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结合《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的选题策划和运作的创造性思维及活动，探讨科普编辑的进取意识、问题意识、调研意识、臻美意识、求效意识等与选题创新的关系，以浅论选题创新的科学规律。
关键词 选题创新、进取意识、问题意识、调研意识、臻美意识、求效意识
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际，注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传播，注重科学技术与知识的推广与普及、科学与人文的贯通等创新性的科普读物，已是科普创作的首选。一部优秀的的科普读物，其选题创新至关重要。本文试图结合《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的选题策划和运作的创造性思维及活动，探讨科普编辑的进取意识、问题意识、调研意识、臻美意识、求效意识等与选题创新的关系，以浅论选题创新的科学规律。
科学技术创新固然重要，科学技术传播的创新也不可或缺。因此，面对冲击人类生存方式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激动人心的局面，作为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传播者的出版人的责任无疑是十分重大的，选题的前景无疑也应该是乐观的。然而，由于传媒纷纷看好科学技术出版这片“绿洲”，市场竞争势必日趋激烈，既有当前科学技术出版物市场饱和的“近忧”，又有各类新颖传媒手段不断涌入的“远虑”，科学技术出版形势又似乎不容乐观。面对这种多变的局面，策略恐怕只有“以不变应万变”了，这个“不变”，乃是刻意追求选题创新，追求出版物的高质量和高品位，以创新取胜，以质量取胜。
对于一名“做”出版的科普编辑来说，其劳动是介于读者和作者之间，以文化选择、传播和引导为基本功能的一种能动的、独特的创造性精神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绝不是工厂流水线上几年如一日的单调动作，因为每部书稿都不一样。从选题设计到加工工艺乃至成品宣传都融入编辑的创造性思维，其产品也理应是全新的、独特的、并有社会价值的。编辑的创新冲动、创新思维和创新技巧必然会渗透进整个精神产品的生产流程，其中选题是出版流程的源头，若有能提供不尽活水的源头，便是出版走向成功的关键。因此，选题创新至关重要。
所谓选题创新，就是在选题策划中能充分应用创造性思维，突破传统的经验思维的束缚，独辟蹊径地来考虑选题。也就是说，能在进取意识支配下，创造性地提出问题，通过广泛深入地调研，展开合理的想象，寻找新颖的视角，开掘独特的“题眼”，为追求真善美而敢创前人未曾提出过的、具有双效益的精品选题。从这点来看，与其说创造性思维是编辑的一种能力，不如说是编辑的一种素养。一般说来，选题创新的心理过程大致包括准备、酝酿（孕育）、明朗（顿悟）、验证等几个阶段。为阐述方便，我把选题创新概括成下述五句话。
一、进取意识是选题创新的动力
选题策划是编辑为确定书稿未来面貌及其社会功能而进行的一项带有预见性的、主动的文化探寻和选择活动，因而也是编辑施展创造力、发展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策划过程中，在求异思维的驱动下，编辑综合了各种有关信息，运用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的方式，借助想象、联想、直觉、灵感等诸多心理活动，来构建选题。因此，选题策划鲜明地凝聚着编辑在尊重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能动性、预见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然而，选题创新并不是一个纯理论范畴的问题，它带有极强的目的性与可操作性，既反映了编辑的文化底蕴，更直接地体现了编辑的时代责任感与进取意识。
从事科学技术传播的编辑，总是追求能编几部高质量的精品力作甚至传世之作以弘扬民族的科学精神，期盼所从事的科学技术传播能与科学技术成果的创新合拍，并能在出版物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种进取意识正是获得新颖、独特和有价值的创新选题的动力。
追求原创性更是选题创新的不竭动力。依笔者之见，搞文集汇编或引进版权固然需要，但切不可一味图省力，而应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他人之长，尽快为我所用，增强自己的出版能力。毕竟“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科普出版界也理应培育自己的创新能力。作为一名有眼光的编辑，更应把选题视角对准国内高新技术领域，尽全力传播中华民族的技术成果，弘扬中华科技精英的精神风貌，以鼓士气，振国威。
随着出版从业队伍的日益庞大和对传播热点的不约而同的关注，科学技术出版物选题的“类同性”和视角“一致性”的矛盾相当突出。其实，这里有个“吠形”与“吠声”的问题。人们常能发现，一个双效益俱佳的原创性好选题的诞生和成功（吠形之作），立即会群起“克隆”（吠声之作）。选题的“克隆”是令人担忧的出版现象，只能导致进取意识的丧失和创新思维的窒息。选题创新的显著特征是选题的超前意识。编辑要有战略家的头脑和气魄，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游”，不要跟别人抢跑道，学会另辟蹊径，具有使自己的选题永远走在他人前列的胆识，这才是创新的动力。
