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实际上是对科学研究价值本身的一种回归
“科研成果科普化及青年科普人才培养”沙龙主要观点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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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策上给科研人员做科普以合法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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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鹏（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
我是从事激光技术和物质相互作用研究的科研人员。2017年参加上海市第四届科普讲解员大赛，获得上海市优秀科普讲解员，随后参加了《科学魔方》《安全进行时》等活动，获评“上海光机所信息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等。根据我参与科普的实践来谈下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1、科研与科普的评价体系不同。去年参评研究员没有过，所里老师听完我的报告说你的科普内容尽量少讲，或者不讲，因为你的科普工作跟你做的科研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现在要评研究员，就说你做出了哪些技术上重要的发现或者成果。为此我非常郁闷，去年一年时间没有参加任何科普活动，集中精力做科研并在PRL上发了文章后，今年刚被评上研究员。我们科研人员是可以搞科普的，但是如何安心做科普，这是一大矛盾。因为目前没有相应的评价体系考评科研人员所从事的科普工作及其绩效。我们这些科研单位中愿意做科普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实际上处在科普、科研两边不搭的中空地带。希望能有从上到下的相关政策引导，给科研人员做科普以合法性和正确定位。
2、科普传播要有相应的审稿规范。科研最本质的特点是严谨，有理有据，这和科普是有冲突的。很多时候科普传播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有类似的特征，最重要就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两者特性的相异会形成一些碰撞，引起社会对科研工作的误解以及风险。所以科普文稿传播前也需要有合适的审查机制。科研发表论文要经过层层审核，发表文章的科研人员要作诚信签字。建议科协部门能建立这样的行业发稿、编辑、审稿规范，解除广大科研人员进入这一科普领域的后顾之忧。
3、从科研到科普，还有很长的正规之路要走。总体而言，科研人员的科普能力有待提高，我在参加了第四届上海市科普讲解员大赛后对此更有体会。也因此建议科协领导针对科研人员做科普可以搞一些专业培训，让我们科研人员进入科普之路走得更顺畅一些。
上海正在力推《科普法》地方法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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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上海市科协普及部部长）：
关于科研成果科普化，科协现在在推两件事。第一，政府在科研投入时，一定要有“科普”这块经费，包括所占比例都要明确。这方面有的已经在做，比如医疗口，卫健委对这块抓得比较好。但是总体推进不易，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包括谁来承担科普化的任务等。尽管都说科研工作者是科普的主力军，但是科研人员同样面临会不会做科普、怎么做科普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在做的事，就是推动制定进一步有效落实国家《科普法》的上海地方法规。到现在为止全国各个省市围绕《科普法》已有一些地方条例，上海一直没有。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条例出台一定要让各行各业的人能找得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现在征求意见稿已经磨了好几遍，希望能尽快推出。
关于科普评价体系，包括相关人员的职称评定这件事，北京市正在进行试点，但它目前只涉及研究馆员序列。虽然这件事总体推进不易，但是可以尝试逐个突破。上海去年在这方面有个进步，科技进步奖单列了科普类奖项，包括科普工作、科普文章、作品都可以评科技进步奖。此外上海有两个奖项也是得到政府认可的，一个是科普教育科普创新奖，一个是上海科协做的大众科学奖（今年大众科学奖的名额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目的都是鼓励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科普怎样做？怎么来评价它的有效性？很多院士专家普遍感觉做科普比做学术难。因为学术有规律可循，做论文有规范，但是科普没有。在科普的几个要素中，我个人认为有效性是最重要的。如何提高有效性，就要求科普的形式、手段、内容一定要创新。
科普实际上是对科学研究价值本身的一种回归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是从事科普研究的，这几年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做科研和科普的结合。
现在很多的科技报道都是侧重在某某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科研论文在某某期刊上，其内容只是对成果 本身的解读宣传，大部分没有涉及这个成果本身科学的内容，包括这个研究对公众的影响或者有哪些关联。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科普文章，或者把科研和科普结合起来。从科普本身来说，在一线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肯定是第一发球员，像卞毓麟讲的元科普。元科普首先需要科研人员、科学家的参与，因为只有他们的参与，科普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科学家处在相应领域的前沿，他们会保证传播内容会更加科学、准确，也避免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夸大其辞、断章取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做科普或者科学传播需要科学家的参与。
