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者和定位
探讨科普问题，形式似可活泼些，于是就有了本文的写法。
《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自2007年初问世以来，受到了广泛的鼓励和关注。新华社发了通稿，重要媒体发表消息和评论绵延至今。凡此种种，上网一搜，尽可了然，此处不再赘述。
天文界的一位学长曾当面问我：“你写这本《追星》，有没有什么外文书做蓝本？”在人们热议国内原创与国外引进的科普作品有何差距的语境下，这真算得上是一个既有疑虑又有期待的好问题。当我干脆地回答“没有”时，心情非常愉快，因为《追星》确实是一部从构思到写作始终不忘“原创”两字的作品。
科普界的一位老友曾对我说：“这本《追星》，主要不是讲星星的故事，而是谈人类‘追星’的历程。倘若它只是介绍星星的知识，那就应该放到‘科学书房’里。而事实上，它讲的是人类如何‘追星’的历史，所以应该在‘人文书房’里占据应有的一席。”确实，《追星》是一部科学与人文联姻的作品。
好几位记者在采访时都问及：“这本书讲天文，却时而谈到历史，时而谈到艺术，时而又谈到宗教。您是怎么把这么多东西捏到一块儿的？”科学界也有一南一北两位老友，不约而同地打趣道：“你居然把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弄到了一起，好本事！”我说：“并不是我把它们捏到一块或者弄到一起，而是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努力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已。”
更多的人则关心：“这本书的读者对象究竟是谁？是青少年？还是天文爱好者？”我的回答是：“主要读者对象并非青少年。而且，这本书也不是特地为科学爱好者们写的。我的本意是，它仿佛是为浩瀚的书林增添一道别致的景观，希望游人碰巧看它一眼时，会产生一种‘嗨，还真有趣”的感觉。这本书，是为一般社会公众写的，是为乐意看《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的所有读者写的。如果一位原本未必对科学感性趣的人，偶尔翻翻这本书，竟产生了一种‘科学，科学文化，确实还蛮有意思’的感觉，那么本书的初衷也就算兑现了。我们不必计较读者究竟记住了多少具体内容。”
就我国科普的现状而言，如此定位当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选择。
二 、科学家和非科学家
1959年，英国著名作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在剑桥大学演讲 “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提出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歧与冲突。他说：
“事实上，在年轻人中间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隔阂比起30年前更是难沟通了。30年前这两种文化早已不再相互对话了。然而他们至少还可以通过一种不太自然的微笑来越过这道鸿沟。现在这种斯文已荡然无存，他们只是在做鬼脸而已。”
斯诺的看法是，两种文化的隔阂，都是由于狂热推崇专业化教育引起的，解除这种局面“只有一条出路：这当然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
关于这一问题，陈昌曙教授等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与结合”一文中有较深入的阐述，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8月号，第17卷第4期。
关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隔阂，美国科普泰斗阿西莫夫（Isaac Asimjov，1920~1992）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写在其百万言巨著《最新科学指南》的序言中：
“有关科学家学术成果的出版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过，但外行人也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是阻碍科学进步的一大障碍，因为科学知识的基本进展通常是来自不同专业知识的融合。更严重的是，如今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远离非科学家……科学是不可理解的魔术，只有少数与众不同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家，这种错觉使许多年轻人对科学敬而远之。
“但是现代科学不需要对非科学家如此神秘，只要科学家担负起交流的责任，把自己那一行的东西尽可能简明并尽可能多地加以解释，而非科学家也乐于洗耳恭听，那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或许可以就此消除。要能满意地欣赏一门科学的进展，并不非得对科学有完全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必须能够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要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自己必须能够作一部同等的交响曲。同样地，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果，也不一定要具备科学创造的能力。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处于现代社会的人，如果一点也不知道科学发展的情形，一定会感觉不安，感到没有能力判断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且对于宏伟的科学有初步的了解，可以使人们获得巨大的美的满足，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实现求知的欲望，并对人类智慧的潜力及所取得的成就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想借此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这次创作《追星》，也是希望能在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方面做一点新的尝试。我感谢读者对它的肯定，也期待着人们对它的批评。
三 、科学性和文学性
科普作家的第一追求，应该是为社会提供好的科普作品。
什么是好的科普作品？历来有种种判据和说法。有人说，好的科普作品应该充分展示其和谐与美，应该是真与美的完美结合；有人说，好的科普作品应该做到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哲理性兼而备之，浑然一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每一位科普作家都会有自己的偏爱。我本人在少年时代最喜欢伊林；30来岁开始，又迷上了阿西莫夫。当然，房龙、伽莫夫、萨根、马丁•加德纳、保罗•戴维斯、斯蒂芬•霍金等等，也都是我心仪的大家。我国也有不少优秀的科普作家，从老一辈、甚至老两辈的学长直到今天的新锐，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名家的作品，全都印证了伊林的一句名言：“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乏味的叙述。”
