,所以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第一年没考上,外语不及格,化学不及格。他们告诉我要写科技的东西,必须要受高等教育。复习了一年,我的运气特别好,被北师大录取,当时为了我录取的事情,还找到北京市招生办的白介夫调停。但是特别奇怪,上大学以后,反而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基本上什么都没写,发表了一篇文章,得了奖,但是写得很差,那时的科幻已经到低谷,作品得奖的门槛很低。直到1986年我在师大工作以后,90年代初,我才突然开了窍,在此之前,我是幻想型的人,有很多小时候的那种幻想,到后来,经历一点事后,逐渐变得我把那些幻想扔了,放弃了,反而写出幻想的东西来。我感觉是这样,当你知道现实是现实,你的幻想反而自由了。所以我在九十年代写了两个长篇。一些短篇。
二、科幻进入低谷
问:上大学时,虽然写不出东西,但是,还想着科幻这件事?
答:那时科幻已经进入低谷,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教室上课,透过门缝,我看到郑文光先生的夫人正在朝我招手,我出去后,才知道,那时郑文光先生已经瘫痪了,好像是作协或者文联要为对科幻的批判开一个调停会,两边都要拿出东西来,我一直都有剪报,所以,我就赶紧回家给他们去取剪报。
答:那时科幻已经进入低谷,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教室上课,透过门缝,我看到郑文光先生的夫人正在朝我招手,我出去后,才知道,那时郑文光先生已经瘫痪了,好像是作协或者文联要为对科幻的批判开一个调停会,两边都要拿出东西来,我一直都有剪报,所以,我就赶紧回家给他们去取剪报。
问:对科幻的批判,最起初是怎么回事?
答:我的感觉是,最初科幻和科普这两拨人的关系很好,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陶世龙等,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一块写作写出来的,他们总在一起开会,其中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好得不得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非常年轻的叶永烈老师也出来了,而且特别出名,成为了真正的明星,他当时是全国惟一的一个先进科普工作者,叶永烈被各地请去讲创作等。对两批人之间产生的裂痕,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我在美国见到童恩正时,他的说法是,叶永烈写文章提到钱学森大跃进时对粮食亩产的推算,认为太大胆,是科幻。于是,出现了一些人为钱学森卖力去打压叶永烈。70年代,叶老师拍过关于宇宙飞行的电影,找过钱老,两人关系非常好。不过,后来钱老确实对科幻有过发言,大意说,科幻我没怎么看过,就看过一篇,是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看的,是科幻的鼻祖凡尔纳写的(估计是《海底两万里》),说里面用钠来开潜水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钱学森是中国科协主席,于是,出现一些人要替钱学森来打压叶永烈。但是不是真是这样,谁也不知道。 此外,对这个问题还有“嫉妒说”等等。
但是,叶老师当时确实非常出名,他在全国各地演讲,讲稿汇合成一本书,《论科学文艺》。他是科普领域的“先进”,这不是什么虚名,他确实是选题敏锐、深入浅出,还有一点,永远会按时交稿。于是,各大媒体什么事都找他,有时候《文汇报》一版都是他的文章。后来,《中国青年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叫科普小议,我听说,开始的几期是有铺垫的,发了几篇非常一般的文章。后来突然转向科幻,非常重磅的一篇,就是针对叶永烈的,甄朔南写的《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重磅的炸弹,讲叶永烈一篇关于恐龙的作品是完全不懂科学,思想性不好,就是伪科学。叶永烈马上就写了一篇,来回答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但是甄是推理式的语言,而叶是叙事性的。很快,甄再写一篇,但是,后来叶没有声音了,后来才知道,是报社不给他发了。后来又发表了几个系列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批评我的《引力波的深渊》这部作品,大概是说,这个中学生写的,思想都有问题,把科学家写成疯子,就不能再宣传这样的人,实际上,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大连的作家尤异在我的作品前面加的点评。尤异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报纸再发表文章说,这孩子就是不对,凭什么不能说啊?同期,还批判了童恩正,这是被系列性的批判过的。一两年以后,对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开始批判。郑文光就是看了这篇文章的几天以后,就瘫痪了,整个这件事掀起的波澜非常大,再加上《科普创作》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正好赶上清污,本来中央的清污运动中没有科幻的事,但莫名其妙的,科幻变成精神污染的一部分。后来听说,是有人写了告状信,提交了黑名单。叶永烈肯定首当其冲,他有一篇科幻小说叫《黑影》,就有人批判叶永烈思想上有“黑影”,后来就是新闻出版署发文,全国科技出版社都不能再出科幻图书,很多报纸都发了好像出自一个人手笔的“评论”。
问:整个科幻,包括你自己受到什么影响?
