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有感(钱平雷)
[2015-08-18 17:26:27]

    作者:钱平雷  钱平雷微博链接http://weibo.com/u/1043369051

    今天清晨5点多,我醒来准备起身,按照惯例用微信向我的微友发送我的一篇关于观日出的散文。后一想,今天是什么日子?8月16日,对别人是普通的一天,而对于我们高中的同学来说,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天。51年前1964年的今天,我们经过紧张的大学入学考试,第一批录取通知书,将在即日发放。前一天下午,学校还把我们送到文化广场听周总理和彭真对北京应届大学毕业生做“一个红心 两种准备”的分配动员报告。上海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让我们听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如果考不上大学,做好去新疆军垦农场的“两种准备”。对于只有17、18岁的中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当时的政治压力是相当大的。我们的代理班主任胡祖濂老师在报告结束的时候,通知我们,明天上午可以到学校来领录取通知书。胡老师是一位很慈祥,但不苟玩笑的长者。当时据说各个大学把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到学校的,学校集中放在党支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到上级通知规定的日子一并发放。但同学心中惴惴不安的情绪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一般是不敢流露出来。在当时“左”的社会大背景下,迫切想读大学的情绪是不受鼓励的。蔡大伟同学是一位比较单纯的小同学,他多次去问胡老师,自己是否被录取,不知是真的,还是给他一个玩笑,胡老师说:“你已被录取!”。因此,同学们都与蔡大伟半开玩笑,说他已经是一个大学生。
    8月16日早晨,住在我隔壁的表弟柴慈镛是我同校同届不同班的同学,他来约我一起去学校领通知,他的数理化成绩很拔尖,所以估计考上大学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四清”运动,他父亲挨了整,降低了他的“政审”密级,使他本来要去“西军电”——慈钧二表哥所念大学来动员他报考的部队院校——的志愿落了空,但上一所其他大学还是没有问题的。而我的数理成绩就不如他,文科的成绩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也说不清楚考得如何。那年考试的题目很难,大家都觉得考得不理想。尤其是陆定一这位当时负责文化教育的中央领导都发表当今的教育是金字塔,讲上大学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说法,言下之意,就是今年大学仍很难考。况且我们第58中学的62、63届高考结果实在到了让校领导都抬不起头来的程度,估计64届会好些,但也不大会大幅度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没有勇气去学校领通知的。慈镛表弟见我不肯去,就一个人走了。那天跟今天一样,也是一个星期天,我父亲见此景,很是失望,一个人闷闷不乐地上街散心去了。不到半个小时,家里的电话铃响,是慈镛弟来电,他是借了学校隔壁一家南货店的公用电话打来的,在电话中他大声说道:“你被同济大学录取了!”。“那么你呢?”我也急忙问他,“华东化工学院”。说完这两句话,我们彼此就挂断了电话。原来他在领取了自己的通知后,又顺便问了坐在他的班主任张载羽老师傍边办公桌的胡老师。
    于是我也喜冲冲地赶到学校,刚在领了通知的邵洁人和周玉坤还在教学楼蒙学堂楼下尚未离去。当我从胡老师那里拿通知的时候,看到胡老师满面喜气洋洋,不能掩饰他平时比较内向的性格。他给我看了一张录取通知书的清单并告诉我,我们班考得特别好,是四个班级中录取的人最多的一个班级,而且录取的学校也多半是重点大学中的名牌大学,同时告诉我明天仍旧要来参加有关“一个红心 两种准备”的隔天政治学习。他还让我前去通知尚未前来领取通知的朱林根和高炉森同学,他俩分别已被北京工业学院和南京工学院两所名校所录取。当我跑到楼下,邵洁人告诉了我刚才发生的领取通知的情景。今天早晨我班只有5位同学前来领取通知,按照姓氏笔画,第一个进胡老师办公室去的是王海川,他成绩在班中属于一流,但不算顶尖,他被南京大学的天文系录取,似乎很合理。随后进去的是王强华,他是一个被大家认为智商最高的同学,当他出来时,说没有通知书,于是外面的人开始紧张起来了。于是大家都在猜想,估计是王在“政治”上出问题了。其实在填志愿表的时候,胡老师已经暗示他了,让他第一志愿填清华大学,但王不听,反而填上了上海交大这所由国防科委领导,进去需要“密级”要求的的学校。而王的父亲“反右”时吃过轧头,密级自然不高,但王本人并不知道。胡老师知道但又不允许说出来,只能在填志愿时把关提示,但王没有理会。王强华后来进了上海机械学院,这是后话。随后进去的邵洁人尽管所谓出身不硬,但本人品学兼优,他按照胡老师要求填报了清华。据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当时还兼高教部长,他的思想就比较开放。对于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阶级路线,这其实是一句什么人在什么场合都能运用变通的话,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强调其中一句。蒋校长就是喜欢用“不唯成分论”的一句,用来作为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的。所以只要成绩好的同学还是有希望考进清华大学的。邵洁人因此如愿以偿地拿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接着周玉坤也拿到第一志愿上海交大的通知。前面因为王强华没有拿到通知的紧张气氛似乎又缓和了。于是最后一位的蔡大伟蛮有信心地走进了胡老师的办公室,他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水平与周玉坤差不多,尤其是事先不是已经得到他已经被某大学录取的传闻。当蔡从胡老师那里出来时居然是一副沮丧的表情,他也没有拿到通知!听说后来蔡回到家中,也与父母亲去探讨“政治原因”了,据说他的伯父曾经在运动中受过批判。事实并非如此,蔡大伟被上海第二医学院所录取,达到了他想继承父母成为医务工作者的愿望。现在看来,很可能当时二医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达中学,不过二医属于上海地方高校,要到8月22日统一发放第二批通知书时,才能发出。胡老师大约也没有与蔡开玩笑,不过让蔡大伟难过加紧张了6天。
    那年我校的高考水平,后来据马骁老师说,是为母校打了翻身仗,录取率很高。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念大学当然是一件影响终生的大事,接受高等教育也受益匪浅。但按照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越是好的大学,越是全国性的大学,就意味着全国分配。学校领导的一句话就决定我们的分配,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的分配很随意,没有真正把我们作为人才在那里考虑,就是一个安排一个工作岗位而已。这些同学大多数留在被派遣去的当地,其中不乏边远的地方。倒是念的大专,甚至没有录取也没有去新疆的同学,在上海安安稳稳工作了一辈子。有一次我从东北探亲回上海,在电车上遇到一位隔壁兄弟班级的同学,他上的大专,当时在上海一家工厂上班。他揶揄地对我说:“当年你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多么得意洋洋啊?如今无法与我们比了吧!”
    1964年的8月16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那天是想不到大学毕业以后那么遥远的事情的,踌躇满志面向未来是形容当时他们最合适的词汇。

钱平雷 博客文章
201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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