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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新中国第一次自行设计飞机。也是20世纪内中国第一次设计喷气飞机。左第三人为徐舜寿，时任“第一飞机设计室”主任。右第三人为本文作者，时任飞机总体设计组长，并实际进行了本机的总体设计）”
写在前面：昨天，一家媒体对我进行了采访，询问对我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的回忆。我事前翻出我在“文化大革命”过去后写出的正面纪念徐舜寿的文章，再次温习了一遍。在采访中，有一位在场者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使我感到，我在二十年前写的这篇纪念文章，也许还有重新让人一读的意义。便贴在今天的博客上，以飨关心我国航空发展的网友。
一条红布横幅拉开来，“中国航空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选在我国版图的中心的一座城市里，使得从上海、新疆、哈尔滨、广州前来的代表都能同样容易聚集。航空界各领域的有功之臣、知名人士、代表人物聚集一堂。对进一步开发我们头顶浩瀚的空气海洋，翻腾起热情和想象。
夜晚，在已经退居二线的航空工业部过去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居住的小楼的客厅里，静静地坐着一些代表。他们特地利用这次难得的碰头机会，到这里来共同回忆一个人。
是什么人引起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代表们共同的怀念？是什么人使大家在历数航空界已有成就时总要想到他，又在面临如潮涌来的新任务时，痛心地感到缺少了他？
在人们庄重的话语中，可以听到他们在追忆的人的名字——徐舜寿。他是新中国第一次领导设计飞机的飞机设计师。
（一）
本世纪初的1911年，徐舜寿诞生在江南一座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位体育教师，除了从事体育之外，还举办慈善事业，开办了贫儿教养院。
徐舜寿前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小哥。他排行最小。五岁时，父亲去世了。徐舜寿的童年，是在他父亲开办的贫儿院中度过的。多少年之后，他身为飞机设计师却会使用缝纫机，懂得毛巾的织法，那都是他在贫儿院里学来的。
在学习中，他很努力，也表现出聪慧。十二岁时，他参加全镇数学比赛，得了第一名。在中学时他跳了两级，16岁时考取了两个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他决定北上进清华，读机械系的航空专业班。
来到这座北方的学府，他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由于过于稚嫩，徐舜寿想家了。想得哭起来，哭得肚子痛，被送进校医院。
戴眼镜的女校医，对徐舜寿作了检查，然后扶了扶眼镜架，为难地说：“哎呀呀，你这算是一种什么病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徐舜寿老实地回答说，“我就是肚子痛。”
女校医说：“来来来，坐到这边来。你今年才十六岁，难怪，家里有些什么人？初来北方不习惯吧？”
经过一番问话之后，女校医问道：“你肚子还痛吗？”
“现在，现在，”徐舜寿眨着他那双大眼睛，说：“现在好像好一些了。”
女校医最后的处方是：买几块饼干吃吃，好言相劝，帮助他解除乡愁……
保存至今有一幅徐舜寿在实习工厂的机床旁做工的照片。他身穿工作服，制作零件，聚精会神。这座学府似乎早就料到它的学生将面临风风雨雨的人生，为了使学生们具有搏击中流的体力，有关严格的体育传统。徐舜寿是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队员、网球队队员。
绿树簇拥着的山顶气象台，是徐舜寿常到的地方。一来清静，便于复习功课，二来地高，离天也近。徐舜寿常在这里观察云彩气候，仰首观察星座，与天空谈话。气象台对面的小灰楼——音乐室的窗口飘出钢琴声阵阵。徐舜寿周末在音乐室听音乐欣赏课，音乐成为他的终身爱好。