目前由于评价体系的原因，可以看到很多科学家把绝大多数精力放在科研和发表科学研究成果，成果发表出来并没有后续的传播和普及。当然除了评价体系，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通常，科研人员做科普有四步窘态，不敢做、不想做、不能做、不擅做，每一个窘态都面临着不同的表现，也需要我们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周忠和理事长说过前三步是认识的问题，第四步是能力的问题，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们分析了科研、科普结合发展的历程，发现有一个阶段是科学人的退位。因为做科普不受重视，甚至做科普会给自己从事科研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就退回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去，不再从事科普，我们称之为科学人的退位。其实国外也出台了相应的要求，要求科研人员做科学研究的时候要做科普，甚至有些机构还出台相应的指南，给他们提出相应的帮助，或者有专门的团队来协助他们做，国内这方面是有欠缺的。
从科学研究的本质来讲，科普实际上是对科学研究价值本身的一种回归。只有做好科普，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支持，才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为后续科学研究提供合法性。
以前科学共同体熟悉的一句话说“不发表就出局”，对科研人员来说，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所以科研成果发表不应该是传播的终点，而应该是起点，所以今天可以说“不传播就出局”。
前些天上海举办了顾凡及老师的科普作品研讨会，顾老师提到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一是我们把科研做成科普，二是把科普做成科研。科研做成科普，实际上就是科研成果出来之后要做科普的转换，也就是科研与科普的结合；第二个是把科普做成科研，就是要把科普当做学问来做。虽然目前科普不是一个学科，但是我们在向这方面努力，所以我们把科普做成科研，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要用做科研的态度来认真对待科普。
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科普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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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一（上海市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科研成果科普化，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广泛参与。现在虽然科研人员加入科普队伍的比例在增多，但是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还不够。我认为科普工作是科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科普工作者，因为科研成果只有得到大众的认可，才能够更有效、更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国力的提升。
其次，科研成果科普化需要加强青年科普人才队伍建设。青少年对科学的求知欲，是未来科学发现的一个必要基础，我们要充分发挥孩子们的这种特质，培养孩子们从小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理念。科普教育从青少年做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父母是孩子们最亲密的朋友，孩子们学到新的知识，诉诸他们的父母，让上一代人也可以在潜移默化接受正确的科普。这能够达到的社会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的科普教育可以说是改变下一代，影响上一代。
科普更重要是提炼规律，给青少年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
姜雪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必要性在于我们知道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在哪里，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科学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让受众感知科学的过程。这些年我自己科普实践的一个心得是，用自己的科研故事和自己的科研发现跟生活紧密串连，让青少年以及社会大众了解科学在最前沿这种有趣的状态，用兴趣驱动科学的前进。
我们做科普的时候除了传递、诠释科学知识以外，更重要是提炼一些认知规律，给青少年提供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的惯常逻辑、认知的逻辑。如何从兴趣转为热爱，如何从热爱转为钻研，如何从钻研获得认知的成就感，同时又知道认知成就感的背后一定会面临失败。只有当人们知道失败是科学中的永恒，甚至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永恒的时候，才会明白人们认知世界和科学探索世界是无限次的再次认知以及螺旋式认知状态，这样才会树立起时候更好的科学心态和科学发展精神，以事态为常态，微笑面对所有科学的不顺利。
科普的过程也是学科交叉的过程。我们在科普过程中，经常把自己的学科和化学、生物学、医学、材料学之间紧密结合，进行探索。我们也把这种态势和趋势不断向社会、不断向青少年去传递，让他们知道科学的趋势越来越走向学科的交叉、越来越走向协同创新，这是因为我们人类所面临更多的人类需求和面临更多问题的复杂度，都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可以解决的，是必须用交叉学科来解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科普的，不仅我们要给孩子科普，只要是跨领域，我们都科普别人，同时被别人所科普，彼此了解最前沿的东西，用更复杂、更多维的思考方式，解决现有的生活问题和科学问题。
