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叶永烈
作者 楼乘震
2020年5月15日上午9时30分，叶永烈先生因病溘然长逝。噩耗传开，人们极为震惊。不是前不久还是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是什么病啊？朋友们知道我和他关系很好，缤纷来电询问，直到深夜。因为许多人，哪怕是作家协会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其实是个癌症病人，他是在拼着老命在写作，在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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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2007年2月在上海作协
他只有一只眼睛一个肾
叶永烈作品的数量多质量高，这也是他用生命换来的，因此说他是“残疾人”，是“在拼命地工作”一点也不过分。
他的左眼睛早在1990年就因视网膜手术失误而失明了。我也是在他家中发现他的几台电脑的文字页面全部是深蓝色，问他为什么这样设置才知道的。当他摘去蒙在眼上的纱布，明白现状已是如此，无可逆转时，曾试着用口述等多种输入法，但统统跟不上他文思如泉涌的速度，只好把文字放大到大号，页面背景设置为深蓝，果然省力不少。2009年。我的眼睛也出了问题，他和杨老师再三提醒我慎动手术，到2015年，我的左眼也失明，右眼的视力也很衰弱，十分痛苦，他就教我如何在电脑上设置，我记不住，回家又忘了，他就把一步步设置过程拍下来用微信传给我。
更严重的是他的右肾因恶性肿瘤在2008年就摘除了。当时是体检中发现了问题，经过六个医院的检查确诊，毅然决定摘除右肾，上海肿瘤医院组成立了以副院长为首的专家团队为他进行手术，病体化验结果，果然是恶性肿瘤。他是科学家，明白肾癌在手术后的成活率大概是一年为50%，5年为40%，10年为20%。只有3%的病例未见任何治疗能存活三年。他想到童恩正、陆星儿等作家朋友与癌症抗争的经历，他决定不做放化疗，也不吃中药，只是每年去体检一次，要开足马力拼命工作，把每分钟都掰成几分钟花，把要写的作品全部写出来。
就在动了大手术的第11天出院后，他就坚持要步行回家，尽快恢复体力。第22天，他就应邀去广州为贫困孩子捐书并作讲座。不久，又应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所约（他不知叶永烈刚动大手术），赶写出《走近钱学森》一书，在钱老去世不到一个月就出版，受到各界好评。接着，他又去北京半个多月，遍访与钱老相关人物数十位，每天清晨出门，深夜才回来，还要整理采访笔记。在采访李锐时，原计划谈半个小时，谁知谈了4小时还意犹未尽。回上海后，他又夜以继日写出了70万字的《钱学森》一书，作为钱老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这十年里，他还满世界地的跑，写了22卷游记。在2018年5月到他家那次，当我把稿件见报的消息通知他时，他说他已看到，因为他正在深圳，随上海文史馆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他还传来了和夫人在深圳城标邓小平画像前的留影，当晚又把我的文章转上他个人博客;没几天，他回来了，又出现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台上，考察来的新鲜内容充实在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意义的讲解中，那天，我见他很疲惫，但他还坚持为数百位听众签完名，杨老师默默地坐在旁边为他钤印;又没过几天，他又传来在央视录制“开讲啦”的现场照片；接着又去温州老家的图书馆捐赠；当他还没回到上海，上海作协正等着他担任《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的主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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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传给作者的夫妻俩在深圳街头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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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在上海图书馆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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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在央视录制开讲啦
最了解他的莫过于他的夫人杨惠芬老师，她说：“手术后，他知道生命的重要，时间的宝贵，更是拼命地工作着。他说，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书本就是凝固的时间，就是生命的延续。多工作一分钟，也就多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他最得意的短篇小说是《巴金的梦》
笔者视角有限，但在叶永烈去世后的各种报道中，只提他在科普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很少提及他在中国纪实文学创作上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及他在小说上的成就。
