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文章：《谁是剧种的主流？》《殊途同归》
谁是剧种的主流？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几百种戏曲剧种的，应该是京剧。而京剧的发展历程中最杰出人物当数梅兰芳。在世界戏剧的浩瀚宝库中，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齐名，被奉为世界戏剧的三大体系的代表人物。梅兰芳不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都享有旁人难以取代的威望。尽管京剧这个被称为中国国剧的剧种，并非在北京产生。而是在两百多年前由安徽等江淮地方产生的徽剧进京后，经过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等老前辈呕心沥血地加以栽培，以后又有谭鑫培、王瑶卿、余叔岩等等名家不断创新发展，才形成一套由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组成的剧种。梅兰芳先生在京剧发展的历程中，因其能广泛吸收其他剧种的养分，并善于听取齐如山等戏剧理论家对传统京剧程式敢于突破的意见，以致形成了雍容华贵能驾驭全局的梅派旦角艺术。在我童年时代里，因父母喜爱京剧所受到的感染，梅派高亢动听的唱腔，几乎成了我对京剧认识的主流。我想，一般老百姓心中京剧的概念也与我差不多。社会中有“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谚语，大约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知道在旦角这个行当中与梅兰芳齐名的还有荀慧生、尚小云和程砚秋，被人们誉为“四大名旦”。居然还有可以与梅兰芳先生相颉颃的艺术家？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原因，这个谜在我心中一直没有解开。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样板戏”京剧的女主角，除了《海港》中演方海珍的李丽芳外，其余《红灯记》中演李铁梅的刘长瑜；《龙江颂》中演江水英的李炳淑以及杜近芳、杨春霞、李维康等几乎都是以梅派唱腔为基础的。即使是李丽芳在剧中的唱段也听不出完整地引用了其他流派的唱腔。总之，梅派唱腔在京剧舞台上是无可比拟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偶然机会，同济大学有人贴大字报批评“土力学”权威郑大同教授，说他对程砚秋的程派艺术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他对土力学方面的造诣。在戏曲界，他的程派艺术专家的影响远比他在工程界“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权威的名声来得响。包括像童芷苓这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排练程派剧目时都要赶到同济新村郑大同的家中向他讨教。以此说郑不务正业。一位教授对程派艺术的倾倒，居然会超过他的专业，这真使我产生了一种对程派艺术能够进一步了解的愿望。这种想法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空想。
“文化大革命”后，80年代初期，上海举行过一次程派艺术的会演，电视转播的。当时程砚秋先生的嫡传弟子赵荣琛、王吟秋、李世济好像都来参演。主要剧目有《锁麟囊》、《荒山泪》等。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大段的程派唱腔。这是与梅派艺术截然不同的花旦唱腔。声音不是高亢而是低沉，表情不是激昂而是悲伤。尤其是时时发出一种近于男子声音的短促发声，总觉得有点不习惯，甚至感觉不到这种唱腔的“美”。后听我父亲讲，程砚秋早年也学我们心目中的花旦唱腔，倒了嗓，但他能根据自己嗓子条件，重新设计了自己的唱腔。结果蹚出了一条适于自己条件的新路子。与梅派唱腔相比毫不逊色。深受一大批京剧爱好者的喜爱。那种带有男子声的是发自丹田的气息，恰恰是程派艺术的魅力所在。经父亲一指点，再来听听程派唱腔倒还真有韵味，有一种清丽、委婉的“美”感产生。
由京剧中梅派艺术和程派艺术的关系，我去观察分析其他戏曲艺术，发现也确实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沪剧中的花旦，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丁是娥、筱爱琴的唱腔特征是亮丽而高亢，是主流。后我发现有着一大批沪剧迷拥戴的杨派即杨飞飞的唱腔艺术，号称“杨八调”却是一种逶迤、低沉的曲调。人们在听着听着就渐渐地进入了剧情的境界。有着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同样在越剧中的花旦，一般人心目中的代表唱腔是袁雪芬、傅全香的唱腔，尽管袁、傅流派不一，但都是属于高亢、激昂的类型。可是与她们唱腔差异较大的应数戚雅仙的“戚派”唱腔，以“哭腔”著称。在越剧迷中也有着大批听众。另外，在评弹界中，如果把具有里程碑之称的蒋月泉的“蒋调”看做主流的话，那么徐丽仙的“丽调”也独树一帜。总之，京剧的程派、越剧的戚派、沪剧的杨派以及评弹的丽调等都是与一般人心目中的剧种代表唱腔有着很大不同的流派，但都拥有一大批听众和观众。都是这些唱腔的创始人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刻苦创新所形成的艺术结晶。都为艺术宝库创造了可观的财富。难怪同济大学郑大同教授热爱程派艺术可以超过土力学。据我所知，土力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土木工程学科中属于比较前沿的科学。郑教授能成为这门学科的权威实属不易。而郑教授如此钻研程派艺术，成为社会上公认的“程派权威”，可见郑教授在研究程派艺术上所下的功夫不会少于土力学。尽管程派艺术与土力学两者毫无可比之处，但在郑大同教授身上却可体现出艺术与工程的相通。并且都有自己的巅峰。由此引申出：梅派与程派、袁派与戚派、丁派与杨派，乃至蒋调与丽调都是戏曲百花园中的奇葩。只有百花齐放的氛围才能产生百花齐放的景观，只有戏曲流派纷呈，才有戏曲舞台的繁华。同时可以回答本文的标题，谁是剧种的主流：戏剧中的任何流派，只要她的魅力能够吸引大批观众时，都可以成为这个剧种的主流。