科研成果科普化和科学研究是有双向作用的；科普对科研，对研究者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钱旭红（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关于科研科普化，我的观点是：科研成果科普化非常重要。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或者是企业，投了钱以后都希望它发挥效益。效益的体现有两种，一种是经济效益，一种是社会效益。从社会效益角度，有必要把科研中的方法、思考的结果告诉大众，从而提升整个民众的科学素质，使得将来的科研走向良性循环，这是科研的社会意义。
其次，科普对科研本身，对研究者本身也是有重要价值的。很多科研在最初立项时并没有仔细思考过科研本身的重要意义，我们常常做一些所谓弥补空白的、填补漏洞的事情，甚至因论文而发论文的，凡是因论文被发论文的文章，你会发现很难进行科普化，因为研究者自己都没有热情，更不要说成果吸引人。如果你的成果很难科普化，或者说它本身很难吸引人，就要思考当时的方向定的是否合适。我这里提一下，科研成果科普化和科学研究是有双向作用的。
第三，我希望将来的科普，不是依靠哪一类人专门做科普，这是很难持续的。我们也不希望做研究的不会科普。未来做科普这件事的应该是科普、科学工作者、技术研发几方面的人合在一起。我特别推崇写《量子生命》的作者吉姆·艾尔—哈利利，这本量子生物学的奠基作大量的内容是作者自己的工作。吉姆·艾尔—哈利利既是非常勤奋的实验室研究者，时他又是一个极佳的科普工作者，那本书既可以说是该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以算一本非常好的科普著作；作者还是一位很好的电视科普节目主持人。这样的人才能激励更多他的学生、同事走向科普，做更深入的研究。
当然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科普科研两面都可以游刃有余的人，比如有的以科普为主，少量做一些科学研究，还有主要做科学研究，少量时间做点科普，但但凡能成事者，一定是把科研、科普融为一体，这样无论科普，还是科研才能做得更好。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
为青年科研人员和科普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洁（江苏省科普作协常务副秘书长）：
首先，代表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对沙龙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下面我对科研成果科普化和青年科普人才培养有几点想法。第一，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智力密集、经济发达科教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推动科研成果科普化，开发优质的科普资源。第二，充分发挥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的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联合联动，为青年科研人员和科普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第三，做好科普成果的推广工作，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
科研成果科普化需要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激励机制
许琦敏（文汇报首席记者）：
以前如果说科普更多是一种个人行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变成职业行为的趋势。对科学家来说，有些人擅长做科普，有些不擅长科普，擅长的做得很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不太擅长的，他可能有点回避，或者在这上面会遇到挫折或者是负面效应。但从总体社会发展来讲，科学技术变得如此重要，科普变得如此重要，科学普及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需求，这同时也是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交流的需求，毕竟科学共同体是一个社会群体，有社会公众交流的需求在，科普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实现这种功能。当科普向职业行为趋势发展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有专业团队来协助科学共同体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更好。
刚才听了前面几位专家的发言，我觉得有这样几个问题，科研成果科普化需要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激励机制，用机制来鼓励、激励这种行为，这就是前面王文鹏研究员的困惑，科学家到底要不要做科普、怎样才能取得更多正向效益。
如果科普是一种职业行为，那么就应该有团队支撑。这就是以前卞毓麟老师提出的元科普，科学家应该参加科普，但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科学家在科普这件事参与度如何把握？它的界限在哪里？在他把科学知识传递出去后，谁来接棒？如何接棒，需要团队做支撑。
当科普成为一种职业行为，它其实有一个理论基础的。当它有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多对它的理解和一种规则，才能使科普事业在更为规范、更为社会接受的轨道上去发展。
前面钱理事长提到，科研人员需要具有做科普的能力，做科普的人也需要有科研素养。如果科普作为一种职业行为就比较容易理解，科普就应该成为科学人员一种职业素养的一部分，能够把科普思维融入到工作中。同样，科普从业者也应该有较高的科学素养，甚至要有科研能力，这样他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把科学知识传播出去。
如果用一个类比，大家可以想一下科技期刊。以前中国很多科技期刊做得并不是那么好，在国际上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它没有专业的编辑团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像《细胞研究》《分子植物》做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有了高水平专业的编辑团队。乐观估计不出几年，中国的科普也会从社会各个行业里凝聚成新的业态，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以上提到的很多问题会得到解决。