其实，他在从科幻向纪实的转型中间，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曾发表过一些很有影响的小说。如发表于《收获》的《青黄之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腐蚀》《正负之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同行》，发表于《小说界》的《并蒂莲》等等。那时他还为报纸写长篇连载小说，在《文汇报》连载《暗斗》，在《羊城晚报》连载《黑影》。198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11期头题的《腐蚀》，与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只差几票而擦肩而过，使他深感遗憾。
《黑影》发表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三度出版，被称为精品。
叶永烈最得意的短篇小说是《巴金的梦》。这篇小说发麦在1988年《科幻世界》上，马上就被解放日报所主办的《报刊文摘》转载，接着又被《新华文摘》1988年第11期全文转发，并收入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中。2005年10月巴老离世时，叶永烈又把此文分七大段在博客上连载。每次，他都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或附言。
当年，叶永烈多次与我谈起过这篇作品的创作缘由。
叶永烈说，那时看了巴老《随想录》中的《“文革”博物馆》一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到非常有必要探究那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十年”，目的就如巴老在文章的末尾所说“惟有不忘了‘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而当时叶永烈又在写关于“四人帮”的长卷，他对于这场苦难有着深切的感叹。
叶永烈左右矛盾时忽发“奇想”，何不用荒诞的手法，以“巴金的梦”来写篇小说，先在纸上建一座“博物馆”？作为对巴老倡议的呼应。于是，就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写出了这篇“黑色幽默派”的小说。
这篇小说，结构巧妙、人物虽只有两三人却个个维妙维肖，语言富有人物个性。叶永烈和他的第一读者——夫人杨老师都很满意。他原想投给《收获》，但又考虑到《收获》的名誉主编便是巴老，发表此文可能不便。于是，就投向别刊，没想到该文在外“旅行”了近两年，又回到了他的手里。此时，四川《科幻世界》杂志向他约稿，他就把该文寄给了他们，刊发了。
叶永烈明白，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气氛逐渐宽松，使他这篇小说能够面世。其实那些不让发表的编辑也如同小说中那个盖大印的老头一样，是心有余悸。怕“第二次”再来。
许多人至今对这篇小说念念不忘，就在5月15日叶永烈逝世的噩耗传出后，著名科幻作家、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韩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他写的最了不起的科幻小说，至今也无法超越的，还是那篇《巴金的梦》，发表在八十年代的《科幻世界》上。”
他是一个捕捉细节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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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列家一直挂着的千家驹先生给他的题词
叶永烈的纪实作品在中国首屈一指，我曾多次向他请教成功的秘窍，他坦率地告诉我是受《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影响。他说；写历史的作家，是一个捕捉细节的职业。因为你的作品要充满细节，这些细节，对于历史学家，对党史专家来说，也许并不重要。而我却非常注意。这些历史的细节，就造成了它的不可复制性。
他曾给我讲过在寻找彭加木的过程中，他在茫茫沙漠的一叉路口发现一张金丝猴奶糖的糖纸，他把它捡起来夹在笔记本中，那是不是彭加木留下的呢？有人说不对，因为上海人喜爱吃大白兔奶糖，金丝猴奶糖是天津的。回到营地在翻查彭加木的日记时恰恰发现他买的是金丝猴奶糖。于是，不仅使搜寻队判断出彭加木所走的方向，在他写的报告文学中也有这细节。
上海所谓“一月革命”时的“安亭事件”，参加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谁都说不清。叶永烈在总工会的仓库里，发现有一堆当年“庆祝一月革命胜利”展览会留下的展板、展品，从中找到一张当时在安亭火车站领取面包的签收单。顺藤摸瓜，不仅了解到人数，还掌握了细节。
叶永烈告诉我，他在写田家英时，非常详细地采访了田夫人董边，包括田在去世前一天的活动详细经过，和夫人说了什么话，自尽的地点是在第几排书架中间，以及中央领导是怎么处理此事的全过程；他为写傅雷，采访了雷坦、柯灵、楼适夷、周熙良、吴祖强、朱人秀、江小燕等数十位相关人物，留下录音的有23位，从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为了搞清江青被捕的过程和细节，到北京、四川数次采访中央警卫团团长、执行任务的张耀祠将军。这一切的辛苦换来的是保证史料的绝对正确。叶永烈的纪实作品所引的中央领导的话句句都有出处，所做的事件件都有依据，严格掌握政策的分寸感，都是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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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在中南海采访万里同志
