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是近年来媒体在议论自身发展时叫得颇响的一个词。对于媒体而言，“影响力”应当是其在受众心目中的印象、感觉以及媒体被接触、被影响的程度。其具体的蘅量指标需依照媒体的特性而论，例如广播的影响力就包括收听率、美誉度或满意度等。
影响力基本上取决于媒体所处的环境、条件因素和媒体自身如何作为等因素。环境、条件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期，科技传播和科普方面的期刊或节目是不容存在的，这方面的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都不可能，又何言影响力？相反，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春天，催生出大批科技传播和科普的媒体、版面、栏目和节目，此谓环境使然。而其时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民众因十年的“知识饥渴”，使科技传播和科普的媒体拥有了产生“影响力”的土壤。例如，八十年代初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知识杂志”节目已拥有上海及邻近省、市的一大批听众，其影响力当年虽无法具体量化，但是可以从听众经常性的来信数量和作者的自发投稿量感觉得到。30年来，报纸、出版、广播、电视和九十年代后期诞生的网络等媒体，如同在百花园里竞相斗艳，各领风骚，因而在不同层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到了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媒体数量的剧增和来自经济发展的压力，媒体无不在竞争中试图以最佳的内容和形式为受众服务，尽可能追求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很自然，增强科技传播和科普的影响力就成为媒体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其实正彰显了时代、社会和媒体自身发展的要求。如果说，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媒体的科技传播和科普的影响力大都属于自然形成的；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这种影响力便逐渐出于主动意识和自觉行为；而“加强影响力”恰恰凸现出媒体工作者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进步的大环境下，观念思维和行为执行力的重要提升。因此，本文结合上海电台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播科普工作的个案为例，从一个侧面参与如何加强科技传播和科普影响力的讨论，以期抛砖引玉，使这一话题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一、“加强影响力”需要强化“竞合”意识
随着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广播节目不仅在业内面临电台与电台、电台与电视台的竞争，而且还面临与其他多种媒体的日趋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必然现象，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和提高。然而无数事例表明：竞争并非意味自我封闭及“单打独斗”，而是更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推动“合作、协作、共赢”的“合作观”，并且在合作的基础上促进更高层次上的竞争，如此循环向上，这就是积极的“竞合” 观。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电台科技节目就与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建立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合作。广播科普节目的制作，逐步改变以往仅仅靠坐在办公室“动脑子、约稿子、编稿子、发带子（节目录音带）”的简单工作方式，而是加强与有关科普机构、行业协会的联系合作，争取它们的指导、帮助。这样既可有助于拓宽科普题材的视野，增强节目选题的有效性，也可结识更多的科普合作者，影响力自然也获得相应的提高。1988年，上海电台为普及健脑、健身知识和方法，向广大听众发起“健脑之道” 科普征文，初步尝到“合作”的甜头。在作者方面，中科院院士张香桐等专家和其他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并支持；在活动经费资助方面，得到了上海计算机厂、上海手术器械厂和上海延安制药厂分厂的支持；在将应征佳作汇集出版方面，得到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吴智仁和资深编辑王义炯的支持。此后1991年，由章道义、林志宽、陈念贻先生主审，上海科普创作协会组织编写，饶忠华先生任主编的《科普系列丛书》中，就有上海电台科技节目编辑编写的《健脑新法》一书。而这本书的不少素材选自 “健脑之道” 征文，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健脑之道” 科普征文的作用和影响。
在1990年和1998年，上海电台科普节目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紧密联系先后达到高潮。1990年6月，在上海电台建台41年之际，首次承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科普节目、论文评奖年会；1998年10月，上海电台又承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首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海电台科普节目以积极投入的姿态和开放合作的胸怀，与全国各地科普广播机构进行密切交流，拓展科普业务和组织合作，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科普节目工作，也获得全国广播科普节目同行的广泛好评，在国内广播界的影响力亦与日俱增。
二、“加强影响力”需要借助传播学方法
中国科协原主席周光召曾在“加强科学普及 弘扬科学精神”一文中写道：“从传播学的立场看，传播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科学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三个层次，其中每个层次都各有特定的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方式和社会效果。”这一表述清晰明了，其中“科学普及”涉及的“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方式和社会效果”的确应引起我们的重视。1999年12月至2000年2月，上海电台组织举办的“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播讲，就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该播讲可以说恰逢其时。在21世纪来临之际，人们充满对未来的期盼，其中包括对科学发展的展望。比如，在21世纪，人类究竟能否彻底医治和预防癌症？深海研究与人类社会有怎样的关系？21世纪我国微电子产业将如何发展？等等。显然，这都需要专家权威的诠释和预测。此外，我们在策划、组织、实施“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播讲时，还特别在传播方式上作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尝试：
1．征求上海市科委、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支持。
