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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张香桐》电视传记片编导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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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的前后两位书记，李秀岩女士(前者)和洪慕祁女士。  |
| 张香桐纪念铜像揭幕仪式 | 在张香桐纪念铜像前与杨雄里院士、李秀岩书记合影。 |
2012年11月26至27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举办“纪念张香桐先生国际学术会议”和铜像揭幕仪式，出席的对象是张香桐身居国内外的亲属、好友、同事和学生。我是作为他的生前好友受邀参加的，居然是曾属媒体界的唯一代表。
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据脑所前后两任党委书记说，主办方所以邀请我，是因为“张先生生前一直说起你，你是他的忘年交。”而会上遇到的好多中年科学家，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进脑所的，都说他们进所后的重要一课，就是看张香桐的电视传记片。还有不少老科学家，则是当年拍摄这部电视片的现场见证者。
两天的会议中，每个演讲者都提到了张香桐的道德文章对他们一生的深远影响，其中不少人今天在国外从事的尖端课题，正是从当年张香桐创立的电生理学、疼痛理论、脑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听着这些激情真挚的言语，整整二十年前拍摄《张香桐》电视传记片时的幕幕情景，不由得历历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上海电视台制作了一部传记系列片《科学精英》，拍摄的对象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的学部委员，《张香桐》是其中的第一部。
采访过名人的记者都有个同感：难，而且都说，采访著名的科学家更难。院士（学部委员）在我国是个至高无上的学术头衔，无须说，这样的采访，当然就更不一般了。所幸张香桐是个平易而健谈的人，才使我的每次采访都有新的收获。
不过，张香桐毕竟是个世界级的科学家，他的知识、阅历和人生经验是那样丰富深厚，初次交谈之后，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要深入了解他，进而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他的神韵，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杰出科学家拍片立传的真正起始，还是在1989年年底，我带摄制组随同杨振宁到江、浙、沪三地颁奖采访，在火车上同杨振宁交谈时萌发的意向。因为我感到，在当时那个年代，科学家被大众了解得太少了，而他们的学识、成就和贡献，理应被大家熟悉和敬仰。
当时我曾想，这样的片子，要拍就拍成既有当前的传播观赏意义，又有长远档案保存价值的文献性纪录片，既让观众认识、感受和铭记一位科学家，又要让今后的研究者非看这部片子不可。
后来才发现，开初的想法太轻巧了，要达到这一要求，谈何容易！首先，采访时要想获得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就得让被采访者信任我们。而在开头采访科学家的经历中，我就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的尴尬：刚坐下不久，被采访者就发问了：“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当我直率地相告我是老三届，靠的是自学而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时，他便坦率地流露出了失望与冷漠。
实在说来，那也难怪。因为在这些见多识广、睿智超群的长者面前，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记者，前去求见，口口声声说要给他拍片立传，为今人后世留个形象的记录，我自己心里明白，在他和旁人听来，这话的份量和可信度会有多少！
好在张香桐是宽厚的，我的第一次拜访，他就热情地和我谈了整整半天。
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我的这次采访还得益于一点巧遇：前不久，他正好看了我们摄制组拍摄的纪录杨振宁三地颁奖之行的专题片，从中多少留下了一点认可与好感。
尽管如此，我的心情始终是紧张的。更何况，我要往深里了解，广里拓展，单凭他的宽厚是远不够的，归根结底，得互相信任。而信任是双方对等的，是不容易建立和得到的。好在，长期搞科技电视节目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拍一部片子，学一门知识。每当要去采访一位代表新知识门类的科技人物，我都要事先找些有关的资料来浏览一番。同样，采访张香桐，我先泡图书馆，啃它几本脑科学的书。我深怕自己因为缺乏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不了解张香桐搞脑研究的背景，不理解他的谈话内容和科学界对他成就的评价。当然，我更怕自己提不出有深度的问题。
有成就的科学家必然是勤奋严谨的人，而张香桐更以一丝不苟而著称。自从1956年回国以后，他没有休过一天假；对事业，他有极强的献身精神；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切井井有条。比如凡是收到的信札，他全部一一编号分类保存；他的复信，也都封封留底可查。无论什么事，只要着手做，他总是全力以赴，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面对这样一位独特而可敬的被采访者，我觉得，要得到他的信任与配合，唯一可取的态度，就是袒露出我全部的真诚、热情与认真。显然，在我一次一次采访他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考察我，而且用的是与观察显微镜下脑切片标本同样明辨秋毫的科学家的眼光。我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反应，是真实的赞同，还是虚假的附和；信函中的措辞是否得当，稿本里的字迹是否端正，乃至遵时、守约、立意、格调、谈吐、礼仪等等等等，都是他了解和评估我的依据，从中透析出对我的信任程度，而最终，也就归结为对我们上海电视台搞这部片子的诚意和实力的推测与评判。
