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举行的上海科技节中，有一项引人注目的亮点活动——“中美科普论坛”，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这项以“科技传播与公众科学素养”为主题的论坛交流活动，吸引了政府部门、科技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科普工作者的热情参与，上海科技馆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座谈时气氛热烈。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同行们，以他们多年科普工作的实例和经验，给许多与会的科普工作者诸多启迪。一名出版社的科普读物编辑对采访的记者说，相比较下，目前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无论在理念更新、手段出新、内容创新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这方面需要急起直追。此话令人深思！
运用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手段来做好大众科学普及工作，是当今时代在科技传播和科技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著名的美国“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比较研究理事会”主席米勒博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科学素养的不断下降将会损害美国人的社会参与能力。他认为，如今时代变了，如果人们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将会成为新型的“文盲”。拿米勒博士的话来对照一下我们近年来在科技传播包括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结果并不乐观。
就目前我国公众的科技素质来说，据江苏省科协和江苏省城市经济调查局最近开展的一次联合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人群中有16.23％的人曾进行过网上“占卜算命”，并表示坚持相信所谓的“星座预”。另据北京市科协对该市10所中学217名学生和5所中小学的206名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学校里拥有护身符的学生占71%，其中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它可以保佑自己；相信星座决定命运的占40%；此外有 31%的教师承认，从未对学生进行过无神论教育；有30%的教师认为“414”这个数字不吉利；关于人与星座的关系，认为有一定关系和没有关系的教师人数各占一半。 且不说普通的老百姓，目前就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真正具有一定科技素养的人也占据不多。据《工人日报》日前报道，最近由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数比例为12.2%。其中了解基本科学知识的县处级国家公务员比例为63.4%，了解科学方法的比例为36.1%，而有28.3%的县处级公务员至今还迷信“相面”。课题组负责人程萍博士认为，科学素养水平的高低会对公务员是否能科学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从大的方面讲，科学素养水平甚至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们在进行全民科学普及，提高公众科技素养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如果只重视科技成果的投入，而忽视科技传播、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那是很难在整个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目前我们国家许多地方在科研成果的取得及其在经济领域产生的辉煌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在对一般民众进行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却相对滞后。为此，2006年2月，我们国家正式颁布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领》，提出了与此相应的达标要求。该《纲要》相对于我国以前的科学普及、科学教育、职能培训活动和计划而言,在理念和措施上有多方面新的构想和规划，确定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方针；设定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近期、中期和长远三个阶段的任务目标，其最高奋斗目标是，争取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18岁以上公民的科学素质全都达到制定标准的最高层次。
然而在新时期，我们要做好社会大众的科学普及工作，还会遇到许多瓶颈和难题，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其中包括：目前科普工作者人员结构老化，科学传播手段方法滞后，科普工作实践中缺乏应有的创新精神等等。因此，我们要做好新时期的科普工作，就必须在理念更新、手段出新、内容创新上不断努力才行。
首先，面对当前科普工作者年龄老化、科普队伍后继乏人的状况该如何应对？应该看到，这几年在一些人眼里，与许多尖端的科技项目开发和研制相比，搞科学普及工作只能算是“小儿科”。据科学普及出版社前不久对78名科普作家的统计数字显示：其中60岁以上的要占到69人，占总数的88.5％。中国科普创作队伍青黄不接之现状可见一斑。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与有些科普工作者自身的价值判断有关，然而，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我们有些政策理念也阻碍了一些科普人员的工作热情。例如，有一位曾写过大量科普文章的学科专家，由于他的科普作品不能计入职称专业考核指标，结果拖延了许多年才被评上高级职称。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要做好新时期的科学普及工作，就必须在体制和机制上理念更新，以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科普队伍中来，从而保证我们科普队伍中的人员“长流水，不断线”，队伍稳定了，科普工作的基石就牢固了。
其次，我们在科普人才培养方面，也要观念更新，手段出新。以往，我们总把科学普及的主要任务压在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身上，但是，这几年国际上已提出了“科学家可以远离科普工作”的口号。道理很简单，一个学有成就的科学家，未必一定在科普宣传上亦有建树，而要做一个真正的科普工作人员，就必须使之职业化。在这方面，有关专家提出可以有三条途径予以实现：一是我们要实施媒体科技记者编辑的“科学专业性”方针。由于媒体在科学普及工作上面广量大，因此，媒体中的科技栏目、条线的采编人员，其“科学素养”就应该高于一般的编辑记者。但据上海交大的一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仅以上海媒体为例，目前90％以上的科技记者都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理工背景的仅为5.6％。这显然对科技记者在科技知识的专业化掌握上是不利的，这种结构性的不合理现象，今后是完全可以通过媒体内部自身的人力资源调配得以完善。二是要加强对社会科普工作者的业务培训，一份调查显示，目前上海在街道社区内从事科技传播工作的人员79％学历在本科以下，而且绝大多数是兼职人员，他们主要是从事宣传干事、政工干事等工作，科普宣传的专业知识显然都还须不断强化。三是应该积极培养科普队伍的后备力量。据了解，目前上海还没有一所高校开设本科的科技传播专业，仅有少数高校建立了第二专业、公共课、选修课等辅助培养方式，这显然与培养职业化的科技传播和科学普及后备力量要求是不相符的。在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领》的任务中，我们要把群众性的科技传播和科学普及工作舞台不断做大，就必须尽快培养一支职业化的科普宣传队伍，并促使其在实践中积极发挥“雪球”效应，那我们的科普工作一定会出现一个有效的崭新局面。
第三，我们的科技传播和科学普及工作只有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才能达到较好的科普宣传效果。在前不久举行的上海科技节主题报告会上，英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主任约翰－霍尔曼教授就提出，“科普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吸引公众参与科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科学的传播手段上积极开动脑筋。我们要摒弃以往那种一搞科普活动就是向群众传授一些生活知识的老套套方式，而应代之以向公众传递最新的科技成果、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就以前不久荣获本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基因宝库丛书》一书来说，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编著者在书中紧扣当代的尖端科学技术和当今老百姓的民生实际，针对目前有些人拿时髦的补品当“万能药”而产生“吃基因，补基因”、“基因万能”等糊涂概念，以“基因神探、基因计算、基因财富、基因组漫画”等多项选题方式，对基因技术这项生命科学的先进技术，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丛书的编著者坚持“真实、准确、成熟”的科普读物撰写“六字方针”，从而使整套丛书尽量做到语言生动流畅、插图活泼有趣、知识准确易懂，达到了较好的科普效果，而这本书最终能获奖，看来决不是偶然的！
要让新时期的科普工作插上创新的翅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就是科技知识的差距、人才和劳动者科学素质的差距。”而要缩小这个差距，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技传播和科学普及教育，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创新精神和勇于探索，就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们的群众性科学普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
许兴汉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