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章——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倡导者(4)(李必光)
[2012-12-16 17: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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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赵九章——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倡导者(3)
          赵九章——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倡导者(1-2)



赵九章全家照片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每次见别的同志交党费,他心里就会涌出一种复杂的滋味。但他是工会会员,他对中国科学院,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怀有一分责任,藏着一分爱心。没资格交党费,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因此,从建国起,他每月只要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100元钱。拿去交工会会费。现在,他虽然从科学家变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100元钱的工会会费照交不误。只不过有时当他拿着这100元钱去交费时,却到处找不见人;或者好不容易找见了人,别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这些,只要时间一到,该交照交,该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这个不理再找另一个,直到把这100元会费交出去才肯罢休。
  其实,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个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无非是为表明他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们。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是尤为关注,因为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他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不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虽然无法准确预测出中国空间技术将来到底会是什么前景,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即发射人造卫星的路必须有人往前走,不仅竖着要走,横着也要走。他深知,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现实拥抱自己,吞没自己,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就是牺牲——以牺牲自己作桥梁,为后人架设一条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尽可能让这条路少一点曲折,多一些平坦。
一种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阴云般笼罩着他,让他无法排解,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71岁的生命中深深触感到一种本质上无法消化的痛苦。

李必光 博客文章
201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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