我们还记得，郁达夫曾经说过：房龙的笔“有这样一种魔力”，“干燥无味的科学知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这就是说，科普作品应该力求兼备科学性与文学性。是的，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科普作家，就必须加强文学修养。但是，我们在创作中必须杜绝刻意的舞文弄墨、炫耀所谓的文采。巴金曾经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想，这应该相当于武林高手的“无招胜有招”。这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表现，也应该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2002年去世的老一辈著名作家孙犁，有一篇题为“与友人论传记”的文章，谈到有些人在写历史传记时，“大显其文学方面的身手”，而在作品写成时，“他那些文学方面的才华，却成了史学方面的负担，堆砌臃肿和污染”。
所以说，文风是很重要的。对于科普创作，我一向认为“非常平实”的写作风格是很可取的。阿西莫夫曾经非常直率地说：“如果谁认为简明扼要、不装腔作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建议他来试试看。”阿西莫夫曾提出一种“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的理论，他说：
“有的作品就像你在有色玻璃橱窗里见到的镶嵌玻璃。这种玻璃橱窗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你却无法看透它们。同样，有的诗作很美丽，很容易打动人，但是如果你真想要弄明白的话，这类作品可能很晦涩，很难懂。
“至于平板玻璃，它本身并不美丽。理想的平板玻璃，根本看不见它，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
“理想的状况是，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栏。写诗一般的作品非常难，要写得很清楚也一样艰难。事实上，也许写得明晰比写得华美更加困难。”
我在25年前就曾经评论：阿西莫夫的大量科普作品，文风始终如一。它宛如一溪清泉，涓涓不绝，清新而畅达；又仿佛一江春水，滔滔东流，雄浑而有力。今天，我愿意再补充一句：阿西莫夫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无疑得益于他恪守那种非常朴实的平板玻璃似的写作风格。
我赞赏这样的文风。在《追星》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也努力保持这样的风格。许多读者认为《追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是因为那种非常平实的写作风格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四 历史感和画面感
我国教育界和科普界的老前辈顾均正先生，在1953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伊林学习”一文。文中指出：“伊林的作品，都用历史观点来表现事物的发展。他批评过去的儿童读物没有时间观念。他在《人和山》的开场白里说：‘好像是世界上各种事物一件件都在这里，但是有一样重要东西没有谈到。时间。它是一个睡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是停止的。’”
伊林的作品令人爱不释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总是将人类今天掌握的科学知识融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做到了“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钩玄提要地回顾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本来面目，有利于读者理解科学思想的发展，领悟科学精神之真谛。
在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作品中多多地谈论历史，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人们高屋建瓴地领悟科学的作用。伽莫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不只是“达到改善人类生产条件的实际目的”，科学“当然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这个目的是次要的，难道你认为搞音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吹号叫士兵早上起床，按时吃饭，或者催促他们去冲锋？” 伽莫夫认为，科学的来源就是人类追求对于自然和自身的理解。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正是极普通的好奇心。他写道：“有人说：‘好奇心能够害死一只猫’，我却要说：‘好奇心造就一个科学家。’”
在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作品中多多地谈论历史，还有助于人们领悟科学家长“三只眼睛”的重要性。“三只眼睛”这一说法，源于美国《每日新闻》对卡尔•萨根的评论：“萨根是天文学家，他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也就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
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画卷。历史作品应该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司马迁的《史记》、塔西佗的《编年史》，都是字里行间充满着画面的典范。通俗历史文化读物更应该如此。所以，我写《追星》时，也一直在提醒自己：画面，画面，画面！
这里所说的画面，不仅仅是指插图。诚然，对于《追星》这样的书而言，插图是重要的，书中的200多幅插图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对自己提出的希望是：即使全书连一幅插图也没有，读者也能随时在正文中读出图来。这宛如一个电影文学脚本，它本身并没有图，但是再往前跨出一步，却可以进入分镜头脚本的领地。我相信，《追星》的读者将不难看到这一点。同时，我还很希望听到影视界人士的意见。
五 、科文交融的追求
我写过不少科普书，但创作像《追星》这样的长篇科学文化类作品却还是第一次。它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书中所述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受个人学识的限制。因此，书中谈及不同话题时，科学层面与人文层面所占的比重和深浅的驾驭就很难避免失当。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改善与提高。
关于科学与人文之交融，我在《追星》一书的“尾声”中表达了这样的理念：“林语堂曾经说过：‘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我想，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读物，也应该令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开始’。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很值得我们多多尝试。”
任重而道远，吾人其勉之！
卞毓麟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