把自己的科学发现以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要成为科学家素质的一部分
卢宝荣（复旦大学教授）：
关于科学研究和科普工作的关系。早在2015年全国科技三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到科学普及和创新发展是两翼，既然是两翼，也就是说，你的科学创新一定要和科学知识传播（我们称之为科普）要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
任何科学创新都是最新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当它的发现被报道出来时，绝大部分人是完全不懂的。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有这样的状况，很多研究成果可以转化成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动力，但是由于大家没有理解，不知道这个科学发现的意义是什么，导致他在很多年以后才被发现。第一个例子是在一百多年前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的两大定义发表的时候，大家是看不懂的，以至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被耽误了35年以上，才逐渐被人们明白。如果在孟德尔那个时代，有一批科普工作者能够把他的科学思想用大众能够明白的语言，转换成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东西，那遗传学真正的开启就会更早。
第二个例子是转基因。很多人觉得转基因会带来很多问题，像洪水猛兽一样，实际上我们国家生产出很多可以应用于转基因的产品，但是由于大众在不了解科学真相下的反对，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发展很快，转基因技术及相关的应用研究位居世界前四位的中国现在慢慢有点往后缩到第八名。所以一个新的技术没有人出来给大家讲清楚，这对国家的发展、新技术应用和创新，都是有害的。
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们应该具有的一种素质是要把自己的科学发现以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我们讲的科普，这个要成为科学家素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广大的科普从业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情怀和素质，把科学知识真正搞懂、翻译出来、延伸出去，告诉广大的读者和受众，这样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才会有益。
呼吁大家更重视培养科普青年人才
仇子龙（中科院上海神经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科研工作者做科普我个人是感到义不容辞，也有兴趣，但考虑到其他的同行更专注于科研，我个人认为很难强求，因为这首先是兴趣所在。
疫情当下，我呼吁大家更重视培养科普青年人才。今年年初疫情一来，很多研究生不能回到科研工作中来，我们神经科学研究所出了这么一个提议，既然学生来不了，我们就组织学生在家里写疫情防控的科普文章，科普的对象是一大批不懂细菌病毒是什么，为什么要不停地消毒，口罩怎么用，以及病毒跟我们是什么关系的老百姓。没想到倡议一发就得到很多同学的响应，短时间里就收到几十篇有一定质量的稿件，一批不错的科普后备人才浮出水面。我很感慨的是，经过这次疫情科普的历练，很多青年人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他们的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肯定会有热情从事或参与科普工作，只要他们早期科学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科普工作，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多多少少就会与科普同行。所以鼓励青年人才多多从事科普，在他们得到赞赏以后，我相信他以后做科普的热情可能会越来越高。我们只要不停地挖掘有科普热情的青年人才，我相信我们国家以后的科普工作一定会后继有人。这也是我今年特别深的感慨，
刚才光机所王文鹏老师提出来的问题，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如何评价他因为科普做的比较多以至于研究员的评聘耽误了至少一到两年，这在目前还真的是很难办的问题。现在的评价体制仍然是要求发了多少文章、有多少优青、杰青。我个人意见整个科研人才评估一定要加上科普工作，如果他没有做科普工作，就不用评价；如果他做了科普，获得很好的反响，就必须纳入科研考核和评价中。也就是说在评价人才中，科普绩效一定要作为人才是不是能够晋升的评价要件之一。
科研人员的诉求：希望提供科普创作的专项资助以及提供科普技能培训
《科研院校研究成果面向大众传播的途径与挑战》课题组：
前不久，我们对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的情况做了调查，我们一共回收了107份有效问卷，这里面有高级职称的老师分别由43和45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现阶段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主体。我们再对于这些科研工作者问卷中得到的一个结果是，目前参与科普人员以举办讲座论坛进行科普有59.65%，同时比较多撰写文稿占到31.58%，相对来说科研人员，采用拍摄科普视频这样新媒体手段比较少，占3.51%。也就是说现在科研人员参与科普更多是采取写文章、办论坛等方式，而对网络新媒体等的使用是非常少的。
我们进一步询问，关于科普人员没有参与科普的原因，得分最多的是没有时间，二是科普不计入工作考核。我们还询问了高校科研人员参与科普需要得到怎样的帮助？回复中排名最高的两项第一项是希望提供科普创作的专项资助，第二是提供科普相关技能培训。
综合上述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目前我们国家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现状，一是科普支持经费不足，人均科普经费仅4.45元。其次目前的绩效考核，只关注科研数量和质量，对于科普没有明确纳入绩效考核的方式。其三，一些针对科普的鼓励性政策实际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尽管2020年4月9日，科技部等六部委发布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措施》，在改进项目实施管理的部分提出，要将科学普及作为基础项目。但这些原则性的政策文件能不能落实，落实的怎样，还需要从较长远的时间维度去看。其四，目前我国尚未建成完整的科普能力培养体系，更多科研人员即使想参与科普，也不知道如何做，也没有技术手段上的支持。