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时，我们深深感到，在当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好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向全社会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科普编辑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尤其是“科教兴国”伟大战略提出后，我们的认识更深化了，科学与教育的辩证关系更明晰了，也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要办好教育，没有第一流的教育出版物显然是不行的，作为一家地方教育出版社的科普编辑，在继续出好传统的科技教育理论读物、教育教学工具书、新教材、教辅类读物外，还应努力顺应改革潮流，为科普事业尽力，开拓高品位的原创性科学技术教育类读物，以不辜负时代对传媒的重托。正是这种进取意识为我们成功地策划《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提供了动力。
选题创新的特征是出书先人一步。它是源于编辑思想先人一步，建筑在编辑立意高远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是以编辑知识结构作铺垫的，这就要求编辑还得有不断“充电”的进取意识。
在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企图有朝一日用最先进的手段基本掌握人类的全部知识，几乎成了天方夜谭，唯一出路在于能“终生学习”，不断提高。就人类的科学知识总量而言，18世纪时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加一倍，到了80年代已发展到每3年就增加一倍。而眼下，由于“知识大爆炸”的链式反应，知识更新的周期更短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现任Intel名誉董事长的Gordon Moore所预言的：微处理机的性能每18个月增加一倍，或每两年在同样大小芯片上，晶体管数目翻一番。这个Moore定律至今没有被推翻。有人预言，到2020年，一台台式计算机的能力将是现在美国硅谷所有计算机总和的能力。
由此可见，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要到位地传播前沿科学技术，科普编辑若没有“充电”的紧迫感，选题创新又从何说起呢？
几年前，笔者在采访著名神经生理学家杨雄里院士时，他对我们科学技术传媒工作者说了这么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值得深深体味：
我认为科技传媒人员应该对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非常迫切了解的愿望，特别是对它的概貌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不可能要求科技传媒人员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某些具体细节了解很多，甚至对科学家来讲，可能也仅是了解其中一部分的细节，但传媒人员至少应有一个基础性的、较为广阔背景性的了解，而且能对各学科技术的发展趋势有相当把握。第二，我希望科技传媒人员能更多地跟科学家交朋友，相互建立一种紧密的联系，以便能更及时、更准确地反映科技的进展情况。第三，我还希望科技传媒人员能够掌握一门外语，特别是英语，因为英语无疑已成为整个科学技术中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当然掌握计算机使用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方便、更及时地了解当前的科技动态，加强国际间交流，加强科学界与一般受众间的联系，受益无穷。
人们将编辑在传播活动中的特殊功效比作是“一部有思维能力的机器”。机器要正常运转，必须不断加油和维护。科学技术传播要持续发展，科普编辑必须更新知识，不断改善并拓展知识结构，方能为选题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问题意识是选题创新的源泉
一名有作为的编辑不仅善学，而且好问，喜欢动脑思考，从不满足已得，经常存在疑问，不时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问自己，问别人，问书本，问实践，把“学”和“问”统一起来，做到学中有问，好学多问，学以致用，求知创新。只有具备良好问题意识的编辑才善于倾听读者的呼声，善于发现读者思考的热点问题，善于从“市场”中寻问题。“问题”往往是开掘选题的先导，能从他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找到疑问，能从平常中察觉异常，这种发现问题的敏锐性，不仅是科学发现的关键素养，也是编辑有创见地发掘选题的基本素养。尤其是有了必须用新的事实和道理才能给予回答的新问题时，一旦新的事实被揭示，新的道理被阐述，创新也就实现了。其实，前人没有发现和没有被提出的问题只怕无，不怕有；只怕少，不怕多。只要善于感觉，贴近市场，随时可以发现问题。我们不要错过“提问”的机会，更不要惧怕问题。爱因斯坦曾告诫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科学创新始于问题，科学传播的选题创新也往往始于问题，通过反复地、有步骤地、连贯地思考，来提出前人未提出过的问题，解决前人未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编辑工作说到底也是一种通过“学”和“问”的周而复始来传播知识，积累文化和开拓进取的智力劳动。因此，问题意识是选题创新的源泉。
