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算一个“科学人文”作家
——“第三种文化”与“科学人文”浅谈
钱平雷
我从小爱好文学，也曾有一个将来长大了当个作家的梦。以后长期生活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以及重理工，轻人文的社会氛围中，尤其是人们都认为“搞文科容易犯错误”的观念引导下，逐渐对人文课程敬而远之。大学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在计划经济时代里，强调专业对口，我的职业方向就是土木工程师了，与作家没有任何交集，否则就有不务正业的嫌疑。也许是命运安排，让我去当了一个学术团体主持工作的专职副秘书长，学术团体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科学普及，于是与科普创作打上了交道。在当时，所谓“科普”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刊登在各种纸质媒体和书本上的科普文章，其中较具有影响性的杂志有《科学画报》《科学大众》《知识就是力量》等，还有各种报刊上的科普专版，最有代表性的科普作品就是长盛不衰的《十万个为什么》。所有上述的科普作品都是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原理通过初浅的语言文字加以诠释。无论是科普作家还是普通作者，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某一领域为其知识背景的专家或者科技工作者，他们多半还是业余的，以科普写作为生的作家屈指可数。
不管怎么说，科普作品总归是科技和文学结合的产品。一篇合格的科普文章的作者，他除了真正理解掌握该文章主题背景的科技知识外，一定还拥有良好的文章表达能力，或者说一定的文学功底，两者缺一不可。当我因为职务原因，要为某报每月科普专版负责提供科普专稿时，逼得我干起了撰写科普文章的“营生”。当文章水平渐入佳境时，童年时想当“作家”的梦，又重新浮起。尤其是我的一篇刊登在主流媒体科普版的作品，经评比获得市级“优秀科普文章奖”，从而被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随后又成为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时，我称为一名“作家”的梦想似乎实现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因为前面还有“科普”两字作为前缀。所以它毕竟还不是人们心目中的“作家”，连协会的秘书长都在告诫大家：“别以为自己是作家啦！与文学作家相比，你们文字功底还是有差距的！”于是我又做起了成为文学作家的梦。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阅读了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看着看着我着了迷，不知什么原因，非常喜欢那样题材的作品。以后他的散文集，出一本，买一本，百看不厌。曾几何时，我心中涌起了撰写一本散文集的念头。余秋雨他的知识背景是文史，所以他的散文称为“文化散文”。可我的知识背景是科技，撰写几篇回忆性和传纪性的散文还能搜肠刮肚找到一些素材，但要写成一本书，麻烦就来了。我虽有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有不少感性的人文素材积累，但要形成散文，必须对其进行评述，需要进行分析提升，而我长期接受教育的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科学方法，况且，思考问题还要涉及科技知识，因为这些科技知识是科学方法学习理解的载体。写着写着，不由自主我的文章中用逻辑思维思考阐述内容的成分就多了起来，当时我自嘲我的散文叫做“科技散文”。如在《谁是剧种的主流？》一文中，我谈的是京剧主流流派代表人物梅兰芳与以演悲剧擅长的程砚秋之间艺术特征的比较，延伸到越剧的袁雪芬与戚雅仙，再延伸到沪剧和评弹等其他剧种都存在着同样两位艺术特征具有巨大反差的表演艺术家的现象。这是我运用比较和归纳等逻辑方法来判断分析戏曲界的人文领域的现象的，岂不知与我事先不知道的民间的“江南四大名旦”说法居然不谋而合。在《磨合期趣谈》一文中，把一对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生儿育女过程中，相互人际关系变化与一对齿轮相互磨合的过程的现象加以比较，揭示处理机械的磨合现象是可以为夫妻的磨合现象所借鉴的，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而现在存在的文理分家的现象是人为所造成的。类似这样的文章占了很大比例。
当汇编出书时，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赵丽宏作序。我原来打算用其中一篇文章《步向“通才”的道路》作为书名，赵先生在看了我的全部文章后，建议我用另一篇文章《幸福相对论》作为书名。现在回想起来，赵先生的建议真是高明，“幸福”两字是人文名词，而《相对论》却是自然科学原理，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做书名，不正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吗？它突出了我这个科技工作者在做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写作尝试。
随后，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还专门召开了“钱平雷‘科普与文学’创作思想研讨会暨《幸福相对论》首发式”，把该书的出版看做是科普界与文学界的一次交流，因为协会的负责人非常提倡科学与文艺的交融。但遗憾的是主办人并没有邀请文学作家到会。他们以前还曾经有过邀请著名文学作家进行科普创作的尝试，结果很不理想，文学家文字和思想水平了得，但科技素养还有点差距，科普创作对他们来说勉为其难。
