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和包子的对照研究
[2020-03-14 17:06:22]

 

馒头和包子的对照研究

原创 杨秉辉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

    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要认清它並不容易。但是,人是万物之灵,人在认知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比较”是一种可行的认知方法,于是便广为采用。
    两个馒头比一个馒头吃得饱,说明用吃馒头的方法填饱肚子这件事,至少需要吃两个馒头。两个馒头可以填饱肚子,三个肉包子也可以填饱肚子,而且口味好又有营养,所以若要填饱肚子又要口味好,比较下来、最好吃三个肉包子……人们的生活中无不充满“比较”。
    不过两个馒头4元钱,三个肉包子12元。花费不同,没有“可比性”。可比性是什么?是条件。假设你有12元,吃肉包子当然好,但是如果你只有10元,还需考虑下一顿的问题,那么还是吃馒头好,以免下一顿挨饿。这个“条件”是指与这件事的本质相关的内在联系,肉包子或是馒头与面粉或肉有关,与钱本无关系,但是“吃馒头还是吃肉包子”这件事是要通过钱去实现的,钱的多少与吃肉包子还是馒头便有了本质上的关联,至于你穿的是中装还是西服便与此事无关。
    吃肉包子还是吃馒头的事到底简单,医学上的事就比较麻烦了。比较的办法在医学研究中曾经大放异彩:在大航海的时代,风帆船飘洋过海,在海上航行甚至一连数月靠不了岸,坏血病在船员中流行,大量船员因而丧生。后来注意到船上带有大量柑橘的比不带柑橘的、船员患坏血病的要少得多,于是英国海军部便命令凡远航之船必需携带足够的柑橘,坏血病从此不再成为问题。后来英国海军军医林达据此研究下去,发现了维生素C。
    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在医学上称为“对照研究”,如今使用得十分普遍,但对照研究需要有“可比性”,即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国外曾经有一个对照研究的结果显示:“少量饮酒的人心血管事件(指心肌梗死、脑梗塞等)的死亡率比大量饮酒者低,也比不饮酒者低。”证明了少量饮酒有益健康。他的研究数据无懈可击,但统计学家则指出:大量饮酒者多为酒鬼、流浪汉之类的人物,他们保健知识、医疗条件皆差,故一旦发生心血管事件死亡率自然就高,而不饮酒者则多贫困人士,他们的保健知识、医疗条件也差,故死亡率高之原因並不能归咎于不饮酒。因此,此项研究不能得出“少量饮酒有益健康”的结论。如欲得此结论需得选用相同经济水平、文化水准及医疗条件,並且性别、年龄相同者研究,才有“可比性”。
    不久前国外又有一个多国参加的、涉及数万人的“对照研究”显示:多吃醣类食品(如米面等)的人群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较多吃脂肪类食品(如肉类等)的人群高。说明以往认为“高脂肪膳食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相关”的结论不正确。这一研究的结果发表在国外著名的医学杂志上,收集了许多国家城乡居民的大量的数据,似乎是可靠的了。但是,正因为是许多国家、比如说亚非国家与欧美国家,总体的经济水平不同、生活习惯与医疗水平也不同。亚非国家的民众经济水平差些,不仅醣类食品吃得多,盐也吃得多,因此糖尿病与高血压病也多,也较缺少运动、医疗条件也差些,以致糖尿病与高血压病的发病率高而控制率低。而欧美国家的民众脂肪类食品或许吃得多些,但他们糖尿病与高血压病发病率则较低、而且控制率则高。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固然与过多的脂肪膳食相关,也与糖尿病、高血压病密切相关,故此项研究不能得出“高脂肪膳食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相关的结论不正确”的结论。若要得出此结论需在一国、至少民众生活、经济、医疗条件相似的国度,选择没有糖尿病、高血压而且不吸烟的、年龄与性别相似的民众,观察其饮食类型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才能得出有无关系的结论。即条件相同才有可比性。
    可见这种“对照研究”需要严格的事先设计,然后按照既定的方案实施,即“前瞻性的研究”方能准确,这在涉及食物、药品的研究中尤为重要。对条件相同的研究对象分组进行对比研究时,还需进行“随机分组”,即不以研究者或被研究者的好恶、而是采用类似“抽签”的方式分组,以避免感情上或认知方面的因素影响研究结果,造成“偏倚”、即偏差。在药物的临床试验中,各方面条件、包括病情都相同的病人分成新药治疗组和老药治疗(对照)组,若由医生选择,医生便有可能选择病情相对较轻的病人进入新药治疗组,因为他希望新药试验成功,如由病人选择,则思维较活跃的病人多愿选新药治疗组,他们乐观的情绪可能影响他他们服药后的体验,造成新药优于老药的不真实的偏倚。所以将受试者随机分为A、B两组后,A组服A药、B组服B药,由于两药外形相同,医生和病人皆不知A药是新药还是B药是新药,即“双盲试验”。试验结束比较两组疗效的高低后,方能查询疗效高的是新药还是老药,若是新药,方能判定新药有效。当然此种试验方法还需经过主管伦理机构的审批,以保障受试者的利益。
    “对照研究”还需要缜密地考虑研究方法与所得到的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曾见到一项研究结论是:“给予老人补充维生素D无助于减少老人跌倒的风险”。研究的方法是给一组老人补充维生素D,另一组老人补充维生素B作为对照,一年后开始观察,结果发现两组老人跌倒的概率相似,故认为给老人补充维生素D无助于减少老人跌倒的风险。其实维生素D的作用在于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若将研究的目的改为“能否改善骨质疏松以减少发生骨折的风险”就妥了,或者改变研究方法:一组老人通过训练以增強肌肉的力量和改善平衡能力,另一组照组老人通过训练增強了记忆力、作为对照组,然后比较两组老人发生跌倒的概率就能说明问题了。
    比较是生活中的常识,医学上的“对照研究”源于常识,但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高于一般的常识。对照研究有着严格的“可比性”及逻辑性的要求。网络上常出现一些缺少可比性、逻辑性的“对照研究”,发布者或出于觉得新奇,而事实上则起了混淆视听的作用,读者诸君需注意鉴别。

    转载自医学科普与文艺创作

    杨秉辉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多年来从事肝癌的临床研究工作,不仅在学术造诣上颇多建树,而且热心医学科学普及与健康教育工作,发表各类科普文章近千篇,获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杰出人物奖,现兼任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院士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60岁开始读”科普教育丛书》顾问、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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