记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传媒纷纷予以报道，我们发现读者也很集中地产生这样一些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代表着中华民族当今科技队伍的水平和声誉。那么，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的科技智囊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阵容怎样？是什么样的时空条件造就了这样一批杰出人才？院士们走过了怎样一条成才之路？院士们执著追求科学事业的动因是什么？院士们又都以怎样的姿态为开创科技伟业和培养科技英才作贡献的？……
作为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我们感到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及时推出一些宣传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出版物。问题在于怎么出？出些什么品种？
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和时代责任感，迫使我们去思索，去开拓，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化和形象化的出版物，于是逐步萌发并蕴酿起《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的创新选题。
三、调研意识是选题创新的钥匙
调研的目的在于获得正确的出版信息，为选题创新提供详实、可靠的科学依据。这里所说的调研，是指编辑向读者、作者和出版物作社会调研，并常是带着问题，有的放矢地去调研。将调研获得的信息进行综合比较，反复论证，去伪存真，才能开拓眼界，发散思维，为准确决策创造条件，使编辑对选题的内容、形式、规模、作者、特色、装帧、宣传和发行等逐步明朗起来，而这种“明朗”蕴含着精致深邃的创造哲理，是从信息转化为图书选题的质的变化，需要编辑为此付出智慧和汗水的艰巨劳动。编辑的思维惰性和思维定势是选题调研的大敌。不脚踏实地地深入调研，往往令编辑对新问题策手无策，甚至惊恐不安。尽管发现了问题，若不作深入细致的调研，墨守成规地、想当然地去构建选题，又怎能谈得上创新？不是选题落俗套，便是选题“撞车”。调研能令编辑眼界大开，能令编辑跳出“思维定势”，达到“柳暗花明”的境界，握到创新的钥匙。
在策划《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选题时，我们曾花费不少精力，进行艰苦的社会调研。我们发现当时（1991年）书架上已有不少关于院士的报告文学、传记、采访录等。同时，我们也了解到钱学森院士曾说过：“我们欢迎文学家写科学家，但文学家一定要了解科学家，才能写像、写活。现在有些人一不懂科学，二不了解科学家，就提笔写，这怎么行呢？有些写科学家的文学作品不真实，瞎编一套，应当引起注意。”
选题调研中，我们翻阅了不少有关院士的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走访了几位院士，综合起来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出自文学家和记者笔下的院士，虽神采奕奕、栩栩如生，但欠缺对院士怎样成才以及他们执著科学事业原动力的描述，读来总感到有些雾天观景的朦胧感，尤其对院士心迹把握不准。
选题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前称学部委员）的队伍状况：截止1979年，原有的190名学部委员只剩下117名了。经过1980年增选283名后，截至1990年6月，只剩下318名学部委员了，且平均年龄已超过74岁。
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我们本能地意识到：科学需要的是创新精神，那么体现具有科学创新精神风貌的院士的出版物，也理应从选题思想、选题内容、编辑手法和出版风格上有所创新，这样方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由此，我们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如果能请院士自己来撰稿，定能达到入情入理、选材精当、形神逼真的效果。再说整个书市上尚无一本院士自述的书籍，而独创性正是选题创新的本质标记。倘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对科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对文化积累，无疑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并且这也实实在在是一项文化“抢救工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选题就这样一步一步趋于成熟。
四、臻美意识是选题创新的目标
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坚信：世界是有秩序的、有规律的，是简洁、和谐与统一的。追求对世界规律性、和谐性、秩序性和统一性的理解，揭示科学家创新活动的心灵美，是科学传播的崇高目标，也是科学审美精神的本质体现。臻美意识对于人类各项社会活动的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选题创新同样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臻美意识既激发了编辑的创新激情，也构成了判定选题是否有创新意识的重要标志。
