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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尔的希望能实现吗?
□ 江晓原 ■ 刘 兵
《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英)珍·古道尔著,黄乘明等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定价:42元。
□ 一个英国老太太,今年77岁了,1995年受封为皇家女爵士,2002年联合国颁发给她“和平使者”称号。她获得这些荣誉不是因为有贵族血统,而是因为她投身野外研究黑猩猩38年,以此著称于世,并积极参加环保活动之故。关于这位老太太的故事,其实在中国——和在世界各国一样——早就广为人知了,现在她的著作《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出了中文版,老太太很高兴,不仅为中文版写了序,还给中文版补充了许多新内容,使得这个中文版比一般国外书籍的中译本又特殊了一些。
老太太年轻时,本来和一般的英国女孩也没有什么不同,据她后来的回忆(“成功人士”的这种回忆经常带有“英雄欺人”的建构成分,但是我们通常还是愿意听取),她只是喜欢看有关野生动物和荒野探险的书籍,而“怪医杜立德”和“人猿泰山”的故事则让她渐渐凝成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到非洲去和野生动物一起生活,并写一本关于野生动物的书。这个梦想在当时看来即使不是荒诞的,至少也是遥不可及的。
26岁那年她去了肯尼亚,这件事情对她一生的意义就是“我正式出发了”——向着她的梦想出发。许多成功者晚年回忆自己的成就时,都会说那来源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其实更重要的也许是机缘。肯尼亚之行对于珍·古道尔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机缘。
■ 现在,我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第一次读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唤》,但那肯定是我第一次读她的书,应该是好多年前。后来,因为经常参加环保活动,也有机会见到古道尔本人,如听她在国内做讲座等,前些年,还曾有一次,我替中央电视台的环保栏目用英文采访她。去年,她再次来中国,为宣传她的这本新书在中国科技馆与公众互动,我还当了会场的主持人。无论是阅读她的书,还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接触她,这位保护动物的英雄人物,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发起她身边的人的环保激情。
□ 你经常对环保人士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表示敬意,我们也确实没有什么乐观的理由。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古道尔在这本书中,叙述了世界各国一个又一个的保护濒危动植物和保护环境的故事,这些故事固然相当感人,但支撑这些故事中主人公坚持不懈努力的信念,究竟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些人士在进行这些努力时,是不是都处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他们在这些努力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任何世俗的诉求?你和这些人士时相过从,因此很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见闻和见解。并希望你给出一个判断:你所接触的这类人士,和古道尔在这本书中所描绘的情形,有多大程度上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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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回答和我原先预想的相当接近。但是,即使是在本书所谈论的第二类人当中,也有一些问题似乎值得讨论。
例如,我们现在通常将拯救濒危或珍稀动植物的活动,视为环保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和环保活动并行不悖、有着共同理念的。而现代的环保活动,通常被认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不过我们如果阅读《希望》中关于中国麋鹿的故事,就会发现这种活动似乎“古已有之”。麋鹿又名“戴维神父鹿”,这个名字当然是为了纪念它的“发现”者,法国传教士戴维神父的。但问题是,戴维神父“发现”麋鹿并将它带往欧洲,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于是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
比如,能不能将戴维神父对麋鹿的所作所为视为现代环保活动的某种先驱呢?又如,在戴维神父之前,中西方的帝王或贵族中,早就有人表现出对于收集、饲养珍惜动物的热情,这种“富贵闲人”的猎奇情怀,能不能视为今天拯救濒危动物的某种先驱呢?
如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能”,那我们就为当代的拯救濒危珍稀动植物活动找到了某种源远流长的源头和精神先驱。而这种源头和精神先驱,立刻会让我们想到一个我们近来经常谈论的话题——博物学。
■ 就以我们现在在谈的环保为例,当然,如果向后追溯,像中国古代的护生,西方的博物学等都是其渊源,但当我们讲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发端”时,以《寂静的春天》的为象征,则与此前的许多活动和思潮还是有所不同。就如本书所代表的,这是一种与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相对立的环保意识。
(载2011年4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3-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