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10 13:59:40]

    《中国科学报》：“科学文化”近些年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我注意到您也常用这个词，科学文化是什么，包括什么内容？

 

江晓原：这些年我一直主张用“科学文化”来表达，科学文化的含义非常广，按我的界定，当我们讨论科学文化时，肯定会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思想史，乃至传统的科普等都有关系。
    我们一直在作的许多研究都属于科学文化的范围，现在只是更突出这些作为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研究院的名字是由学校研究定下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科学文化已开始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中国科学报》：去年您与学生合作发表了《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本报2011年7月27日作过长篇专题报道），这是不是就可以归入科学文化研究？

 

江晓原：是的。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对黄禹锡事件的发展进行跟踪，并给出这个事件的真相，无疑是属于科学史研究的范畴。但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 

黄禹锡事件之所以产生是美国人打击他的结果，最终虽然黄禹锡没有被判学术造假，美国学者也承认了黄禹锡的方法是成功的，但黄禹锡还是蒙受了巨大伤害，专利和成果都算在西方人名下了。这就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了——为了明确地说明这类问题，我们提出了“科学政治学”的概念。 

除此之外，我的学生比较了国外媒体和国内媒体对黄禹锡事件在这几年内的报道，他作了一个很简单的统计，却非常说明问题：在黄禹锡被指控造假时，国内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作了极多的报道。等到黄禹锡没有造假的结果出来后，国内媒体基本就不再报道了，而国外媒体仍然有相当多的关注。更值得思考的是，事件开始时国外媒体报道没有国内力度大。应该说，国内媒体在黄禹锡“造假”事件中对公众有一个极大的误导。这又是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传播的问题。 

你看，这样的研究用科学文化涵盖不是很方便吗？我们立足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研究下去就会发现更为广泛的意义，不仅仅是科学史所能涵盖的。

 

《中国科学报》：您近些年开始用“科学文化”表达，并作了不少相关研究，能谈谈您这种转变的原因吗？

 

江晓原：简单地说是因为科学的异化。 

首先，如今科学与经济利益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学者田松说如今“科学是资本的帮凶”，我们也很认同。科学现在转而为资本的增值服务，很多科学家与经济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 

像黄禹锡事件。这一事件中的“主角”生物学，是当下经济利益最大的一块。最近几本揭露美国学术造假的书，其中的例子多是生物学科方面的，包括遗传学、基因工程等等。利益最大，铤而走险的人、不道德的事也就最多。 

第二，科学发展过了临界点。在临界点的左边，科学技术是工具，是为人类的幸福服务的，解决人类遇到的困难，这时候我们感觉科学很好。如今在临界点的右边，科学不再为人类的幸福服务，它希望你为“它的幸福”服务，它自己有意志——其实是资本的意志。科学技术现在是用新的、我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来引诱人，比如平板电脑就有许多虚荣消费的观念在里面。科学技术过了临界点，其实就是为了资本，为了利益。 

这些都应该属于科学文化研究的范畴。

 

《中国科学报》：能否具体谈谈临界点？临界点在什么时间？

 

江晓原：“临界点”是我这两年形成的观点，要对它进行学理化目前还有难处。临界点在哪儿？无法明确画条线。我认为可能在1900年附近，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原因是，那时科学仍然是一个工具，是为文化服务的，后来文化反过来屈从于技术，文化为技术付出代价，这样文化不断地受到伤害，技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往前狂奔。当科学发展需要牺牲我们的幸福，就完全不对了。 

美国作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技术为文化服务，还是文化向技术投降。他也隐约有了类似“临界点”的想法，但也没有划分明确的年代。

 

《中国科学报》：科学文化研究将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说，科学文化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江晓原：作为大学的研究机构，作为学者，自然是要关心我们的理念在学理上是否成立，如果提出一个观念在学理上成立不了，就荒谬了。所以学术层面的研讨是首先要做的。 

但科学文化研究与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些年在作相关研究，但现在拓展的空间更大了。研究院仍然立足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这两个学科，研究中心能够作更多的相关研究。例如，杰出科学家研究中心，准备与科协合作；又如，学校有许多珍藏，比如在档案馆、已建成的钱学森图书馆、正在建设中的李政道图书馆等等，还需要有研究力量，双方正好可以合作。再如，我们一直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有很好的合作，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钱学森等人的著作，在国际书展上颇受瞩目，这些书的策划都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及其影响分不开，这也是科学史资源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