答:1984年以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出版科幻图书了。在中国就是这样,看似公平合理的一个政策,但实际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设定的范畴。我当时在北师大,学校还好,系里说我们不管。现在,25年时间过去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后果第一是把中国科幻发展的势头打掉,第二就是给科幻读者造成很坏影响。在全国读者眼里,科幻就成了一个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问:听说你最近在大连科学传播会议上讲,“80年代的科幻运动是对传统科普的第一次突围,多数那时最优秀的人才离开了科普行业”,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
答:关于什么是科普,什么是科学传播?在我眼里很简单,科普作品就是以科学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话语体系,文本中一旦出现矛盾,科学是最终的宰制者。作品和作家,都是科学的奴仆。而科幻,是文学,作品和作家不是科学的奴仆,科幻作品中有文学规律的宰制,科学活动只是相关内容的一个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窝在科普范畴之内的科幻作家势必会有一场突围。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幻作家对传统科普所做的一次突围。他们的口号是,科幻是文学,如果文学与作品发生冲突,是要以文学规律来决定的。(对传统科普的第二次突围,应该是后来科学文化倡导者所做的突围,他们的口号是要反对科学主义。两次突围都可看出,参与者是试图建立一种作品与科学之间的张力关系。)科幻是什么,它不简单地属于科普,而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问: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科普、科幻人才离开了么?
答:最优秀的人离开了。这些人在五六十年代都是科普科幻双栖人,但突围被打压之后,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肖建亨后来去炒股,现在在国外;叶永烈写传记去了;郑文光瘫痪,寂寞中去世;童恩正找机会出国,也因病去世了。苦了的是科幻事业。科幻小说与科技文章不同,在于它有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它要顾及好多元素,多种元素平衡就是智慧。世界缺少了科幻,文化就缺少了一些灵性。与当代科技相关的灵性,不是传统幻想作品的灵性。
问:有人说,科幻人现在应该对80年代的事件和参与者“一笑泯恩仇”,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答:我认为,还是反思深一点好,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被迫从巅峰掉到低谷,能够一笑解决么?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借用政治或行政的手段打压的过往,不可能一笑解决。大家坐下来,把这件事说清楚搞清楚,从中吸取教训。不能说作品没有一点错,当时也有很烂的作品。当然,不是他们说的政治思想问题,而是本身不够丰富,科技上也不够创新等等。但是,这些问题,不足以上升到精神污染的范畴。如果现在一笑,就证明前面的打压全是对的。好在,经受了打压,科幻界反而团结起来,到现在我们也还是比较团结。我赞成把事情说清楚,但不赞成追求个人的责任,不过,还是要知道对错。当然,整个事件也很可能是个另外一种叙事。好啊,讲出来。我愿意知道这个故事。我不想蒙在鼓里。
问:那么后来科幻的走向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对,的确是当时一下子改变了科幻的走向。严格说,跟现在的思想相比,童恩正等人的观点还是太保守了,也有些地方有偏颇。科幻确实是文学,但是,它的确跟科学有关系,跟科学相聚比较近的科幻,也是科幻的一种,也应该得到大力发展。不过,在那样的时代,当一个权力体系希望消除一个文类的时候,一切都停滞了。我们最近做的科幻研究表明,科幻理论在世界各国都多种多样,把科幻当成是科普教育的算一种,把科幻当文化革新的,算另一种。在中国,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两种的典型代表。两个人的思路完全不同,鲁迅的脉络后来出现了顾均正、郑文光和今天的刘慈欣,梁启超的脉络后来被老舍、金涛、到今天的韩松所承接。科幻可以成为科学引进的调节物,更可以成为思想实验的伟大场所。对公众,它还是治疗现代社会疾病的有效小说。科幻实际上不是一个文类,而是一个较大的文学空间。
问:您怎样评价那一段历史?
答:它逼迫着我们要深化对科幻的认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为寻求科幻的合法性而工作。
答:它逼迫着我们要深化对科幻的认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为寻求科幻的合法性而工作。
三、跨界:我还是一个科幻迷
问:你在北师大开设科幻课程,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答:我在北师大开科幻课是1991年,课程的名字叫“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面向全校的跨系公选课。第一次就有130多人来选,最多一次有600多人选。1991年北师大鼓励老师开公选课,我就琢磨,科幻能不能纳入进来。正好我们资料室的一位老师,她先生是研究鲁迅的王富仁教授,我就找他替我领衔,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开了这门课,他给我们讲了第一讲,谈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幻的文学土壤。我听了以后非常受启发。这门课开了10年,一直到2001年我要出国。杨鹏、星河都是在这门课上出现的作家。他们俩是一个班上的。当时有找我约稿的,我让大家写,后来只有他们俩写了,每个人的第一篇稿件我都改了八遍以上。
问:后来您又与王泉根等老师一起开设了国内第一个科幻硕士点,现在的情形怎么样?您的初衷是什么?
