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善衍 来源：大众科技报（2010-06-22）B6版 科普研究
徐善衍
编者按：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教授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普及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年来，他又致力于科普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颇有建树，对科普的一些基本概念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新颖的见解。
5月16日，徐善衍教授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深入探讨了近60年来科技发展对科普事业的深刻影响，以及科普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科普的内涵与本质意义、如何有效开展科普工作等科普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阐述了个人的一些思考。征得作者同意，本报将相关内容摘要在“科普研究”版刊出，希望能对相关人士有所助益。
科学在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有目共睹，它创造了当代工业社会的文明，但也带来了诸多的麻烦。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期待着新兴科技力量创建“后工业时代”的文明。纵观科技作用于人类社会这个看似复杂的过程，不正是科技不断创新与传播普及的全部过程吗？我国把“科教兴国”称为国策，把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实施国策、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不也正是科普工作的责任吗？
这样的逻辑关系与道理也许人们不会反对，但在现实的科普工作中却存在着看似悖论的认识：一方面认为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科普工作，另一方面又经常听到“科普工作被边缘化”的抱怨。问题在哪里？关键是中国传统的科普观应当有所转变，改变一些人顾影自怜、自我边缘的状态，进一步走向社会、融入潮流，或称为进入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发挥全社会各部门及各类人员在广义科普（我也称为大科普）中彼此不可替代又相互融合的作用。这显然是科普观念与社会实践中的一场变革。对此，我无力全面论述，只想提出一个建议：当代科普研究应当更注重在大科普时代中思考、探索和立论。
需要对当代科普的全部意义进行思考，并研究它与传统科普有哪些变化？
在7年前我国研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中，曾进行了“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关系的讨论。随后，政府数次明确提出：科技工作包括创新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技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有人形象地比喻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是我国对科普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只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和价值，一是不断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二是进行科学普及，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这个价值既包括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应用，也包括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即全面实现科学的工具理性价值和精神理性价值。这些就是大科普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科普是不断实现科学技术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
如果我们对当代科普的上述概念能够予以认同，我们就会意识到对科普内涵的认识（起码在社会部分人中）是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尹传红先生的专论《从科学普及局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讲道：1956年，文化部给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国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向工人、农民、军队、干部宣传科学技术知识。长期以来，我国科普工作的定位就是在“宣传”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地方还在讨论科普是否包括实用技术推广；在90年代后期，我们才逐步强调科普不只是知识的普及，还应当重视传播科学思想、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也包括对公众技术技能的培养；进入21世纪以后，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开展公众理解科学，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科普的意义就是在社会和公众之中全面实现科学的价值。
实际上，我们的前辈在1949年通过的建国《共同纲领》中就提出：“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段文字表明，我国在60年前就明确了科技发展包括的两个方面及其服务方向。这里提出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相对应的“普及科学知识”应是科普的广义概念。因此，从大科普的视角评价我国长期以来科普的地位和作用，科普这个“轮子”或“翅膀”是否与国家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形成较大的反差？这就成为不能简单回答的问题。这其中存在传统上人们对“科普”认识上的差异和局限性，更要看到我国几十年科技创新的实际成果和科技在我国蓬勃发展中的真实作用。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的传播、应用紧密相连。中国政府近10年来表彰的数位杰出的科技工作者，如王选、袁隆平等既是科学与技术的探索者、发明家，也是伟大的科普工作者。我认为英语“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不能全面表达我这里讲述中文意义上的科普。实际上，英文“Popular Science”也没有准确反映当代西方国家进行科学传播的意义。这其中虽然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与要表达的思想都存在着差距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科普内涵的认识也确实需要一个不断深化、甚至不断创新的过程。例如，在我国曾有人对“科学普及”提出质疑，认为中文的“普及”二字是普遍到达之意，而丰富多彩的科技内容对大众实现普及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实质上，“科普”是对社会和大众群体而言，科普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程度，对不同的人群永远存在着差异性。
当代科普应当进一步形成国家的建制，全社会的行动。