在采访张香桐之前，我曾经同时向二十多位科学家发出过联系信函，有的始终没有回音，有的回信了，但不热情；甚至也有明确回答：“我不相信你能拍好这类片子”、“我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的；还有的，我去采访了，我越热情，旁边的人却越冷漠，因为他们怀疑我是在与名人套近乎，以求最终达到要求推荐留学之类的个人目的。这些看起来似乎恼人，细细想想都可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诚意，所以也就没有信任和配合。
后来，在和张香桐比较熟悉了的时候，我坦率地向他讲述了这一切，他静静地听完了，说：“我很感动！”
当然张香桐也询问了我的学历，不过，那是在片子已经正式开拍，我们一起在北京的旅馆里作深夜长谈的时候，那时他显然已把给他“设计社会形象”的“权”放心地交给了我们。在我同样直爽地回答他，并再详述了自己的一番经历之后，他竟然站起来与我握手：“你真不容易。我更理解你了。”他这样对我说。
如果说，先期采访是有难度的，那么这部纪录片的实际拍摄就更不简单。
当时84岁高龄的张香桐，已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只有了解他的人才会知道，先前，他曾经是一只翱翔在学科峰颠上的雄鹰，而眼前，平静的外表下，他的胸中仍然有着异常的意志与智慧的力量，依旧燃烧着追求科学真理、忧虑民族前途的熊熊火焰。在剧本的文字中我虽然交代了这一切，但是如何用最直感传神的画面来表达，来刻画他的内心和神韵，真可谓是一个难题。
我庆幸合作的是几位明知辛苦艰难也乐意前往承担的伙伴。我们还是采访杨振宁时的那个摄制组。为了拓展片子的时空，我们借张香桐北上首都开会的机会，同他一起去寻访他出生、求学的几个历史故地。我们谁都感觉到，以往的任何一次出差，都没有这次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除了要完成拍摄任务、维护好机器设备外，最主要的还必须负责张香桐的安全。张香桐在美国曾经两次遭遇车祸，他的一节脊椎骨已有了粉碎性的裂痕，如果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全身的瘫痪。所以，尽管科学院有一位认真负责的同志陪同着他，但是在颠颠簸簸的十一天中，我们大家还是时时把这放在心上，处处都是眼睛不离张香桐，留意着他，护卫着他，照顾着他。他成了我们心目中真正的长者，我们大家融洽得像一家人。
对这一切，张香桐当然都是看在眼里，感觉在心里的。
一天，我们正在张香桐办公室里拍摄，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局长和上海分院院长来看望张香桐，见到我们的工作，听了张香桐的介绍，那位局长老大姐动情地拱起双手，连连朝我们鞠躬，嘴里再三说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拍外景的十一天里，我们摄制组和张香桐朝夕相处，彼此都有了感情。谁都明显地感觉到，与我们在一起，张香桐的兴致特别高，谈锋特别健，天文地理、历史文学，无所不聊，简直没有缄默的时候。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的喉咙已嘶哑了，我们都再三要他别说话了，并各自拿起书本看了起来，但是不一会儿，他又主动扯出了一个长长的话题。
我深深地懂得，在他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意味着什么。
回到上海，张香桐病了。那天，我们按计划再去拍摄时，他浮肿着脸，神情十分疲惫。他问我：能不能在上午把余下的镜头全部拍完，因为下午他要去医院住院了，而一进医院能不能出来还是个未知数。听到他这几句话，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涌上一阵深深的痛楚，那是一种很难说得清楚的感觉，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情联系。
在张香桐恢复健康的一个多月里，我们时时牵念着他，祈祝他早日康复。果然，他又以那样高昂的兴致接纳我们去他家里拍摄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喜悦，这喜悦是远远超出通常因为工作顺利而有的兴奋的。
后来，听科学院的朋友说，张香桐曾在他的同事面前夸赞过我们摄制组。他说他们的科研课题组也应当像我们摄制组那样，团结互助，配合默契，那样才能早出成果，快出成果。
凭着这些，我有了充分的信念：我们已经走近了一位科学家，一位脑研究领域的泰斗。而他也以他的智慧、他的个性、他的人格、他的贡献交织成的魅力吸引了我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拍好这部片子，以后把它介绍给观众，观众也一定会乐意与他亲近的。
果然，这部长达40分钟、分上下两集的文献传记纪录片播出以后，观众反应很好。之后几天，我特意去听张香桐的反应。他也十分高兴：“我相当满意。这表现的不光是我个人，而是我们这一代科学家的精神。节目播完才一分钟，就接到科普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和长征医院一位医生的电话，他们说很喜欢这部片子。刚刚又收到河北省保定市驻沪办事处同志的来信，说他们以前不知道河北省有我这么一位老科学家，改天一定要来登门看望……”张香桐笑容满面。
那以后还由此发生过一件趣事：有天傍晚，岳阳路科学院的门卫发现一个青年人怀揣着一包东西，在大门口来回溜达了好长时间，还不断朝里张望。他们从安全角度视之觉得可疑，就上去盘问了。那青年说，他在电视里看了《张香桐》这部片子以后，就非常仰慕张香桐，仰慕科学家，于是就带了照相机来这里等候，想利用张香桐下班的机会拍个照片留作纪念。
这是保卫科的人动情地告诉张香桐的。显然，张香桐也走进了普通百姓的心里……
这次纪念会上，几次有人提到，最近还有国外科学家在论文中引用张香桐60年前的科学发现，这是科学发展史上十分少见的案例。而同样，在这位科学家去世5年以后，他的弟子还能以他的名义，召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不远万里赶来作这样的纪念集会，回忆和感恩他对世界科学和中国科学的贡献，这就更为难得了。
这时我想，在这位杰出科学家和真正长者离开我们远去之后，幸好还有这部片子留下了他永远的音容笑貌；如这么说，那我们当年倒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值得做的事情。
倪既新 博客文章
201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