答:2003年的时候,文学院的王泉根老师找到我,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们成为他们现当代里的一个方向,2003年开始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每年招两个学生。现在真正科幻迷考进来的比较少。第一年三个,后来每年两个。考这个专业要有现当代文学的底子。理科学生考上来比较难,有一年,一个清华学生差一分,但就是招不进来。
问:据我所知,你在北师大的“正业”是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心理学的老师,这种跨界生活,怎样平衡?
答:是。同时做两个事情,人会分裂。从这个学期我调到北师大的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从事科学教育。可能会好一些,今后一边是科幻作为文学,那边是科幻作为科学教育。教育管理学院那边还有一些课,上完就完了。
问:对科幻的科学性,以及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这样?
答:应该说别的国家好得多,因为他们不把文学作品看得那么重。科幻产生在欧洲,到达其他地区过程中有一个文化传播的问题,它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本地区当时的需求。中国也是,那个时代,需要重振中华,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二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系。科学进来的时候,是个异类文化,和传统文化有个交融问题。本世纪初就没有交融好,很快沉没下去。现在,中国逐渐走向国际化,科幻又可能会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中没有人管的“孩子”。我的感觉是,这样更危险,奇幻没出来的时候,所有幻想文学读者都让科幻收了,奇幻的门槛很低,它一出来,很快就有很多人转过去了,所以,未来并不是特别乐观。
问:您在组织学生做中国口述科幻史的工作,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幻还有哪些值得记取的历史?
答:80年代前,科幻爆发的那一段很好,中国从来没有一下子出现那么多作家和作品的历史,大家都可以放开了写。那是很值得留恋和回味的。并且,那时的一些好的东西,发展起来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但是,后来截断了。还有就是《科幻世界》的成长,从几千册到上万册,到高峰时的40万册,这也是一个奇迹,全世界也没有发行量这么大的科幻杂志。还有,过去是在思想上绕圈子,现在开始对科幻进行语言上的、文本上的探索。作家开始深入到创作中去。但是还没有找到市场化中的途径,比如说,科幻的真正读者其实是青少年。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做青少年写作的人不多。应该有比现在多10倍的给青少年的作品。我相信如果做得好,科幻作家的收入不会比郑渊洁和杨红樱的差。
问:从科幻创作到科幻理论、科幻史研究,所做的这一切,其动力是兴趣更多还是责任更多?
答:现在做理论研究,纯粹是责任,说到底,我还是一个“科幻迷”,我既不是一个作者,也不是研究者,但没有办法,把我搁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把这些都做了,然后别人在这个基础上再走。我们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惟一的科幻课题,等我把这十五本书都做完了,希望再搞个刊物,汇集起各方面的力量,把研究工作积累起来。
问:你自己今后的打算?
答:相对于那些创作先锋来说,我只是一个“爱好者”,到了这么一个位置,我只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实话说,我是在做科幻概念的营销。只要社会上有什么事,我们就把科幻拿出来说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想再写些东西,已经有几年没写了,至少是可以给青少年写写。现在没有人关注这方面。下一步,还要恢复国际上的联系,出去开几个会,设计一些课程,通过这二三十年,对科幻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后,知道了它在科学教育的作用,它是很好的科学教育的“引子”。
我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科幻是不是走到头了?科幻本来是敏感者对科技和未来侵入现实的体验,这其中,未来跟现实之间有个距离,但是现在科技已经超前进入现实了。于是,过去那种科幻的感觉便没有了。另外,纸质媒体也就是小说这种形式本身已经衰落了,被电影、动漫等取代,这个趋势很明显。当然,不是说科幻会死亡,作为一种文学空间,它会被各种文类所占据,此外,它还会跳出文学进入文化、设计等过去不可想象的地方。比如说,它被就张艺谋运用到了奥运会的开幕式。
问:谈谈科幻与科普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在中国历史上,科幻与科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外不是这样的。现在已经看清楚,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不是一类作品,但是,科幻能不能用来科普和科学教育,我认为它的潜力很大,就是说,用它为由头,来看世界的本源,不涉及真伪,我一直举卡尔萨根的例子,他小时候看了火星的科幻,就迷上了,随后,他去找火星方面的科普书看。一看,发现小说中许多地方全写错了。但是,萨根从来没有反对过科幻小说。他还不断地讲述这段经历,认为是科幻领他进入了科学大门。前两年国外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拿一篇科幻文章一篇科普文章同时给孩子看,看完做测验,获得一个结果。过两个月再做一次测试,发现科幻与科普相比,从短期看,好像科幻不如科普获得的教育效果好,但从持久的时间上看,科幻给孩子更多对科学方面的情感启迪和兴趣的激发。换言之,是对个体科学向往的更持久的引领。我目前正在设计一些这样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