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山花烂漫的红五月，迎来了科普创作的春天。中国科协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我有幸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与茅以升、高士其、贾祖璋、华罗庚等知名人士零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教诲，专家们为科普事业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化了我。从此，在科协的岗位上，我就与科普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年11月末，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成立。我即为协会的专职干部。至今30个春秋过去了，我始终坚守在这块科普源头的阵地上，无怨无悔。回首历历在目的往事，心中甜滋滋的。
1983年初，上海市科协把我送往北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毗邻的中国科协干部进修学院学习、深造。五个月的日日夜夜，经过专家和领导的授课，以及学员间的自习、研讨，通晓了科协的家史，了解了中外科技发展史，领悟了科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等。这次科协对我的培养一直铭记在心……
20多年来，上海涌现了一支优秀的科普创作队伍，为繁荣科普创作和在科普创作的理论探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也融进了我的点滴汗水。
我喜爱文学，但未进过正规学校，初中未毕业就参了军，退役后只在夜校读过几年大学文科。也许是我的笔头勤，常向中国科协提供上海科普活动信息的缘故，1952年3月，他们赠我《讲座》教材，使我成了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的学员，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在3年函授的日子里，我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来勉励自己，常常挑灯夜战，系统地啃下了36本教材，为我的科普工作和科普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我终身难忘的。
在日常的业务工作中，《科协论坛》《学会》《上海科坛》一直是我的亲密伴侣和良师益友，引导我按照科协的思路，在科普工作中健康地发展和不断地前进。
我常以茅以升的《桥话》、高士其的《菌儿自传》、贾祖璋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能让科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并为公众奉献上科学与文学相融的科普大餐的经典，鼓舞自己投入到科普创作中去。我曾写过题为《引我上路的导师》的文章来缅怀高士其。在贾祖璋逝世10周年之际，我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花儿就该这样红》。在科普创作实践的磨练中，也使我成为贾老这朵红花带领下的万紫千红中的一朵小花。
20多年来，我坚持向行家请教，结合自己的业务深入生活，苦练笔头，先后发表了科普文章300多篇。多次参加中国科协及其有关部门组织的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其中参加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的论文《科普活动的有效手段》，经媒体推荐，先后多次被有关方面评为金奖、特等奖、一等奖和国际优秀论文等奖项，并被收入《中国科教兴国战略文库》等50多种大型工具书。
近年来，经策划、撰稿和编辑并以协会名义出版的科普图书有《银牌和金牌》《摒弃精神鸦片》等；推向社会的大型科普图片展有《现代人的健康生活》《中国航天》《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科学发展》等。
是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是科协的这片沃土，使我茁壮成长。我曾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专职秘书长。连续四次被评为上海市科协先进工作者，并被选为出席中国科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一切成绩应归功于党的教导和科协的培养，归功于科技社团这个良好的大环境，归功于科协大家庭成员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是科协给了我一支笔，让我在科普的田园中尽情地耕耘。我要拿起这支笔，为培养科普创作队伍而呐喊！
我虽年迈七旬，但精神饱满。我要以生命不止、拼搏不歇的精神，以勤奋的工作，感恩图报培养我成长的科协组织和领导，回报支持和帮助我的广大会员。我要继续为探究科普的运行规律，探究科普与市场运作的切入点，探究科学与文学艺术的结合点，作点突破传统科普框架的尝试。
我的格言是：工作无涯，苦中有乐。我的信心是：步入夕阳红，科普萦心中；青松寒不落，科普建新功。
李正兴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