根据以上问卷调查得到的信息，课题组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是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进一步细化的、可操作的政策方，从评价考核机制上、经费上为科研成果的科普化和整个科普事业的推进发展营造合适的发展环境。在科普传播的方式上，传播内容的审核等方面也要有相应的管理规范。
互联网时代需要更专业和更有效的科技传播和科普
董纯蕾（新民晚报主任记者）：
刚才钱理事长提到双向的问题，科研人员不仅可以单向的做一些科普，而且在做科普过程中，是可以反向获得一些启示和激励，这个双向的问题在我的科技传播经验中是非常有感触的。
上海市科协和新民晚报社有一个做了十几年的科技传播项目，叫新民科学咖啡馆。在这个活动经验当中，在专家主题发言之后，剩下一半的互动时间里面，常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哪怕是第一次来参加、刚开始来会有一些拘谨的专家，经历过这个互动环节之后，他会获得更多灵感，它是双向的过程。
这些年来上海的科技传播环境和整体状况是在提升的，比如科研单位会越来越主动做一些科普，譬如中科院上海分院在这几年每一次重大论文发布当中，会主动配合作科普诠释，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进步。
从受众角度来看，其实受众的科学素养也在获得明显的提升，原因之一是因为互联网的大量介入，现代人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法越来越多。这个反过来对科技传播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不是简单告诉你一个科技知识点的传播，因为这些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来解决，我们需要更专业和更有效的科技传播和科普，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觉得上海尤其需要而且适合科技传播。科技传播的好处是培养人的理性，科学思维方式和思维，这在上海市民里是有一定基础的。有一个指标可以衡量，如果哪一天科技类的话题成为茶余酒后主动的谈资，譬如类似嫦娥五号、奋斗者号这些重大科技进展，不仅在朋友圈里看到做科技的人在传播，看到圈外的人也在主动传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科普会进入新的层次。
第三，人们曾经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少会以科学家为职业规划，我觉得这种情况在现在这个环节在发生一些改变，随着中国国力不断提升，身边的年轻人中对科技充满兴趣、对科学这个职业有兴趣的人不一定在减少，也许在增加。同时，以科技传播、以科普为职业规划的人相应也许有所增加。这个职业规划也应该包括做科技传播效果研究的人，把科普做成产品的人，如果有这两部分人的补充，整个科技传播职业队伍会比较完善，将来整个发展可能会取得从量变到质变的改变。
在制度没有完善的时候，科普要以自己的热情和兴趣坚持做下去
施郁（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科普和科研同样重要，这个需要诸位以及关心的科普人都要去呼吁，能够在标准上，把科普工作要记入工作业绩。在制度没有完善的时候，大家要以自己的热情和兴趣坚持做下去。关于科普的内容有好多种，有的是自己的成果，有的是一些知识点，还需要对于关键的思想以及前沿进行科普。在各种科普内容之中，总有一个方面是最前沿的东西，不同的科普工作者可以着重选取，对于我个人来讲，科普也不一定是自己很具体的研究，我比较看重当前整个物理学中比较重大的东西，比如量子科技方面，集中力量进行了一些科普创作。
由科学家自己来讲他的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科普应遵循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
顾凡及（复旦大学教授）：
科学家如何把科学成果（包括他自己的成果）做科普，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卞老师讲的“元科普”。我想元科普——由科学家自己来讲他的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科学的训练、科研的训练，对写科普文章是有很大好处的。主要是两条：一，有科研的训练，由科学家来写科普比较靠谱，因为比较严谨；二，科学家对于科学思想、方法总是有一些体会，不光是对于一般的读者，其实对整个教育也是有影响的。
科普应遵循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就是不仅介绍给读者知识，而且要介绍读者怎样去理性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方面科学家写科普有独到的好处。
但是科学家写科普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不仅仅是大家讲到的体制等客观上的问题，科学家主观上也有一些问题。譬如科学家写科普文章，往往严谨、简练有余，趣味性不足，很多写的就像简化版的教科书，懂的人觉得老生常谈，而不懂的人看了觉得没有趣味、看不懂。因此科学家写科普，需要加强文科思维和写作方面的培训。
另一方面，我刚才讲科学家写科普一般比较靠谱，但是也有个别的可能是为了攻关，对争取经费有好处，有的时候就违背了实事求是。因此科学家进行科普的时候，还是要秉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尽管一般的科普读物强调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但对公众科普还是有个层次的问题，如果是针对一般社会受众该怎么进行科普；如果读者定位的是大学生该怎么进行科普。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大家可以进行讨论。
科普报告于我而言拓宽了圈子
张勇（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我觉得科普和科研能够结合是更好的。我自己每年会做10场左右的科研报告，但我每年会做近百场科普报告，这些科普报告于我而言拓宽了圈子，个人经济上也获得了改善，感觉是挺好的。当然不要指望科普做好了会给你评教授，在目前情况下还做不到。