附记：这是我在1999年7月17日写的一篇散文。作为一名科普作者来撰写有关艺术的文章，除了因为本人对文艺的兴趣爱好外，也是对科普文章创作形式的一种探索。这篇文章除了向读者介绍一些戏曲知识外，还有一些留给读者思考的东西。首先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人们的专业分工很明确，搞理工的搞理工，搞艺术的搞艺术，互相不太搭界。一般说来，搞理工的多半用的是逻辑思维，搞艺术的多半用的是形象思维。一个人很难同时擅长应用两种思维方式。像郑大同教授这样既是理工领域中的权威，又是艺术领域中的专家，却被人认为是不务正业。事实上，理工与艺术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线，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建筑学就是一门既可归在理工科，又可归在艺术类的学科。富有想像力的建筑师肯定比想像力较差的建筑师成就来得大。因此，惯于应用逻辑思维的人们，如果试着用形象思维去思考自己的业务，或许会有所收获。同样经常运用形象思维的工作者不妨也可以尝试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去研究自己的工作，我想也会有所启发。本人在此文中运用逻辑思维中的比较和归纳方法去观察和分析戏曲界中的流派现象，写出了这篇文章，如果读者阅后感觉兴趣或者有所回味，就达到了我写作的目的。因为这篇文章看似一篇有关艺术的论文，实际上是一篇介绍文理可以相通的科普散文。
2003年3月30日
又及：我在2003年12月10日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又见雅歌满江南》，里面的内容使我又惊又喜。文章写道：“……沪剧名家杨飞飞也将来参加。原来，她与戚雅仙、徐丽仙、梅兰珍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以演悲剧见长，红遍江南。”除了演锡剧的梅兰珍因我不熟悉锡剧，没有在文章被提到外，其余的三位都在我的文章中与程砚秋一起，作为同一种类型被列举。除了程砚秋我知道他擅长演悲剧外，对戚雅仙、徐丽仙、杨飞飞也是演悲剧的角色见长并不清楚，因为我在戏曲中除了京剧对其他剧种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对沪剧、越剧和评弹等剧种也是由于生活在上海这座南方城市里耳濡目染接触到一点而已，却不知道有江南“四大名旦”的说法。在文章中列举杨飞飞、戚雅仙、徐丽仙的根本原因是我在偶然机会中感觉到她们的本色嗓音唱腔与程砚秋有某种相似的地方。这是我通过对音乐形象的观察，运用逻辑思维方式中的比较、归纳方法进行思考而得到的结论，与民间流传的说法不谋而合。恰恰说明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捷径。
2003年12月16日
殊 途 同 归
——杂谈中医和西医
选择这个题目撰写文章，并不意味我懂中医还是西医。而是通过我对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学科的认识，来阐述自己对中西文化认识的点滴心得。
我生在1946年。到如今经历了整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过去50年超过了以往几百年的变迁。也是中西文化交融最频繁的岁月。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看到中医医师的形象是留着长须的长者，在解放初期他们还穿着长衫或中式棉袍，一副旧时秀才的装束。与其相对应的西医医师的形象则是西装革履，外面套着白大褂，往往还带着金丝边眼镜，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随着时代的推移，到今天中西医的医师在打扮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不要说医师的着装，就是以长衫为表演服装的相声演员也照样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舞台上表演着只有中国人或者必须懂中国话的外国人才能听明白的这种纯中国文化的艺术。中医师们也离开私人诊所或设在中药店店堂里坐堂看病的位子，进了正规的医院，当起了穿白大褂的医生，同样西医师们也从私人诊所通过开办联合诊所等途径走进了正规的医院，可谓殊途同归。今天走进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与走进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如果不去看附设设施如手术室、药房，光从病房的布置等其他环境来看很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在。这大概是长期以来贯彻中西医相结合的政策，以及经过几代立志中西医结合的医务工作者努力的结果吧！