编辑的社会责任在于：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人类社会各种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能确定最佳的摄入角度。也就是说，物化在出版物上的编辑劳动成为一种优化的选择性传播，力求形式和内容的完美与统一。为此，编辑在选题创新活动中，必须经历反复调研、分析论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臻美过程。
诚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的“编者的话”中所云，这本书稿刻意追求的是“真”、“新”、“深”、“广”，而这四个方面所体现的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臻美追求。
本书编纂刻意追求的是“真”，真是美的灵魂。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改传统的由他人撰稿的名人介绍，每篇文稿的中心部分都由院士自己撰稿。他们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辉煌的成就令世人关注，尤其是不少德高望重的资深院士是有口皆碑的学界泰斗，足资传于后世。通过院士们富含哲理的自述，以褒扬中国科学界的优秀风范，并激励后辈科学工作者，也望藉此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史的研究留下珍贵的、可靠的史料。
所有“自述”文稿经编辑加工后，再返回院士（或已故院士的家属）确认、定稿。毋庸置疑，所录文稿都是真人、真事、真思想。
科学的宗旨是“求真”，科学家的使命是探索未知，科学的任务在于理所当然地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院士们执著求索的科学精神通过自然哲学影响着人文理念，旨在让人类走出愚昧。人类灵魂的最高意向，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是对于捍卫真理的本能冲动……这些愿望和举动都是极其真实的和珍贵的，它们铺就了院士们孜孜奋斗的科学道路。
“新”是书稿的生命所在。创新即美。追求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也是编纂所刻意追求的。这既体现一种和谐的美，也体现了编辑的独到匠心。前述的“真”是“新”的精髓，因为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部名人辞书采用过名人自己撰写自己（或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的文稿，那样真实质朴，娓娓道来；更没有哪一部名人辞书将如此高层次——代表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的科学泰斗和精英们集于一书，这是一部可贵的“集体记忆”，也是一部必须抢救的“濒危的记忆”。
在编纂形式上，“新”主要体现在书稿的体例和框架上。选题策划初期，我们曾将书稿命名为《自然科学家自述辞典》，这既兼顾到同时策划的有关社会科学家与中国当代作家自述等系列辞书名称上的对称美以及收辞范围界定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要在一本书稿中介绍数百名院士，借用辞书的条目形式来编纂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广大读者对名人自述性文字篇目与工具书载体“嫁接”的形式冠以“辞典”能否接受呢？经再三权衡，我们还是将书名改为目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然而，这种改动并不能否认本书确确实实是吸收了辞书编纂手法上的长处。自述文稿绝大部分是无标题的，故以院士的姓名为篇名（或曰辞条名）；在框架结构上，按科学院当时的五大学部来构建，每个学部内均以院士姓名的汉字笔画排序；书末编有附录以及两种篇名索引，使文稿检索相当便捷。这些编纂手法都是借鉴辞书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编纂形式上的创新尝试主要体现在：每篇文稿都由两部分组成，即300字左右的院士学术成就简介和3000字左右的院士自述。而带有强烈文学色彩体例（诸如传记、散文、随笔、评论、报告等）的自述文稿则与经典的辞典行文完全不同，有的院士（如李国平、谷超豪、朱夏等）的自述用古体诗或词来表达，也有的院士（如邓稼先）的自述用对话形式来表达。由于在书名上放弃了“辞典”的字样，编纂起来倒更自由，院士们“原汁原味”的自述也更淋漓酣畅地跃然纸上了。
院士的自述文字能体现较深刻的思想意境，既是我们出版此书的愿望，更是编纂中求“深”的初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篇篇充满哲理和情感的院士自述，流露出学者们成才的坎坷，做学问的勤奋，为人的正直，对事业的执著。他们都能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学术，而对父母妻儿往往深抱愧意。院士们的个人命运始终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爱国奉献是他们一生的主旋律。院士们用质朴的语言、生动的事实和切身的经历，极有说服力地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正直为人的处世之道……深刻的哲理，实实在在地体现了院士的心灵美与人格魅力。