2．在经济频率的《今日科技》节目中不断播出该活动消息，陆续邀请21位在沪院士来电台直播室播讲高新科技知识和信息。他们是严东生、沈允钢、龚岳亭、汤钊猷、邹世昌、许学彦、陈竺、杨雄里、杨梄、匡定波、戴立信、汪耕、叶叔华、汪品先、刘建航、阮学榆、闻玉梅、吴孟超、干福熹、陈凯先、杨福家院士。
3．《今日科技》节目每播完一讲后，由新闻频率记者根据录音改编成“录音报道”，于次日“990早新闻”节目中播出，以进一步扩大影响。
4．在上海各主要媒体上发布播出消息，以利更多的听众及时收听。
5．获得上海科普出版社的支持，在播讲结束后不久，即出版了《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一书，并邀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院士作序。他在序中高度评价了此次活动：“这套节目水准高，前瞻性强，且知识性与通俗性融为一体，播出后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现在又把讲座内容汇编成书，立意新颖，富有特色，既能很好地普及科学知识，又是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一部好教材。”
传播学告诉我们，在整个人类传播现象中，只存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核心部分是大众传播，而大众传播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受众研究。那么，如何评价“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播讲的效果？它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力？由于受传播学专业能力等的局限，我们当时还无法进行及时、准确的评估，如未能作及时跟进的收听率调查和专业的逻辑推理等。不过，从上述权威专家的身份和前沿话题，从“990早新闻”20 多天的相关播报和出版书籍以及徐市长作序等，还是可以粗略地看出，这次播讲因为采用了能够吸引受众的方法，因而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如何深入有效地引进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也许恰好显露出现时不少科普工作者的“软肋”，比如，我们比较注意具体的传播内容，而对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偏好、评价和观念、态度改变等缺乏调查研究。因此，从发展提升科技传播和科普影响力的角度考虑，科普工作者除了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外，还有必要了解和学习传播学，加强与传播学专业工作者的合作，以此获求对效果的精确评估，从而促进业务的改进和提升。
三、“加强影响力”需要辩证法指导
现时，唯物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有效思想方法，它的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在加强科技传播和科普影响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永不过时的。比如，如何辩证对待科普内容的“多与少”？如何善于做好内容的 “加减法”？就关乎科普的吸引力与影响力问题。英国剑桥大学引力物理学教授、《时间简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曾从一位图书公司的编辑处深得做“减法”的真谛。1983年，该图书公司以25万美元买下霍金的一本科普书在美国、加拿大的出版和发行版权，不过，编辑向霍金提出这样的忠告：“（书中）每一个公式都会使你的书的销量减半。”这实际上在提醒：书内容越是通俗易懂，越是能赢得读者市场；反之，则会失去销量和市场。此后，该书在美国第一次印刷4万册，几天内就销售一空。这个事例除了说明科普内容的表述永远要注重通俗化，科普作者要尽力减少、避免艰深难懂的叙述外，也提示科普传播者永远需要替受众着想，从受众市场的角度思考问题及实施方案。
上海广播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起，节目频率的套数在增加，栏目的个数在增加，人员、设备自然也在增加，似乎关注点和施力点都在“做加法”。当然适当的加法有利于广播事业的发展和听众的需求，但是一味“做加法”，又会造成内容繁杂与重复、节目设置个性不明和收听方向模糊等新的弊端。因此，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深化改革中，广播又引入“受众细分化”的“小众化”观念，将原先一些“综合台”、“综合栏目”改变为受众目标细分、内容对象性较强的专业频率和节目，这其实就是在做内容的归并和减法，好比将许多内容重复的百货店变为一个个内容专业、便于寻找和购买的专业店一样。比如，原先上海电台科普节目中的一个医学小栏目，变为一个单独节目《名医坐堂》，科普节目则更名为《今日科技》，内容涵盖科学前沿、新技术、自然地理以及边缘科学、交叉科学等，定位的目的性强，受众的收听目标也更清晰，自然能够增强节目的影响力。
此外，在广播新技术的助推下，节目形态也做了必要的“减”法。例如，为取得“快捷”、“直接”的播送和收听效果，从1992年起，在新一轮上海广播电视改革的大潮中，上海电台的《今日科技》节目由原先的录播改为直播，减少了节目制作环节，而且增设了便于即时交流的直线电话，从而大大拉近了传播者与接受者（受众）的距离。
《经济日报》原总编艾丰曾通俗地解说：“如果不懂传播的话，可能就认为文章的稿子写得越长越好，因为文章写得块头越大，似乎把一个单位、一个部门 的宣传分量看得也越重，但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就不一定了。因为传播是一个系统，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一方，如果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考虑，5000字太长，人家不爱看，而很精彩的文章1000字就够了，就能达到宣传效果”，这里强调的是新闻工作者要重视传播方法和艺术，其实它的思维落点还是辩证法。辩证法可以指导我们全面、科学地认识事物，明辨得失，提高效能，这无疑能给提升科技传播和科普影响力以极大的思想支撑。
有必要提及的是，上海电台科普节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广播界和本市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固然离不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播电视的体制机制改革这样属于“天时、地利”的大背景，然而，人的积极因素则是关键因素。例如，电台领导在不同时期都从多方面支持了广播科普节目。因此，上海电台在八九十年代能够拥有较为稳定的科普节目群（3个节目）和稳定的科普节目编采播队伍。在这样的氛围中，更有同志们的勤于思考和实践，在创编节目和著述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在全国和上海市屡获科普节目、论文的重要奖项，成果较为突出。此外，节目每年都策划和组织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科普活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上海科普广播节目，处于上海广播史上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阶段，它调动了一切有利于科技传播和科普的因素，自然也就为促进科技传播和科普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强劲的动力。
今天，当我们纪念全国科学大会召开30周年、“科学春天”之风继续劲吹时，需要我们继续在保持热情时进行冷静思考，深入地、多角度地探讨科技传播和科普的影响力问题。
贺锡廉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