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4日，是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首届理事长、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卢于道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卢老身前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家，而且也是令人敬佩的科普先驱。他3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科普宣传，倡导“科学救国”，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科普作品和著作。1950代初期担任上海科普协会会长，1970年代后期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首届理事长，同时也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和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荣誉委员。卢老一生，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奋斗，建立了非凡的业绩，时一位值得上海科普界永远缅怀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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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尝试科普
卢老生前在与叶永烈交谈时回忆：“如果也算是科普的话，我的第一篇科普作品，时1923年前后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的《康德与近代哲学潮流》。” 这是卢老根据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汉斯•杜里舒（Hans Dviesch）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的听讲笔记，经过精心整理而撰写的。前后共18篇，每篇都阐明一个观点，谈清一个问题，形成系列作品。这18篇文章，每篇都要占用《时事新报》大半个版面。作为一名理科学生能撰写出科学、准确、通俗易懂的长篇文章，足见卢老年轻时对科普具有浓厚兴趣和较扎实的写作功底。
数十年来，卢老笔耕不息，他以所学专长，用生动语言，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1930年代初期，他花了一年半时间，编著了风行东亚的《神经解剖学》一书。此后，《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科学的民族复兴》（与竺可桢合作）《庞大的智星》（与夫人邵静容合译）等科普书籍和书稿亦相继一一问世。
1933年，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画报》创刊，卢老常为其写稿，并参与编辑工作。很以浅显通俗的文字，生动形象的图画，在《科学画报》第1至第7期上连载特稿《生理解剖图说》，将深奥而又神秘的“人脑”和神经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及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清晰而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司我人一切动作的脑》一节，就是这样开始介绍人脑的：“我们的脑子，是我们行为的主使者；脑命令叫身体哪一部分动，于是身体那一部分就动，就犹之船主往哪方向走船就往那方向走；在日里我们醒着，脑子就忙着工作；晚上我们睡觉时，脑子就在那里休息。”
1940年代中期，卢老还担任过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总编辑，并亲自撰写《脑与行为》《粮食与营养》《30年来国内解剖学》等科普文章。1950年代初期，卢老在复旦大学写成了《自然科学史》《西洋科学史》等讲稿。
“人脑七片”批驳谬误
卢老专长神经解剖学，系我国有名的神经解剖学专家之一。他在1926年至1930年留学美国时，就着手从事人脑研究。他的“人脑切片”技术尤其高明，留学其间就曾先后发表过有关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学的论文20余篇，在神经解剖学界有一定名望。他的博士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和内部结构》（英文稿）1931年发表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老连载发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1934-1935年论文丛刊上的《中国人的大脑皮层》（英文稿）一文。 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地针对当时国外解剖学界认为中国人的脑更接近猿猴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1937年2月，他在《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中，再次论述《中国人脑及智力》，用1.5万多字，30多幅照片，以细胞组型切片方法观察并量得各皮层之的厚薄及细胞密度和大小，这一切研究的结果皆表明中国人的大脑皮层比之欧美人毫不逊色。卢老以科学事实又一次有力地批驳了国外解剖学界某些人鼓吹的“中国人智力低弱”的谬说。
卢老高超的“人脑切片”技术，是与他平时重视科学实验分不开的。据他女儿欧琳的回忆，约在1930年代中期，当时她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常用狗脑和猴脑做实验。当每解剖狗脑时，她都害怕得躲在一旁，而她爸爸却笑着对她说：“你不用怕，现在你还不懂，长大了你会知道的，这是你爸在做科学实验。”后来到了重庆，由于缺乏经费，正规的实验难以进行，她爸还把她心爱的家猫给宰了做实验，为此她曾气得几天没有同爸爸说话。
积极倡导“科学救国”
1930年代初期，卢老就提倡“科学救国”。他在《科学画报》的一篇题为《假如爱因其后坦住在中国》的一文中，赞扬爱氏“我们要计划和平，不要计划战争”的至理名言。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站在科学工作的岗位，为普及科学和提高科学而努力，为的是什么？不是当一种消闲的工作，更不是作为政治家的工具，乃是为的建国。”他在《科学概论》重版序中写道：“有云：科学尚囚在‘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诸人无涉。确实道出国内科学实情。”并认为：“科学先民众化，民众自科学矣。这是吾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他还在论述科学研究之重要性时指出：“‘无科学，即无国防’。我们的民族要生存，要国防，就需要科学。”
卢老在1934年5月，《科学画报》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呐喊：“吾人在国难期中，更需要全国人士总动员为国效躯，正如班超之投笔从戎。纯粹科学家亦正是努力救国之好机会，一旦有所发明能如巴斯德之发现微生物，而能拯救此困难。”
卢老的“科学救国”是当时科技界众多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这在旧中国虽只是一句口号，但对传播科学知识，增进民众的科学意识，推动社会进步却具有积极的作用。
1944年，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为了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共产党员潘梓年同志的指导下，他和潘菽、涂长望教授等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会”，身为中国科学社总干事的卢于道当选为常务理事。同时，他在重庆还参加许德珩、褚辅成等进步人士领导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为“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定名为“九三学社”，卢老是发起人之一。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监事。
解放战争期间，卢积极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掩护过在复旦大学工作、学习的共产党员。1948年10月，卢老经香港奔赴解放区，在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49年3月，卢老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布拉格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同年9月，他以特邀身份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参加制订“共同纲领”。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当作事业 倾心尽力
卢老任上海科普协会会长后，于1953年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即作为中国科普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在莫斯科访问了当时的“苏联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等单位，学习他们的科普工作。当时苏联科普工作者以英国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为口号，给卢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沪后，卢老根据苏联的经验，加强了上海科普协会的工作。
在他主持下，选址上海闹市中心，于1957年建成国内首家长达170米的“科普画廊”，并组织制作放映深受农民欢迎的农村科普幻灯片。卢老认为，科普要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工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科普。
据与卢老熟识的叶永烈介绍，卢老把科普工作当成是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他努力培养一批“科普专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他认为科普不能局限于知识的普及，还要重视启迪智慧，开发智力。他在担任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期间，强调科普创作也是一种专业，要培养一批“科普作家”。他说从事科普创作的人，最好是科班出身，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成为像高士其那样的“科普作家”（卢于道在美国芝加哥留学时就结识了高士其）。
卢老还主张：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不仅要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民众，同时自己也要学习社会科学以及吸取他人的工作经验。他指出，如果不是这么互相学习、互相结合，就没有资格参加普及科学这个工作。卢老的这番教诲，至今对我们科普工作者、科普创作者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卢于道教授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了，但他长期为科普及科普创作所作的贡献，为上海科普事业发愤工作几十年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晚辈的科普工作者。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发表，更为我国科普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卢老英灵有知，定会含笑九泉的。
（原载《科学画报》199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