他曾睡在陈伯达的床上
叶永烈经常戏称自己是“旧闻记者”，但这位“旧闻记者”的勤奋、敏锐，远远超过了我们新闻记者。而正是这种精神感动了采访对象，使他能获得大量独家的材料。
他为写马思聪，从北京，上海，厦门，凡是相关人物一个不漏都找到，连双脚都走出了棋子大的水泡，写出了5万字的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马思聪起先还以为叶永烈曾是专案组的，因为连马思聪本人都已经记不清楚，他离开北京时乘坐的是那次列车？几点钟到的南京？又是何时到的上海？何时到广州？当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叶永烈克服重重困难采访所得时，非常感动，他通过女儿马瑞雪给叶永烈的信达27封，并亲自用挂号给叶永烈寄来20张大照片供他使用，还委托叶永烈在国内出版他的音乐作品，这一切都为叶永烈后来完成《马思聪传》累积了大量独家资料。
叶永烈采访陈伯达获得成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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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采访陈伯达时合影
陈伯达乃中共中央“一支笔”，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林彪事件前，他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他的回忆极具史料价值。叶永烈很早就关注陈伯达这个人了。在公安部了解到他什么时候刑满出狱，就去找他，但陈伯达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说：“公安部来提审，我不能不回答，叶永烈来采访，可以不理他。”但叶永烈认定一定要采访到他不可，他做足了“功课”，先打“外围战”，采访了陈的几个秘书，又采访他的子女，然后就直接上门。叶叫他“陈老”，谈他的往事，谈他二十多个笔名，与他套近乎。陈伯达就开始理睬叶永烈了，叶也就问：“你是怎么会成为毛主席的秘书的？”陈说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此问题。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讲他是怎么去延安，又是怎么在一次关于孙中山的座谈会上，他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注意，越谈越投机，于是就被主席调来做秘书……就这样，叶永烈打开了陈伯达的话匣子，采访得以顺利进行，线索越来越扩大，与他们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甚至有次晚上他与陈伯达儿子聊到深夜，连回招待所的公交末班车都错过了，正好陈伯达住院，他就折返睡在陈伯达的床上。《陈伯达传》一次就通过了审查，陈的儿子买了好多送人。胡绳看了后说：“叶永烈写的陈伯达就是我所认识的陈伯达。” 胡乔木看后说自己以后的传记也要请叶永烈来写，果真，胡乔木去世后，他的家人就找上了叶永烈，送上一大堆资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传》就诞生了
当时，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家离陈伯达家只有几百米，他很感慨地对叶永烈说：“我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离陈伯达那么近，都没有采访到他，但是你从1000公里之外的上海跑过来却采访到了，你的勇气是非常了不起的。”
采访陈伯达后，又经陈伯达介绍“撬开”了“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嘴。叶永烈又由此写了一本40万字的《王力风波始末》。
他的著作出版并不容易
叶永烈曾颇为有趣地告诉我，现在有不少影视歌明星、企业家甚至香港富豪托人或索性自已找上门来，请叶永烈为他们写传记或代写回忆录，（叶永烈说时都是有名有姓，我此地隐去）当然酬劳很可观。叶永烈均予以婉拒，他开玩笑说：“我写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对方在笑声中也理解了。反之，曾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公安部长的王芳同志请叶永烈执笔代写回忆录，他就欣然答应。因为毛主席数十次到杭州，都是王芳所接待的，他还是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的主审法官，叶永烈怎么肯错过呢？
许多人都以为叶永烈的作品发表、出版太容易了，其实不然。
记得还是八十年代，深圳首次举行文稿竞价拍卖时，他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被认为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底价50万，作家出版社已获通过审查的口头通知，但是就在竞拍的前一天，上海《文汇报》上抢发了一条新闻，有关部门见到后立即给作家出版社打电话，问你还没拿到书面文件，怎么能发消息？第二天要开槌，主办方半夜2点打电话给叶永烈，要把另一部文稿《毛泽东之初》换上去，连夜写委托书，到上午开槌前一小时才办完全部手续。当然，这部《毛泽东与蒋介石》最后是顺利地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统战部的审查，在香港以原书名，在内地以《国共风云》的书名出版，反响都很好，一再重印。现在恢复了原名，与《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起，成了他的“红色三部曲”。