中医这门学科已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历史也许不会比中医短，但是达到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时间应该不会很长。因为西医的许多理论基础如细胞、病毒的发现还是近代的事情。而中医的理论基础中比较系统的东西应该已经历史悠久，否则为什么中医学院的学生还要加深对古汉语的学习呢？过去的几十年通过请中医看病和交往，使我感到中医这门学科的发展真可谓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理论基础还真有点虚无飘渺，如穴道、经络都是客观存在，但用西医解剖的方法又至今始终找不到的东西。另外如对中焦、上焦、带脉、督脉等中医的学术术语的了解，也让人感觉到有其科学的道理所在。同时中医用比较简单的问诊、看舌苔、切脉息等诊断方法并加上中医理论的分析也可对症下药，医好了患者的毛病。尤其是中医的医疗手段，从物质角度来看，也显得很原始，什么树皮、野草，什么昆虫、兽骨，都可以用来入药。这些中药还以热、温、凉、寒用来作为它们的药性，用什么君、臣之类的关系来编排药物在药方中的地位。合在一起，一煮一熬，让病人喝下去居然也能够治好大多数的常见病。另外，中医用的针灸、火罐，甚至用中医师的手进行推拿和气功治疗，也往往是手到病除。因此不论在科技不太发达的古代，还是物质比较匮乏的地区，应该说中医是比较适应中国这块土地的学科。由于中医缺乏直观的理论指导，许多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因此被人们误认为是落后的东西甚至是迷信的东西来加以对待。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事物的重要理论——《易经》，它的阴阳五行八卦对中医理论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肯定有其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其形而上学的一面，不少封建迷信的糟粕如算命，也是以《易经》为其“理论基础”。因此人们在批判算命反科学的同时，往往也彻底否认了《易经》的科学的一面，中医也因此受到牵连。
我对西医的认识，是由于从小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父亲受到的是西方式的教育。我从小是与西医打交道。而且西医还用其比较先进的手段救过我的命。九岁那年得了急性肾炎，血压到了150多毫米，发了病危通知书。是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小儿科一名叫王永贞的主任医师治好了我的病。在大学时代我得了急性阑尾炎，进了新华医院，由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名还在医院实习的高年级学生在主治医师指导下给我动的手术。从验血、X光透视，到B超、胃镜等各种西医的诊断手段，也都亲身领教过。加上中学时代的生物课、生理卫生课，也都是以细胞、病菌这类西医理论基础为课本内容接受的教育，其科学的一面是毋庸置疑的。但实践证明,目前确实还有不少疾病西医对其无能为力。特别是有些疾病以西医理论基础去治疗难以对付，而用中医的理论加以解释倒解决了问题。如乙型肝炎、高血压等中医比西医似乎更有效。“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说法尽管不够确切，但也有其一定道理。因为西医往往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不少疾病的表现处往往不是其根源所在，如牙周病，表面上，毛病在口腔里，但病因很可能不在牙齿的本身。而作为口腔医生的西医师更多的精力花在治疗口腔的疾病，而不能深刻查清病人的病源所在。究其原因，实际上恰恰说明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规律，在医学发展历史上的反映就是中西医的发展历程。
同时，在一定程度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国人更加重视群体，而西方人却看重个体；中国人强调共性，西方人首肯的是个性；中国人习惯于从大看到小，西方人欢喜从具体到一般。中国人吃饭是聚餐的形式，西方人用餐是分食制；中国人给人写信，信封上先写对方的国名，再写省或州名，然后是市名、区名和街道的名称，再是门牌号、室号，这才到了收信人的姓名。寄信人自己也是从国名开始写起，一路写下去，从大范围到小范围，再到寄信人自己的姓氏为止。有首中国歌曲的歌词唱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你，有你才有我……”，这是儿女唱给父母的，大概就体现了这种文化思想。西方人恰恰反过来，他们开信封，先写自己的姓名，然后从自己的房间号写起，这是最具体的地方，再往更大的范围写过去，最后才是自己所在国家的国名，收信人也同样是如此排列。