面对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展，都会扰动大自然固有的和谐，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不少院士的自述中对人与自然应该如何和谐相处，提出了深刻的警示：人类本来是怀着敬畏之心看待自己所处环境的，应该说这才是健全的精神状态。遗憾的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类自以为能够“主宰”自然了，进而逼迫自然，强索自然。直面霸权的失控、战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化、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枯竭、人口的爆炸、生存的困难……院士们在自述文稿中大声疾呼：人类需要“科学的春天”，人类决不该陷入“寂静的春天”。他们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应该确立“与自然和谐”的信仰，应该注重“科学技术与人文理念的综合”。这“和”、“合”两“仙”能保佑人类走出技术的阴影和人性的暗区，自觉地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纳入到大自然的普遍和谐之中，在大自然协调统一的庄严秩序中发挥人类的非凡智慧与创造才能。
本书编纂的另一个特色是求“广”。让院士能表现各自的个性与学科特色，摄入角度尽可能广，以避免千人一面。院士们既可记学术成就，也可叙生活态度；既可忆成才的坎坷程途，也可述怀师友之厚谊，以明示人生之哲理；记一事可，叙数事亦可；谈人生可，述学术亦可。以小见大，独立成篇，唯求神形俱肖，声情并茂，以期砥砺风操，嘉惠后学。
面对500多位新老院士（截至1995年底）所从事的科研领域这么宽广（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工程技术等），年龄跨度又如此大（当时尚健在的金善宝院士已100岁，最年轻的支志明院士才38岁），并且有不少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已谢世，怎么可能让所有中科院院士都拿出整齐划一的自述文稿呢？倘若按传统的名人辞书编纂手法，必然重现年谱式或小传式的“量子化”文字，读来兴味索然。这样的文稿肯定缺乏生气，被“编死”了。怎么办呢？实事求是，分析现状，打破传统的编书手法，为展现院士风采，力求体现院士个性，力求题材多样化。为此，我们在所撰的选题策划报告和给院士的组稿文件中，提供了十多个撰文角度，并提请院士努力避免写成“小传”。这种思路和操作法使书稿可读性增强，院士也乐于撰稿，使案头策划较顺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书稿，使“工程”得以竣工。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院士自述中，有的院士述及了本人对某一学科领域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科学史实作了有价值的钩沉，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发展的轨迹。
有的院士对学科作了充满激情的展望，对学术界寄予殷切的期望，尤其是对后辈学者的谆谆嘱托和深情告诫：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科学的道路上缺少的是鲜花和掌声，充满的是荆棘和险情；在科学程途上取得的哪怕是点滴成果，都毫无疑问地构成了人类进步的阶梯，即使是失败的惨痛，也是对科学发展的启迪与宝贵的财富。
有的院士结合个人成长的经历，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饶有兴趣地回忆了科学探索中难忘的事件，侃侃而谈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艺术与哲理：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科学是一条充满汗水的拼搏之路，选择科学就是选择了风雨兼程，也同时选择了生命的永恒；科学事业是无悔的事业，而机遇垂青那些懂得追求她的人；科学家尊重的只能是科学。
还有的院士论述了人生格言、业余爱好及对成才起决定作用的书籍和报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勤”、“苦”之道已成了广大院士的共识。
当然，也有不少院士深情地写下了个人业务小传……读着这一篇篇各具风采的自述，宛如在跟院士们面对面地交谈：论人生，谈理想，话事业，展未来，那么真切，那么朴实，又那么动人。可以说，《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是一部真、善、美的中国现代科学史和思想史，也是一部珍贵的名人成才启示录，更是一部臻美的普及科学知识与技术、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原创性科普力作。
五、求效意识是选题创新的追求
求效意识是促进创新的催化剂。选题创新要落实到双效益上，既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有人说：“‘时间是金钱’，‘质量是生命’，咱们做出版的不能要钱不要命。”这话充满哲理，是对求效意识的最好注释。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要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要统一。真正高质量、高品位的传世之作大抵都是双效益俱佳的精神产品。