他的《“四人帮”兴亡》更是如此。他在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四个人单独的传记后，1993年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但叶永烈并不因此而满足，因为他的原计划是要写一个“帮”的形成、消亡的历史。这时，他已采访到了陈伯达、“王关戚”等重要人物，他把许多史料充实进去，又精简了不少重复的内容，一部《“四人帮”兴亡》终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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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在2018年5月18日接受本文作者采访后合影
他家的钟特别多
如果你去过叶永烈的“沉思斋”，无论在田林新村时，还是后来搬到的天钥桥路，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他家的钟特别多，不仅是外型，还有各种计时方式，有一台的红色数字灯管不停地跳跃着，如同十字路口的倒计时灯，特别引人注目，这反映了主人对分秒的珍惜，尤其是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以后。
他在“几乎眼睛都要看出血”的情况下，校审完28卷1300多万字的《叶永烈科普全集》。
他完成了“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完成了《“四人帮”兴亡》《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等最主要纪实作品最新版本的审校。
他把自己所有的手稿、著作、采访记录、录音磁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他把8千多封名人信扎逐一放进上图为他专制的文件夹，并以主要信件的故事为素材，写作了75万字的《历史的绝笔》。
他以每年45万字一本的速度，出版了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邂逅美丽》，那天他把刚出的第三本 《邂逅美丽》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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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的长篇小说新书发布会
“您早就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的精力去写长篇小说？”我不禁问。他说：“长篇小说是作家的‘航空母舰’，一辈子如不写出一部于心不甘。2015年3月完成《历史的绝笔》之后，我终于下决心，重回小说创作阵营。对于这次转轨，在我看来是很自然的：一是人生阅历日渐丰富，二是写作历练日渐成熟。”
“那为什么要写“上海三部曲”呢？”我又问。他说，在中国，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如今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所以上海是“一百年中国”的缩影。“从我个人来说，小时候，上海在我的心中是‘高大上’的‘十里洋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从此生活、工作、成家、扎根在上海，融入了这座东方大都市。我当然要以自己最熟悉的城市上海为背景。其实第一部《东方华尔街》，酝酿甚久，在1993年就被列入作家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只是因忙于纪实文学的创作而搁了下来……
那天，他们再三邀我吃饭，我以没带饭前要服的药为由而婉谢了，其实我是急着赶回家，尽快把当天所见到的一切写出来，与读者分享，现在想想是多么后悔，要是留下来吃饭，又能在饭桌上听到多少叶老师的故事啊！他们知道我视力不佳，夫妇俩把我送下楼，送出小区，送到路口，还帮我拦了出租车。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叶老师还在如此拼命地在工作，完成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量，他为的是什么？
就在2019年他旧病复发,再次手术后的10月12日，还为上海图书馆录制了两条谈纪实作品《红色的起点》《“四人帮”兴亡》创作过程的音频。当我听到他的声音变得已如此苍老、疲惫时，不禁黯然泪下：叶老师，您太辛苦了！
叶老师还是走了！
生命如有长度的话，叶老师的80岁不算长，也不够长，但如果有厚度的话，那叶老师的厚度无法测量。有人说，在与病魔的搏斗中，人往往是失败者，可我说，叶老师却是一个完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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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仿木刻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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