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出于“自发投稿”，曾编写出版过一些知识类科普书。出乎意外的是，1991年初我经历了头一遭“命题编书”，即由原先的“我要写”变为了“要我写”，这对于当时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名普通编辑的我，自然倍感荣幸。我参与承担的编著任务是由中国科协和上海市科协指导、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组织编写的“科普系列丛书”。我是作者之一，具体编写的是其中一本《家庭必备 健脑新法》。
那年代出书不象现在，可没有承担印数之累，也不用自筹出版费用，只要出版社认可选题，估计能受读者欢迎就行。不过，作者的书籍选题要通过出版社层层认可，也是十分不易的，所以我十分珍惜这次受协会之命的“命题编书”。
正如著名科普专家章道义为该“科普系列丛书”所写前言中指出，“九十年代初期，广大群众和基层科普工作者越来越感到科普资料的缺乏，不断地提供科普宣传资料已成为巩固和发展大型科普活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丛书就是为了配合这一需要而编写的。”他还强调，“本丛书的编写着重考虑：有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启迪智慧，增强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识”。因此， 从接受任务的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该书的“启蒙”意义，肩负的写作担子沉甸甸的，甚至认为我并不是脑科学专业工作者，开始动笔以后，又萌生了勉为其难的些许感慨。
不过我天性里有点儿敢试、敢实践的勇气，另外，1981年至1984年初，我在上海《自然杂志》当编辑，后1984年4月，到上海电台科技节目组当编辑时，都负责处理生物学方面的稿件，有一些这方面的积累。我还曾多次采访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所长张香桐院士和其他脑科学专家，从中了解到全世界的脑科学家已经开始对人脑的难解之迷发动“攻势”了，我也从专家那儿“批发”来不少脑科学知识和信息。值得一提的还有，1988年，我在上海电台曾策划、组织过一次比较成功的“健脑之道”广播征文，张香桐院士等专家和有健脑经验的许多社会人士都热情参与征文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和技能介绍。
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常务副会长饶忠华，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秘书长李正兴和资深编辑王福康等都鼓励我，认为我能完成这一任务。不过，规定的撰稿时限很紧，我只得采取“复合、交叉”方式作战，一方面到图书馆、阅览室等广搜资料，一方面设定书稿框架；两方面情况若有变动，再不断调整、修改。另外，还听取此书的编审陆凤清老师的修改意见，她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且很有经验的出版人。附带说一下，那时我的写作环境、条件与很多知识分子相仿，都很艰苦。我的住房很小，为了不与念高中的儿子“争地盘”，我常常就把椅子当桌子，算是一种“屈就式”写作。但生活的哲理真奇怪，环境越艰苦，往往也越能出成果，我发表、出版的一些书和获奖的不少作品、论文竟然大都出自那一条件之下。
很快，书的初稿完成了。为了对读者负责，为使该书不出概念性、知识性差错，我与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的徐秉煊研究员联系上，请他通览书稿，为我把关。他家住徐汇区，而我工作单位在外滩，常常是下了班以后就往徐先生家赶。我们一起交谈书稿，也聊一些徐先生熟悉的“脑生长期与脑卫生”话题，我从中受益非浅。
完成这么一本才4.5印张、近10万字的书，却比我撰写其他书籍要费心费力，这可能就是“我要写”与“要我写”的主要区别，因为这可是中国科协普及部为广大群众办的一桩大事啊！我从徐秉煊研究员处得知，由国际脑研究组织的“脑的十年”活动自1990年起已在全世界开展。那么，这部书不正契合了“脑的十年”活动吗？中国科协和国际脑研究组织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部书既涉及正常人的脑保健，也关乎脑疾病患者的康复；既蕴含基础理论知识，又包括实践技能；既与青少年密切相关，又与中老年人不可分离，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大约在1999年，我到云南参加中国广播科普优秀作品和优秀论文评选年会，并担任评委，期间遇见应约来为广播科普同道做主题讲座的章道义先生。我向他谈起“要我写”的这段有趣的往事，他仰面微微笑道：“这是中国科协应该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啊”，又特意附加一句：“上海的同志在科普工作方面还是很有实力的！”
贺锡廉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