传统的选题策划概念，总狭义地设定其运作区间是从提出选题到文字加工，至多关照到装帧环节。至于图书的宣传推广则往往无暇顾及。其实，出了一本精品，要真正走向社会，求得社会承认，取得社会效益，必须在选题构划中，将出书后的推广、宣传活动作为整个创新环节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这就是求效意识的体现。可见，选题策划的运作区间应覆盖出书的全过程，否则光有前期运作，使精品图书苦于缺乏有效的宣传策划而不得不藏之深闺。市场没能了解它，当然也就无法接受它，最终将湮灭于书山文海之中。果真这样，求效意识又从何谈起呢？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选题创新过程中，强烈的求效意识驱使我们作了全程策划，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令成书后的宣传推广成为选题创新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获悉1996年6月初要召开两院院士大会时，在不违背出版规律的前提下，我们赶在当年5月中旬将中科院所订购的1000册书运抵北京。
1996年6月4日上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首发式盛况空前，周光召、朱光亚等九位院士及中科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等领导出席。读了这部书，院士和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一部空前的真人、真思想的传世之作，是一部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不朽精品，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的理想教材。首发式后，中国科学院领导和一些院士将这本书作为珍品馈赠国内外友人和外国科研机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教授等翻阅后，也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专家们纷纷评论：流泻于院士笔端的真情、真事，不仅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而且其史料和文献价值将成为世界科学发展史的重要典籍；这部鸿篇巨著以院士亲身经历，谈治学之道，论科学思维，议成功之路，不仅对广大青少年具有教育意义，也令科学家受益匪浅。
首发式前我们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在两院院士大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预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新书发布会的消息。首发式上我们向50多家前来采访的新闻传媒发放全套宣传资料。6月4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报道了首发式盛况。第二天，新华社、北京和上海各大报和中央广播电台等数十家新闻传媒均在显著地位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出版的消息，舆论普遍认为我社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作了一件大好事。诚如当时的中科院周光召院长所说：这件事功德无量。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出版前，我们已精心筹划宣传、推广工作。1995年下半年起，我们对先期收到的部分稿件，有选择地在《文汇报》、《读者导报》上选载，为日后发行作了些铺垫。
首发式成功后，我们又联系了多家传媒对文稿进行连载，以扩大宣传面。诸如《新民晚报》、《青年报》、《北京晚报》、《读者文摘》、《今日上海》、《青少年科技报》、《科学生活》、《中国科学报》等相继刊（连）载院士的自述文稿。
除了报刊外，我们还采用多种媒体作全方位宣传。譬如上海电视台“阅读长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沙龙”、“今日科技”等节目都对《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做了专题报道和访谈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曾在每周一次的“走近科学家”栏目为这本书制作了系列专题节目。
此外，我们还策划了一系列读书活动，増大宣传力度。在1996年上海首届书市上，请谢希德院士、苗永瑞院士做读书报告。1996年11月在深圳书市上，我们进行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青少年版的首发式，特邀王梓坤院士从汕头大学赴深圳作了《名人成才启示录》的读书报告。1997年5月，我们还与市教委德育处、《青年报》、《青少年科技报》等联合组织了“科学技术：飞向21世纪的金翅膀”系列活动，让全市中小学生通过征文、演讲、知识竞赛等活动投入到“学院士精神，走院士道路”的读书活动中，为素质教育提供了理想的教材。活动开幕式上，吴孟超院士、杨雄里院士作了寓含哲理的报告，传媒纷纷予以报道。闭幕式上，我们又请谢希德院士和刘新垣院士与获奖学生代表见面，并作了语重心长的勉励。本书责编还深入到各所中学做读书辅导报告，并在多种媒体上发表书评和院士采访录，以扩大《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的社会影响。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普及新技术、宣传今日科技成果的同时，更应花大力气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尤其是传播科学方法这种“聪明学”，能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感悟到院士们成功的方法，这是终身受用的，将指导他们在学业和各项工作中以事半功倍的高效率走向成功。
