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丰厚宏富，源远流长，它与科普创作的关系至为密切。本文试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一番探讨。
一、传统文化提供科普创作的丰富材料
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往往可以寻觅到科学的源头。如周代的《诗经》，它是先秦文化的瑰宝，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科学史上享有盛誉。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话很有道理。多年前笔者给《中国钓鱼》杂志撰写《<诗经>鱼事漫话》（1989年第4期），文中写道：“《诗经》所载鱼类，大多为当时常见之鱼，如鲤、鲂、鲦、鳙、鳟、鱮、鱣、鲔、鳢、鲨…为今人探求我国鱼类固有之名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又，笔者回顾往年在给《长江蔬菜》《蔬菜报》…等刊物写作蔬果小品时，多有引述《诗经》中的有关材料。如《消暑佳品——甜瓜》（《长江蔬菜》1993年第4期）：“《诗经》有‘七月食瓜’之说，《诗疏》亦有古时为‘天子削瓜’‘瓜祭’的记载”。
据清人顾栋高在《毛诗类释》中的统计，《诗经》中载有当时习见的植物137种，动物136种，有感于此，笔者曾以《<诗经>——世上最早的植物杂》（《洛阳日报》1981年1月10日，署名：永年）及《<诗经>——世上最早的动物学》（《洛阳日报》1981年7月15日，署名：尔迪）为题，对《诗经》中的动植物略作介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但《诗经》蕴含着珍贵的科学史料，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类典籍中所蕴含的科学材料不胜枚举，如相传为春秋时期师旷所撰的《禽经》，乃我国最早的鸟类学著作，书中所述“鹈志在水，鴷志在木”；“物食长喙，谷食短咮”之说，颇具科学意义。又如汉代《尔雅》对《诗经》中草木鸟兽之名所作的解释，亦颇多科学价值的内容。再如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生长在我国广东、广西等地以及越南的植物共80种，并有生物防治的记载，是我国现有最早的地方植物志；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宋代欧阳修的《牡丹谱》、蔡襄的《荔枝谱》、刘攽的《芍药谱》……等等，都是先人留下的可贵的文化财富，给科普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笔者的写作体验，如果舍弃了这份传统文化财富，写作中必然捉襟见肘，困难重重了。
二、一分为二地对待传统文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诚如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所提出的主张：对于东西方的文化遗产，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也是科普创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取的态度，精华应吸取，糟粕要剔除。
中国传统文化有生活，有真情，有哲理，且富有人文色彩。如笔者在《漫话金针菜》（《长江蔬菜》1987年第4期）中提到“金针菜的别名之多，堪称各类蔬菜之最”，引录了《诗经》《说文解字》《尔雅》等十多种典籍材料，其中见于晋代《风土记》的别名为“宜男”，其说颇有趣，谓“怀妊妇人佩其花，生男”，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意识。又如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记慈菇时写道：“慈菇一根岁生十二子，岁闰则十三子，如慈母之乳诸子。”反映了我国人民一向珍重母爱的美德。这类说法虽无科学性可言，却有史料价值，在科普创作中不妨偶一用之。
再如明代屠本唆的《闽中海错疏》，书中解释“鲳鱼”的得名，其文云：“按鱼以鲳名，以其性善淫，好与群鱼为牝牡，故味美，有似乎娼，制字从昌。”这是明显的用封建意识去写事物，糟粕无疑。此类以人写物的现象，在历代文人的著述中所在皆是，“鹞不击伏，仁也；狐小前大后，禺（山猴）老前少后，礼也；雁春北秋南，鷽（山鹊）朝晴暮雨，信也；鹖不知死，螳忘其生，勇也。”这是所谓“四德”，见清人李元《蠕范》一书。书中还写道：“鸡有五德，首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敌在前敢斗，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则将人之五德赋予一物了。
诸如此类的人文色彩，在传统典籍中俯拾皆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在撰写科普小品时，哪些宜写，哪些不宜写入作品，是应当深思慎取的。
三、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以现代科学眼光来审视传统文化，必然会发现诸多谬误之说。《庄子•逍遥游》写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即蝉，其成虫的生活时间固然短暂，但它整个生活史中的幼虫时期却在地下经过了2-3年，或5-6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在《昆虫的故事•蝉》一文中描写道：“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所以，说蟪蛄不知春秋，并不符合事实，是不科学的。
又如，《诗经》中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之说，西汉大文学家杨雄解释道：“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矣。”这类荒唐的化生之说在古书中随处可见，如《吕氏春秋》《礼记》等典籍中的“腐草化萤”、“鹰化为鸠”、“燕化为蛤”的记载，直到上文提到的清代乾嘉时人李元的《蠕范》一书，都充斥着物化之说。
基于上述种种情形，我认为，作为科普工作者有以下两件事是当务之急（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
1． 整理国故，用科学的眼光将传统文化中的谬误之处一一罗列出来，并予以科学的解释。
如生活中常见有人将柳树称作“杨柳”，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树；又以柳絮为柳花或杨花，实际上也是受了古代文化的影响。竺可桢、宛敏渭撰著的《物候学》一书中引录唐代诗人李白《遥寄王昌龄左迁》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书中指出诗句中的杨花，其实是柳絮。又指出柳絮不等于柳花，“柳絮是柳的果实中的种子，果实成熟后裂开，种子带有一簇雪白的长毛，随风飞扬上下……”（《物候学》科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
有些传统文化中的谬误之说，如果前人已有精当的解释，那更是难能可贵，值得挖掘。如上文提到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杨雄的解释固然错误，但宋人车若水在《脚气集》一书中却有正确的理解，书中写道：“蜾蠃取螟蛉，产子于其上，借其膏血以为养，蜾蠃大，螟蛉死，非变化也。”解释螟蛉化蜾蠃现象十分精当。
2． 努力做好科技探源的工作
科技史的探源工作没有止境，它始终牵涉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仍以《诗经》为例，《诗经》中究竟记载了多少种植物，上文提到的顾栋高的统计，只是一说。在现今见到的植物学著作的记载上有说一百多种的，有说二百多种的，比较具体的数字有1957年出版的陆文郁所著《诗草木今释》，认为《诗经》中共载录了132种植物。显然，这里就有探源考证即植物名彙的考证工作可做。
必也正名乎。联想到前些年社会上流传芦笋可以抗癌，不少人纷纷购买这种植物，一些无证商贩也乘机兜售“芦笋”。据查，这些商贩出售的“芦笋”，实际上是湖沼水田随处可见的禾本科植物芦苇的嫩芽——芦尖（亦称“芦芽”、“芦笋”），并无抗癌作用。真正的芦笋，乃是产于欧洲和我国广西一带的百合科植物石刁柏的块根。
即此一例足证重视植物名彙的探源整理工作之重要了。
朱永年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