徐舜寿毕业后到杭州飞机制造厂工作。不几天，发生了“八·一三”事件，日本进攻上海，笕桥机场遭到敌机轰炸。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了，徐舜寿要用他学的航空技术作为武器来抗击日寇。虽然战争使他辗转流亡，终于远征西北，到了新疆的伊宁航校。在苏联为培养抗日空军而开设的讲堂上，他讲授飞行原理。
1944年，他报考了赴美进修航空技术，还未发榜，他被调往印度拉合儿航校继续教授飞行原理，并编出《英汉航空技术词典》，此外，拉着算尺，完善了他提出的并已经得到研究奖的“飞机性能速算法”。正当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通知来了——他将赴美留学。
二十七岁的徐舜寿，怀着求知的热望，告别他的研究外国文学的未婚妻，穿过太平洋战争的硝烟，到第一架飞机的发源地——美国去深造了。
（二）
经过了万里跋涉，经过战争的烽火，徐舜寿已成了一个精干的青年。细长的个子，举止轻快，思路敏捷，反应迅速显现出运动员的身姿，带着艺术家的气质。假期里，他到博物馆去瞻仰世界第一架飞机的原物。这架像一个大风筝的莱特飞机，挂在博物馆进门正上方最醒目处。
徐舜寿站在第一架飞机面前，闪动他那双敏锐的大眼睛，陷入了沉思。今天人们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规律，但仍需要通过知识的显微镜方能洞察。规律仍然是严酷的。谁要违反，就会遭到无情的惩罚。要成为一个飞机设计师，多么需要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和如履薄冰的谨慎啊！
除了有限的几次游览之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勤奋的学习上，获得了门门功课优秀的成绩。1946年，他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但是，要在中国设计飞机的希望，仍是一片渺茫。
徐舜寿胸怀满腔热血，从国外回来了，当时是29岁，和久别的未婚妻举行了婚礼，并到一座国民党的飞机工厂工作。下了班，徐舜寿新建立的家庭成为许多技术人员聚会的场所。大家觉得，这样搞航空工作，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山雨欲来风满楼，徐舜寿从内心已经感到新时代来临的巨大脚步声。他常在夜里收听解放区的广播，阅读进步杂志。
他出差到上海，遇见了哥哥。哥哥从事文化工作，与进步文化人有来往。哥哥和弟弟，在密室悄声讨论局势中，哥哥感到弟弟变成熟了。
哥哥带弟弟来到上海马思南路。这条裁着法国梧桐的整洁的路，有一个最不平常的特点，就是著名的“周公馆”在这条路上。哥哥把徐舜寿带进了“周公馆”。在这里，徐舜寿提出要到解放区去。他已经坚定地相信，只有为人民设计飞机，中国航空工业才有唯一的希望。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时机还不成熟，先在现在的岗位上好自为之吧，会有报效人民的一天的。
国民党打起了内战。解放战争全面开始了。一天，有人敲门，说是带来了亲人的信。一看信，原来是早已到达解放区的三姐写来的。徐舜寿通过带信人和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
1949年年初，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决定将飞机工厂迁往台湾。不能再在这个工厂呆下去了。徐舜寿假称把家属送回老家，带着妻子和刚生下三个月的女儿，带着飞机工厂的资料，秘密来到上海，计划经过香港，转到解放区。
“从香港绕道太远了。”在上海的哥哥听了徐舜寿的计划后，沉思地说，“我可以联系一条更直接的路。现在封锁线在山东，从那里渡过海湾便是解放区。”
改线方案得到了地下组织的批准。徐舜寿带着妻子和女儿，以及地下组织的一封介绍信——密写在一份“经济行情”杂志第13页上——出发奔向解放区。
为了避免引起特务注意，哥哥送到码头外边，就互道珍重，分手告别。徐舜寿一家由一位“李小姐”送下船舱。解放后，才知道她并不姓李，而是姓王，她就是策划“重庆号”军舰起义的那位“李小姐”。
（三）
徐舜寿假扮一个“西药商”，提着一大箱西药来到青岛。