按照国家对“科学普及”的定位，我认为当代科普的理念，就是实现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来全面推进社会的进步，其中既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包括人的自身发展，并造福于人类，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显然这是一项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这也是我国《科普法》的基本要义。但实际上，科普的这种举国体制并没有形成共识和得到全面落实，虽然传统的科普在既定的道路上不断发展，但国家层面上的科普管理体制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处于分散不定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普及局，这项重要的决策明确了对全国科普工作的政府领导部门，表明科学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但是仅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文化部科普局并入社会文化管理局，推动和组织全国科普工作的职能统一由全国科普协会承担。这次改革虽然是我国政府有关职能向社会的一次剥离，但自此，政府层面对科普的领导和管理逐步淡化，全国科普基本处于各产业部门、社会团体等各自为战的局面。其中，虽然全国科协组织拥有做好社会群众性、经常性科普工作不可替代的优势，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面向全国城乡的专（兼）职科普工作队伍，并在几十年时间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科协可能开展的科普工作仅是全国大科普工作中的一部分，科协也不可能直接履行政府职能。
10年前，科技部设立了科普处，为在新形势下加强政府对科普事业的管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相继建立了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但由于社会对科普概念与意义缺乏全面统一的认识，部门之间还基本限于在传统科普领域里的权责交叉。
在当代大科普格局下，由于科普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而是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工作中的一项事业。当代科普必须国家建制，形成高效联动的运行机制。国家对科普的管理只能在规划、法规、政策和监督的层面上运作。各行业部门都应当执行各自不同的科普内容和考核指标。如大众传媒、企业产品、社区服务、科普公众服务设施等各部门都应当设立如何向大众传播科学的内容与标准要求。我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一个中医药科学文化普及专家组，就是专门负责研究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国家应当进一步重视发挥中国科协在当代科普中的一些综合、协调和服务的作用，科协也应当主动深入到广大城市、农村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中，更积极地开展科普工作。
当代科普内容与机制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近年来，我在学校与几位同学共同研究科学传播普及理论。在这里，我想对共同感兴趣的几个问题做以提纲式的介绍。
其一，我们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对中国科普本质意义上的探讨。前面提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科学普及是科学发展内涵中两个不同的方面。但我们也认为二者绝不能截然分开，科普，不只是对科技创新的承接和促进成果的转化，它也应该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不断泛化，起码是在科技规划、政策制定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让公众普遍参与是必然的，也是当代就倡导执行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互为资源、互为因果、彼此渗透、首尾相接的循环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提出的科学普及是全社会科学发展追求的一种至尚境界。它的目标是：人们普遍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地掌握科技并理性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地理解科学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参与科学发展的全过程，普遍地享用科学给社会带来的福祉。当然，这里讲到的“普遍”二字，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过程。
其二，科学传播与普及的内容是世界唯有的一元文化，否则就不是科学。但是科普属于社会活动、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科普工作的形式和内容应当是实事求是、因地因人而异、灵活多样，以达到最佳效果为目的。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规则，也是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最主要的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普并不都是公益性的。为了社会的科学传播与普及利用市场平台能取得最好的科普效果，国家如何制定法规、政策和制度，并启迪进入市场主体的良心？
其三，公共科学服务应当是国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众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已公布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案中，基本上没有包括科学文化的内容，这是认识问题，还是体制上的缺陷？科普并不都是为了公众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也包括公众越来越多的享用科技成果，这种享用除通过市场购买以外，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性公共科学服务，如何建设更多的科学文化类场馆，如何让公众享用更多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各类社会基础设施等？
其四，我们十分关注当代科普理论研究与实践关于科普内容及其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科普由过去单纯知识点上的传播向着学科知识的交叉以及知识的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方向发展；正在从单纯追求科学自身的内涵向着结合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转化；特别是科普与人文结合越来越引起普遍的重视，从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生存环境中认识科学，从科学应用的后果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意义，这些都彰显了科普的时代性与社会责任，反映了科学普及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探索科普研究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科普理论研究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