《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重印了多次，并且出版了青少年版，还被“海螺绿叶文库”以《院士述情怀》为书名编入“常人修养”辑中。两年后，我社出版的“中学生文库”又将其收录到新编的名人辑中，前后总共印了近10万册。这部书曾先后荣获了中宣部第六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市科普“四个一工程”奖、上海市优秀青少年读物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作为其姊妹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也相继面世，并获得院士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荣获了上海市科普“四个一工程”奖。两院院士的这两部自述还荣获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可见，一个有创意的选题，其两个效益是实实在在的。
转眼九年过去了，随着认识的提高，情况的变化：当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收录的自述文稿只涵盖了1993年前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考虑到至今中国科学院又增选了五批院士，而且不少当年曾作过自述的院士又提供了重写的自述文稿，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展现院士的科学情怀，传播科学思想与方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推动我们去重新编纂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的文稿。为此，我们又向全体院士征稿。可喜的是，这项传播科学、积累文化的工作得到了院士们的热烈响应。在纪念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等科学力作100周年之际，也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适时地出版了《科学的道路》一书，收录了628位院士的自述文稿，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科学的道路》就是更丰厚、更富含哲理的院士思想的大集成。本书除增加内容，并保留《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的求真、求新、求深、求广之特色外，着意在院士思维之光和成功之道，每篇文稿都带上了标题，并对版式作了较大的改进。628篇各具风采的自述，以628颗赤子的拳拳报国心，喷涌出628份对未知世界不息探索的浓浓科学情，展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们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对于捍卫真理的本能冲动。院士在科研之余，用充满哲理的文笔逼真地展现其精神风貌与艰辛的科研历程，确实是科学大家们的“超额贡献”。在628篇展露科学人文情怀的叙述中，能让读者充分领略到科研的艺术、学问的境界、坚定的信仰、珍贵的启示。这是对科学史极具价值的钩沉，也为广大莘莘学子竖立了628块富有启示的成才路标。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更没有权威高居的唬人口吻，《科学的道路》有的只是感悟：对“科学春天”的欣喜和对“寂静春天”的警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仰以及对“科学技术与人文理念综合”的努力尝试后的反思；对选择科学之路就是选择风雨兼程，选择了生命永恒的深深领悟……每位读者都能清晰地体悟到院士们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著地进取，自由地行进在科学的道路上，而永葆着一种理性的青春与美丽。难能可贵的是，不少院士还在文末奉献了墨宝，吐露了心声。不是作家，胜似作家；不是书法家，胜似书法家。
看来，对成功的选题还有个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问题，这也应该引起每一位科普编辑的足够的重视。
人类的科学成果是伟大的，但人类的无知又是浩瀚的。因此，科学的道路永远没有终结，只有那些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接近光辉的顶点。
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科学道路上，坚定不移地阔步前进吧。
方鸿辉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