高校老师把自己的优势学科和教育学科融合的过程就是科普的过程
张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简单说一下自己的观点：作为科普工作者，现在已经是比较好的时代，但还要负重前行，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大的格局下看。我个人以为在当下，做科普和科技，哪个对国家更重要，这个要分清楚。国家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科技，还是要跟别人比拼，这个时候没办法，科技工作者废寝忘食还是要把关键问题解决掉。
针对这个倡议书，我觉得有两点，一，我觉得这个倡议书挺好的，第一条是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政策不是拍脑袋做的，需要有决策依据，可以设置一些决策研究的项目，研究一下上海到底现状怎么样。对华师大老师来讲，我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有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优势学科和教育学科融合的过程其实就是科普的过程。当然这里说的科普人才培养应该是润物细无声放在整个培养体系里。比如《苔藓》拍的过程中，很多本科生都参与了，不光是科学家。
最后是一个案例，我们上海本地的一种大型野生动物獐时常会出现在公园里、绿地里，这样一种重大型的哺乳动物在特大型城市能存在，没有受到人的侵扰，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素质指标，至少说明这个城市老百姓的素养是高的。像这类案例可以拍成故事，这就是上海和动物的关系。
科研科普化对企业非常重要
王瑞（上海美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我是来自一家从事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这些前沿科技的科研服务，以及相关的数据分析的企业的工程师。科研科普化对我们企业非常重要。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企业做科研科普化遇到的主要问题一是人才严重缺乏。因为人员参差不齐，导致内容的参差不齐，以致引发负向的效果。也因此我们企业很希望能跟高校有深入的成果科普方面的合作。
基础研究成果的科普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杨先碧（上海科技出版社《科学画报》编辑部主任）：
我想从科研成果普及分类角度谈点想法。科研成果分三类，一类是大众特别感兴趣，也相对容易理解的，典型的如医学健康类；一类是大众比较感兴趣、但不太好理解的，比如天文学方面，比如黑洞大家非常感兴趣，但是不好理解；一类是大众不感兴趣的，比如很大一部分基础科学研究是大众不感兴趣的。所以我们所说的科研成果科普化，目前主要集中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是比较难啃的骨头。
基础研究成果的科普虽然难做，但它是人类进步的基石，我们要大众尽可能理解基石，才能达到提高科学素养的目标。当然基础研究要普及哪些内容、普及到哪种程度是需要我们把握的，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一起努力。
科普工作者与科学家间的深入沟通是做好科普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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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晓霞（上海广播电视台编导）：
我刚好结合今年正在做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汇报。我今年年初接了一个项目是介绍一下上海佘山脚下的天马天文望远镜。后来发现绍天马就变成介绍超大型建筑，觉得这个切入点不对，不能体现天文台成果，这样换成了天马如何参与国际甚长基线干涉VIBI技术、参与嫦娥五号任务，但拍到后来发现这个角度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天文台不止是做嫦娥五号的支撑作用。由此想到倡议书提到的第三点，怎么样找到科普的切入点。我觉得作为科普工作者最先要做的一定要自己深入去了解它，了解的同时真正对它感兴趣了，这样这个选题才可能做得到位。所以上面讲的这部片子我选的关键词是“时间”，因为“时间”可以贯穿起整个上海天文台所承担过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建设。这个选题凝练的过程让我深感科普化必须还要跟科学家做深入的沟通、交流，来理解好他想要表达的点在哪里。而这对科普工作者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在接拍以上讲的天文台项目时我同时在做的另外一个选题是关于抗肿瘤新药。开始做的时候，这两个选题是分开做的，当做到一定程度我发现，肿瘤药物的这个选题和天文学有许多共通点。我突然发现科学学科之间并不因为研究内容的迥异而完全不搭的“门派”，它肯定是有相通处的。就像在山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山有很多面，但在山中间的时候，可以发觉共通点，而一旦走到山顶上，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想要表达的应该是同样的思想。而这个时候我想体现和表达给受众的，并不仅仅是把这个本身的科学点，作为编导（科普工作者）的我应该成为科学家和观众的串接点，我更应该表达的是蕴含在这些成果中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精神，这是我现在在每一个做的同类型片子中我竭力想做的一件事。就像刚才顾老师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能够去帮助大家知道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什么，说不定能激发更多人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一定去做科学家，他在生活中能够用到这种科学的方法，说不定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这是我现在在科普工作中想做到的一个点。
每次参加这样的会心情都很澎湃，但是到我这边具体操作时都会归结为给我多少钱的经费，做怎么样的事情。我非常想做好科学纪录片、科普片拍摄这件事，但是到我手里非常有限的经费常让人有英雄气短的无奈。
新媒体科普年轻从业者的职业发展需关注