在《幸福相对论》出版8年后，我又出了一本散文集《幸福就在当下》，文章的风格与前一本基本相同，这一次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为我作序。他还出席了为该书出版举行的研讨会暨首发式，并发了言。这次真正达到了文学作家与科普作家面对面的交流的愿望。当年赵丽宏先生曾经问我是否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我说不是，因为据我所知，参加作家协会最基本的要求，有两本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我当时是不够条件的。如今《幸福相对论》、《幸福就在当下》两本书相继出版，又有两位著名作家分别作序，我心中暗暗在想，如今我尽管我年岁已老，当不当作家协会会员已经无所谓了。但当文学作家的基本条件应该具备了，我可以算一名文学作家了，况且赵丽宏先生还在序言中称我散文家呢！正当我在沾沾自喜时，《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又给了我是不是文学作家的判断上打上了“？”。
2014年7月20日《文汇报》副刊《笔会》上有一篇由作者唐韧撰写名为《第三种聪明》的散文。文章谈到“一分为二”的思路，往往把一件事物整体分为两个相对或相异的部分。而近年来出现“第三种”认为事物整体并不是只能分成两部分，还有多的分法。如以前把文明分解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现在提出“环境文明”就是“第三种文明”，因为它既非纯物质也非纯精神，绝对区分无法真正理解和操作。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英国学者就指出：“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分裂，会导致知识界创造力减退。于是美国学者提出“第三种文化”，其要义就是：“……努力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向理性的读者公众表达他们最深层次的思想。”“第三种文化”最初由科学家以“科普”为名传播，最典型的的是霍金的《时间简史》。随着对“第三种文化”的深入认识，人们发现“科普”无法完全包容此类作品，于是就出现“科学人文”一词来包容。其词义就是将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看问题。同时通过科学人文的传播来证明这种两种文化结合的思维。作者举了两个用概率论这种数学方法解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理解的社会想象的故事，说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科学，它们是彼此掺杂在一起的。所以既懂区别又懂联系的“第三种文化”，能教你“第三种聪明”。
看完这篇文章，让我浮想联翩，我的两本散文集中许多文章就是用科学方法诠释社会现象，从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这不就是“科学人文”的写作吗？以前一直以为是在探索“科普”创作的新路，或者努力向文学创作靠拢，其实都有偏颇，因为在科普和文学写作以外，已经存在着“第三种”写作——科学人文。我再仔细向周围观察一下，其实在我们科普创作圈子里，早就有人在探索“第三种”写作，只不过在名称提法上尚未明确。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的副理事长卞毓麟，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大作《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从书名上看，就是一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融的“科学人文”作品。还有一位物理科学家又是一位散文大家——沈致远先生，他的《科学是美丽的》、《科学是大众的》两本书，用他自己的定义，属于科学散文，如果按照“第三种文化”去定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科学人文”散文。因为其中文章最大的特征就是用典型散文的写作技巧诠释深奥的科学道理，而且文字优美通畅。《文汇报》副刊《笔会》的版面，是一般普通作者根本无法涉及的园地，却经常有沈致远先生的科学人文散文新作刊登，除了说明沈先生文学水平达到一定高度，还说明科学人文散文作为“第三种”文体也能被纯文学的传媒载体所接受。其实，能够进行“科学人文”作品创作而带着“科普作家”头衔的人还是不少的，像褚君浩、杨秉辉、孙章、花铁森等与上述卞毓麟、沈致远一样，都是在某一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中具有一定学术造诣的权威、专家、教授，同时又都有深厚的人文艺术功底，在科学、技术、人文领域交叉中，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同样，本来以社会、人文科学为专业背景的学者，如陈积芳、方鸿辉、许兴汉等，因为从事与科技相关的工作，也因长期浸淫在两种文化中，成为科普作家。
综上所述，我检阅了一下我所创作的文章作品，其中比例最大的既不是纯科普的创作，也不是纯文学作品，而是科技中包含人文，人文现象用科学方法诠释的那一类的文体，现在知道了，那应该叫做“科学人文”文章，如此说来，我原来可以算一名“科学人文”作家。
（作者为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