人们早期由于认识世界的手段有限，只能是比较笼统地看待事物，中医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形成的。它不可能对事物有很深刻的认识。以后科学发展了，人们开始按系统来认识问题。反映在医学上就是把人体按系统分成诸如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骨骼系统等若干相对独立系统。医院里的科目也越来越细，一名医师往往只对一种器官中某种疾病比较有研究，忽略了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方法的丰富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谓三论为基础的广义系统论的产生，人们对许多事物有了新的观察方法，特别是不同学科的交叉产生了许多新的边缘学科，极大地推动科学的发展。表现在医学上中西医之间的隔阂大大的减少了。通过西医学中医等途径，使双方的理论都得到发展。如中医中对“肾虚”病症中的“肾”发现并非人们一般认识的肾脏，即“腰子”。在西医中的脑垂体发生了毛病与中医的“肾”病相同。那么可以认为中医中的“肾”就是西医中的脑垂体。我这个医学上的门外汉似乎吹得有点离谱。其实我只希望表明一种观点：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文化科学，特别是上升到理论的东西，只要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如能为自己理解应用则更好。这就需要中西文化进行交流和沟通。
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音乐会，当欧洲的听众发现与他们常见到的交响乐团演奏员们手中的管弦乐器截然不同的中国民族乐器，居然也照样能够表演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时，实在是惊喜不已。但是仔细观察中国演奏家手中的乐器，除了像二胡、琵琶、阮、竹笛和锣鼓之类中国传统乐器外，还有不少如大提琴、倍司大提琴之类把西洋乐器中的共鸣箱改成琵琶状、若干唢呐的喇叭嘴改成双簧管、大型的铜笙代替长号等吸收革新手段派生的乐器。使中国民族乐器中音域较窄的不足得到弥补，整体音色更加丰满，同样可以演奏出中西大型管弦作品。这不是新的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吗？同样，前面谈的吃饭和写信，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不也天天在吃饭吗？也不影响他们要互相宴请干杯。不论是中国人给西方人写信，还是西方人给中国人写信，双方不也都能收到对方的信吗？因为双方收信人所在地的邮局都有懂得对方书写文字甚至书写习惯的员工。这也算得一种文化的交流吧？当然，如果能入乡随俗，用对方国家更能接受的方式写信封，则更好。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西医的交叉互补也一定会得到发展，我想这不仅是中医发展的前景光明，而且是世界医学宝库日益丰富的必然趋势。可以设想有朝一日，中医中诸如穴道和经络之类术语，会解释清楚，甚至形成图像呈现人们的面前。就如西医理论中的遗传基因，以前当孟德尔－摩尔根提出这门理论，不也被李森科学派批评过吗？因为摩尔根学派只能说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中，但无法以物质形式呈现。到了今天当去氧核糖核酸（DNA）中各种分子排列不同方式形成遗传基因的形式通过计算机屏幕显示在世人面前时，这个虚无飘渺的东西成为事实。相信有朝一日中医理论中许多东西也会像遗传基因一样被后人识别，那时的中西医一定是一门真正交叉的新兴学科，让我们期待这个日子的到来吧！
1999年6月19日
附篇：《穴道和经络究竟是什么？》
中医理论中的穴道和经络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一直是个困惑。以前我在报刊杂志上看到过有关报道，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医学专家曾与中国的科技人员合作，企图用解剖学的手法来弄清穴道的构造，但最后失败了。以后朝鲜的医学专家对经络也作过很深入的研究，而且对其性能的了解，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但对其结构似乎并没有进一步详细的报道。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心中仍是一个谜。我以一名工科的科技人员的思维方式去推想，这穴道是否如同人身体上的重心？重心是人身各部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它客观存在，但从人体构造的角度去分析，它又是不存在的。我想，穴道是否就是人体中某些微循环的合力的作用点？而经络又是某些具有共性的穴道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而成的。有些穴道由于处在若干经络的交汇处，故对外界的反应和对体内有关的器官的影响就较之其他穴道来得强烈，如：合谷、足三里、人中等。今年夏天，一次偶然机会，与一位正在研究力学的教授闲聊，得知他在研究经络后，就把我的这篇《中医与西医》的文章给他看，请他赐教。同时把我上述对穴道和经络的推想也告诉了他。因为在我看来，力学属于物理学范畴，而经络属于中医学范畴，物理学教授研究中医与我这个学工科的科技人员去关注医学有殊途同归之处，会有共同语言。他基本同意我的观点，由于我们不在同一学术层次上以及谈话场合的原因，所以我们也没能深入谈论下去。昨天晚上，上海教育电视台有一档节目，邀请了沈致远、倪光炯、陈燮君等三名著名学者就“通才”培养问题作为主题，发表谈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支持专家在对本专业钻研的基础上也对其他不同专业发表见解，这大概与中国的一句“旁观者清”的俗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他们的这个观点给了我这名老科技工作者写下上述推想文字的勇气。
200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