游文娟（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世界科学》杂志编辑）：
我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科学》杂志的编辑。去年11月份，我们承担了科委科研成果科普化的一个项目，跟我们今天主题特别匹配，在课题执行过程中我们碰到不少难点，比如科普人才紧缺的问题，现在新媒体对科普的贡献非常大，2018年科普网站比增长2017年5%，微博增长36%，微信科普公众号差不多增长了30%，说明这么一个群体在崛起，但一大批在新媒体从业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发展并没有被关注，新媒体工作人员的考级、晋升渠道是没有的，这个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科普的对象，大家很多强调的是大众的科普，但是这个大众科普的对象是分层的，比如重大项目科普化除了面向普通市民外，很大一个群体是科学共同体内，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本身也是需要被科普的，也包括科研管理者。科普对象细分后，不同对象的科普方式方法也应该有区分的。
教材教具也应纳入科普范畴
侯梅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授）：
我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的教师。这些年来我们带着本科生、研究生和企业一起做幼儿园项目，有景观、生态、有园艺，做自然角的时候，因为幼儿园有固定节目养蚕，我们和本科生以及参与企业一起做，参加的儿童幼教教具展览会，把蚕宝宝的一生从养蚕到丝绸，甚至弄了一个小纺车，学生还弄了手绘本。这次实践提醒我们学生的教材教具要更新。因为这是学生创新实践必须要的，但考核评价里是没有这些的，我们是带着学生做的这些事情。
出版社在其中能够做什么样的贡献
李小敏（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
我从事科技和科普出版已经十多年，我编辑的一本科普图书前两年获得上海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八个奖项以及两项资助。虽然如此，但是这本书销量比较一般。其实我非常忧愁的是如何解决科普作品的市场效益问题。
我们图书编写时间比较长，好处是影响比较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版社应该做什么努力呢？另外上海科技进步奖科普项目部分，已经改成上海市科学普及奖，这两年得奖作品占比，其中图书占比越来越小，大部分是融合出版，图书只是其中一个项目，它包含有公众号、视频、展览、讲座等等，其他的方式，很多是以主题为主体为申报的，但不仅仅是图书这一个项目。出版社在其中能够做什么样的贡献呢？能够朝哪个方向努力？也是我们正在考虑一个问题，希望出版社能够有机会参与进去，能够做更多先导性工作。
另外，我们觉得科普图书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科普读者订阅问题，以及形式内容——科普图书一定要漫画化吗，一定要名人名家来写作吗，或者它的目的到底是要公众掌握这个知识，还是激发读者产生兴趣等等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养未来科研工作者中的科普人才，高校责无旁贷
涂皘（华东师范大学光华书院党委副书记）：
今天我们讨论是科技创新和科学传播这样一个“联姻”，但怎样去联姻，其实我想通过三个案例分享我的感受。
第一个案例是华师大毕业生李胜豪（音），2012年加入学校学生社团科普创作协会，通过校学生科普创作协会的熏陶，他在科研动力和科普兴趣方面都有了提升，2015年推免直升中科院神经所。至今，他每年都有好几篇相对高质量的科普作品产出，至今已经发表了30多篇了。这个案例提示，培养未来科研工作者中的科普人才，将这样的教育前置，将这样的“相亲”提前，高校责无旁贷。
第二是分享一个作品，去年9月份我带着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叫《为硫元素代言》。讲的就是姜雪峰教授被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命名为硫元素代言人的来龙去脉。去年是元素周期表150周年，同时也是姜教授被授予这样的称号，正是在这样时事热点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化学专业本科生通过采访姜老师，将姜老师的科研成果普及化。由此想到把握住天时地利人和，还是有可能做好科研和科普的红娘的。但这根红线怎么牵，还需要更多平台和机遇去支撑。
第三，从政府层面我们看到对科研成果科普化已经从软要求上升到硬指标，下一步还希望在体制机制方面有具体的保障和支撑。具体而言，我们呼吁将科普成果纳入职称评审考核依据，这无论对调动广大中青年科技人员，还是进一步鼓励广大科普专职人员投身科普都有长远的促进和导向性。
当然即便有“红娘”，即便有这么一根“红线”，但科普和科研真正“成婚”，甚至“开花”，还需要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系统有效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
季良纲（浙江省科普作协常务副秘书长）：
结合沙龙主题，我想就十三年前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科技资源科普化”及其在今天如何进一步推进谈点看法。
科技资源是指科研所必需的人力资源（科研人员）、研究资源（场地和设施）、科研成果三个方面。这些科研特征的物、人、成果，是做好科学普及、提升传播效果的十分难得优质服务资源。2007年1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中国科协等八部委“关于提高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科技资源科普化”的要求，全国各地也都做了探索。时至今日随着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公众获得科学知识的渠道增多，公众自身科学素质提升，对于科技资源的开放，科普质量的提高，都有更高要求。单纯的场地开放参观、专家讲座，已经不能满足公众需求。我认为“科技资源科普化”这一政策仍值得大力推动，各地在制定“科普十四五”规划时，应将“科技资源科普化”内容具体化，系统有效深入地推进。
科研工作者应该成为科普的一传手
李永勇（同济大学研究员）：
知识是理性的东西，而大众关注信息往往更多靠感性。个人以为逻辑思维主导的科研工作者应该参与科普，成为科普的一传手，但很难成为科普的主体（有科普热情且有文学才华的少数例外）。科研工作者可以成为基本内容的提供者以及最后产品的审核者。而从基本内容到产品之间应该有一条流水线，即对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加工（故事性，艺术性，文学性），从而提高产品对大众的粘性。