为安全起见，徐舜寿需要单独先乘一只小船先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徐舜寿还在华西坝的大学课堂里学习“西洋文学史”的时候，她曾送别徐舜寿到地球另一边，一别数年。这次在东海之滨的渔村再次离别，海峡分割了两个世界。狭窄的海域中隐藏的风险，决不下于太平洋的风暴。徐舜寿深情地望了妻子和女儿一眼，走了。他是一个为了追求目标不顾一切的人。
第二天，载着妻女的小船终于靠岸了。徐舜寿站在沙滩上招手，大风吹拂着他的头发，像海燕的翅膀一样拍动。他已经“解放”了一天，在迎接从苦难的旧中国渡过来的亲人。
徐舜寿在解放区的第一份工作，是再次来到航校，培育人民的鹰。
不久，徐舜寿作为解放军的一员，随军南下，来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海。这次来，是要在上海修建机场，供人民空军起降。
飞机要起飞，必须有机场。修机场先要挖地。为了高高地飞上去，必须深深挖下去。地挖好了。徐舜寿头戴一顶草帽，站在南方烈日下，老老实实地记录拉来几车水泥，几车石子。身边的搅拌机轰隆隆地转动着。徐舜寿偷闲捡起一颗园滑的坚石，仔细擦拭干净，向搅拌机的巨口投去，心里说：这是我对人民航空事业的奠基典礼。请把我这块小石子打进地基吧，我愿深深埋入地下，去承担千万架飞机起飞的重荷！
修建几座机场的间隙时间里，徐舜寿到书店去流览新书，发现国外新出版的一本《飞机构造学》，认为是将来我国设计飞机很好的参考书，便立刻买下，带回来向伙伴们鼓动把它翻译出来。伙伴们拥到书店，把剩下的几本原版书抢购一空。不久这本由徐舜寿牵头集体翻译的参考书出版了，后来果然对我国发展飞机设计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1年，新中国成立了“航空工业局”，徐舜寿担任了飞机技术科的科长，是全国几座飞机工厂的总工艺师。
新中国开始制造飞机了。开始时，制造的都是外国机型。徐舜寿知道，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要真正走上康庄大道，必须有自己的飞机设计力量。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56年，在当时“全国科学规划会议”的气氛下，航空工业局决定建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命名为“第一飞机设计室”，指定徐舜寿担任该设计室的主任。“第一飞机设计室”设在沈阳。1956年9月，徐舜寿离开北京前往，他的妻子当时在北京一个对外友好部门做外事工作，对徐舜寿说：“你有你的事业，我有我的事业，我不愿意随你作一个飞机设计室的夫人。”过封锁线时才三个月的女儿，这时已经进幼儿园了。妻子领着女儿到火车站送别徐舜寿。这次徐舜寿是要去突破屏障，从没有飞机设计权的境地，到达独产自主的航空工业的新天地。
（四）
开创一项事业，需要一种大将之才。徐舜寿知人善任，从全国几座飞机工厂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设计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任用的干部，都是有能力、称职的，能担负起一方面的工作。他挑选了一个班子，名曰“图书委员会”，叫他们讨论应该购置一些什么图书，首先把书架充实起来。对某些飞机设计需要的新专业，他不但指定认为合适的人去钻研，并且亲自和他们一同攻关。他坐火车出差，用一个方形提箱，垫在膝上当书桌，用半小时一页的速度，翻译一本新书，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飞机强度学》，成为国内一本重要参考书。
当时第二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刚开始，徐舜寿便派人去学习。学习的人回来，徐舜寿要求他们详细汇报，召集所有技术骨干来听，自己也拿着一个大笔记本，认真地记。他还从各航空学院聘请了十位著名教授，作为设计室的“技术顾问”，亲自带领一些年轻的设计人员去登门求教。顾问们来沈阳时，总要和他们商量问题，并邀请他们向全体设计人员作学术报告，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持设计队伍的知识之树常青。
