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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妖与四姨太效应——科学文化对话集》，田松、刘华杰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定价：20元。
想不到张艺谋的著名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居然衍生出一个典故来——“四姨太效应”。四姨太（巩俐饰）本未怀孕，但她诈称怀孕，希望由此赢得老爷的宠爱，就可以增加怀孕的机会，一旦真的怀上，自然就有功无过，万事大吉了。四姨太的这个“智慧”，早已被我们的一些“学术精英”领悟，立即在学术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向《大红灯笼高高挂》“致敬”的运动——对此田松是这样描述的：
一个学术单位，虽然实力不够，但是假装够，只要获得了“上面”的信任，就可以得到项目、工程、基地，也就是说，得到经费。在我们现在的学术机制下，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学术单位的发展，乃至于命运。有的经费高达千万，乃至上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不需要特别优秀的管理者，只要相对不错的管理者，这个单位就不可能不发展。……这时候，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
说实话，这种现象我们如今早已司空见惯了。
其实“学妖”一词，或许容易带来误解，因为他们认为“学妖”的作用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他们甚至还将“学妖”和物理学中的“麦克斯韦妖”类比。但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中，“妖”字所引起的联想几乎总是负面的——“妖言惑众”、“妖魔鬼怪”、“妖形怪状”、“妖孽”等等。故“学妖”一词很容易让人产生完全负面的联想。而事实上，按照本书的定义，今天学术界的不少组织者都有可能被列入“学妖”范畴。
田松、刘华杰在这本书中，共讨论了八个与科学文化有关的问题，“学妖与四姨太效应”只是其中的第一个。本书讨论的另外七个问题依次是：
对于当今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以及和当今科学不相容的理论，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
物理科学的辉煌时代过去了吗？
应该如何看待民间科学爱好者？应该如何看待伪科学？
阿米什人和纳西族：今天拒绝过现代化生活是可能的吗？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有何意义？
规律可不可以被违背？
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
工业文明（现代化社会）的前景
这七个问题有联系吗？答案是：有。而且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相对来说，“学妖与四姨太效应”倒恰恰是最游离于本书主题的。它之所以荣膺作为全书书名的待遇，估计是因为它最容易吸引眼球。
田松教授和刘华杰教授，分别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可以说都是国内最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行列中的成员。他们为什么要讨论上面这些问题呢？
答案是：因为他们是“反科学文化人”。
这群学者，主要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还有部分成员供职于京沪两地的出版社和报社。最初他们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但因为他们对流行的唯科学主义观念持全面批判的态度，遂被一些唯科学主义者指斥为“反科学文化人”。然而，就如“印象派”这个名称最初也是嘲笑贬斥之辞，但曾几何时已经成为一派画风的响亮名称一样，这些学者觉得“反科学文化人”这个名称也很不错，更明确地反映出了他们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立场，何妨就笑而受之呢？
而上面所列的这七个问题，都和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有关。要清算和批判唯科学主义，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这种思考和讨论，在“反科学文化人”而言是长期不间断地进行着的。现在田松和刘华杰将他们两人近年的八次长谈整理出来，汇集成书，实为颇具功德之举。
这些对谈有何功德？答案是：将原先在学者小圈子中探讨的问题，以深入浅出的形式介绍给公众，这对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大有帮助。
因为很长时期以来，唯科学主义的观念，广泛渗透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中。例如，对于上列七个问题，许多公众从未认真思考过，而是满足于学校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或是人云亦云的结论（比如“伪科学是科学的敌人”、“规律不可以违背”、“外部世界的绝对客观性”等等）。
我自己在多次演讲结束后与听众的互动中发现，其实对唯科学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并没有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困难，听众接受这种批判和反思的观点，也没有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困难。有一次我到一个海军院校为年轻的海军技术军官们演讲，事后他们的副校长对我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这位将军说：“江教授，你讲得很有道理，其实你讲的并不难接受，只是大家以前没有去思考那些问题而已。”
对于本书中的思考和讨论，读者也完全可以作如是观。
我们为什么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而且我们以前没有尝试去思考过这些问题；
或者，我们没有尝试用本书两位作者所用的方法去思考过这些问题。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2-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