在高质量科普产品的基础上，还应构建科普的信息平台。好的科普产品其实已经有不少。但这些好的作品还只是一个个孤岛的存在，人群流量有限，很难抵达广大大众。科普不能主要依赖公益，更要引入商业化运作。政府引导，市场操盘。个人认为在信息同质甚至低级趣味化、大众已审美疲劳的当今社会，科普完全可以成为一股清流，平衡社会资讯中的良莠不齐。我相信科普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其能满足不同人群需求，青少年教育，健康与疾病，人类与未来，人工智能，精神心理。
以上有两个前提：1 科普资讯可以构成社会一般个体信息来源的一个主要板块，这一点我比较坚信。2 科普产品可以建立流水线，持续不断生产。3 科普不一定只关注前沿。例如，制造手机里的科技有许多都是二十年前的技术；每一个药物背后都有一段足以令人感慨万千的历史。
好的科普作品也需要专门的推广，才能有大的影响力
刘强（上海睿宏文化传播公司编导）：
科学的核心是研究发现，但科普我觉得第一要务是普及，也就是“传播”，传播正确的科学观念和知识。传播其实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行为，真正具有市场传播价值的才是关键，在保证基本科学正确的前提下，“话题感”“热点性”“娱乐性”“通俗性”都是需要选其二三兼顾的，如果没有这些点的深度包装，普罗大众是很难产生阅读兴趣的。产生不了尽可能广范围的阅读快感，是很难达到传播效果的；再一个是传播，在影视制片行业里或者游戏行业里都有宣发的概念，就是一个好的影片或游戏在制作前中后期都是需要投入大量宣传推广的投入的，电影行业一般一部影片总成本的30%是用来宣发的。酒香也怕巷子深，好的科普作品也需要专门的宣发推广团队来做，才能有大的影响力。
科普化的科研成果是科普创作的重要资源
杨多文（安徽省科普作协秘书长）：
今年5月，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发布了《长三角科普创作一体化发展黄山宣言》，制定《长三角科普创作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在未来三年联盟 “挖掘区域优势科普创作资源……联合搭建青少年科普创作人才培育平台，让更多科普创作‘新苗’脱颖而出……在科普创作和科普教育后备人才和作品推广方面有所作为”。我以为，本次沙龙是“黄山宣言”及“行动计划”的落地之举。
科普化的科研成果是科普创作的重要资源，科学家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应重视科研成果科普化；科普创作是将科普化的科研成果升华为作品，有其自身规律可寻，科普作家既要善于吸收科普化的科研成果潜心科普创作，也要注意培养新人，提高年轻科学家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效能，进而培养科普创作后备人才。
一个具体建议是：长三角地区科普作家协会应该联动起来，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有关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政策或试行办法，使之尽快落地实施。
让科普工作者作为公众代表参与若干科研项目的早期评审，从而促进科研工作者更加重视科普环节
耿挺（上海科技报社主任记者）：
目前有关科研成果，尤其是发表在重要学术期刊上的重大科研成果，一般都仅仅关注该成果本身的学术属性，在科普转化中缺乏可接受性。几乎每一个科研成果都是在一个学科的最前沿取得的突破，也必然会围绕一两个核心的关键知识点。在科普创作之前，需要理解这些非常抽象的知识点，将其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其次，从点到面。一个科研成果的取得从来不是凭空出现，而是科研人员对已有现象提出问题、收集资料、创新思路，实现突破的过程。要做好科研成果的科普化诠释，需要了解和理解相关领域之前取得的研究成果，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去看现在的这个成果。这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建立自身对科研成果的认知，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思考，或是对科研成果还不够完善的方面的疑问。
建议：让科普工作者参与到科研项目的早期评审中，作为公众代表对科研项目进行评判，从而促进科研工作者更加重视科普环节。
现有的评价考核体系如不能体现科普贡献，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科普窘境
孟祥建（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鉴于党中央已把科普提高到与科技创新相同的战略高度，科普作协等相关社会团体应该建议相关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科普活动，从科研人员评价和考核政策上给予从事科普活动的科研人员应有的认可和肯定，把参与科普活动纳入到绩效考核中，只有这样才能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从事科普活动，才能激励更多年轻科研人员投入到科普活动中。
一句话：现有的评价和考核体系如不能体现科普贡献，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科普的窘境，也不能鼓励更多年轻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活动。
从科研人员角度，在介入科普工作时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1）除了宣传科研成果外，应该注重科学思维的推广，逐渐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建议相关部门组织协调把科研人员与艺术专业人员合作起来，以动画、微电影等表现手段，多维度、可视化宣传科研成果与科技发明；2）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权威公众号，逐渐在新媒体领域获得影响力，主动宣传科研成果和科技发明创新；3）科研人员进行科普活动时，对科研成果内容的科学性要进行甄别，一些阶段性科研成果可能存在不完整性，甚至错误，普及时要特别小心，错误的知识会给人（特别是青少年）造成极深的负面印象；4）要清楚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能把科学成果当成技术，也不能把科学技术当成科学成果进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