徐舜寿对年轻的设计人员也从不摆架子。只要发现他们确有才能，就放手让他们工作，并逐渐加重他们的担子，有时也向他们学习。徐舜寿对知识和才能极度尊重，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表现出很高的鉴赏力。
他翻阅了当今世界几百种机型的资料之后，提出来说：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应该是一架喷气式教练机。当时我国空军正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飞机过渡。同时通过一架教练机的设计，可以使设计队伍本身的协同工作品质得到训练。因此，这里“教练”是双重含义的。他的意见，得到当时航空工业领导的同意。
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歼击教练机第一型，简称“歼教一”。在设计之初，对飞机型式的选择上，他认为应该多方收集各种飞机资料，分析各种设计措施的利弊，力戒没有出息的抄袭仿制。他从“熟读唐诗三百首”的古语演变出“熟读飞机三百架”的口号，要求设计人员每人最少要研究十种飞机。比如，当时苏联的机头进气方式。在分析了多种可能性之后提出，从长远来看，应该发展两侧进气的型式。我国第一架飞机开始采用的两侧进气方式，在后续设计的机型中得到继续应用。有意思的是，以后苏联设计的新飞机也改用了这种进气方式。
正式确定方案之前，徐舜寿亲自带领调查小组，冒着东北几十年未遇的大雪，前往航校向飞行教员们请教，请他们提出对教练机有些什么要求。空军驾驶员们得知我国即将自行设计飞机，热情高涨，纷纷献计献策。徐舜寿对他们提出的要求，都一一作了仔细的分析研究。
“歼教一”飞机的设计工作开始了。徐舜寿不搞繁文缛节，倡导一种讲究实效的工作作风。他提出各个局部设计必须在总体上是合理的，必须经过论证，不允许各行其是。各大部件的设计总图，他要求设计者张贴图纸，讲解设计思路，阐述存在的问题、意图、依据、数据等，还要进行答辩。答辩如果获得通过，所有参加者当场签字。答辩通不过，修改后再来。这是发挥集体智慧的好方法，也是对设计院人员很好的锻炼和考核，能帮助整个设计队伍很快提高水平。
飞机设计，要运用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热力学、电子学等等不同的知识，要求各门类专家协同工作。也许因为徐舜寿幼年在贫儿院织过毛巾，对用不同颜色的纱线织出复杂的花纹很有体验；也许因为他喜欢交响乐，懂得欣赏那由弦乐管乐奏出的不同音色的旋律，如何由严谨的和声和对位规律组成和谐的整体，形成宏伟的乐章。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全景的图象，有一个缜密的网络，懂得如何驾驭各个局部去完成高度错综的组合。其实，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国外工程界兴起的一门大学问——“系统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徐舜寿在50年代还不可能听到这个名词。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都是符合“系统工程”的概念的。确实，会制造砖瓦是一回事，会建起高楼大厦又是另一回事。徐舜寿是我国把各个专门领域的知识纺织在一个飞机机型内，完成第一架飞机的“系统工程”的第一人。
飞机设计工作全面进行。工作的热情，超过了东北隆冬的寒潮。1958年春节，年三十夜，徐舜寿从沈阳回到北京的家中过节。
刚上小学的女儿奔上来，紧抱徐舜寿的腿，仰着脸一连串地叫唤：“爸爸、爸爸、爸爸……”似乎只有这样连声叫唤，才能表达她对久别的父亲深深的想念和满怀的情意。
徐舜寿到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团圆饭。饭后，等孩子睡了，徐舜寿才对妻子说：“我们现在很忙，我不能久留……”妻子明白了，只略为不满地咕噜一句：“难道忙成这样吗？”
大年初一的清晨，熟睡的女儿对邻居孩子在空外放爆竹的声音毫无反映，但是担心在节日再度离开爸爸的警惕，却使她听到手提箱搭扣轻微一响就立即惊醒。她微微睁开眼睛，看到爸爸已经穿好大衣，立即翻身坐起，问：“爸妈，你们到哪里去？”
徐舜寿的妻子刚把一件新织好的毛衣放进手提箱，连忙说：“快睡下！快睡下！别着了凉！”
徐舜寿爱抚地说：“乖乖，你再睡一会儿，妈妈要送我去火车站去。爸爸要坐早车去沈阳，要去工作。”
“不嘛 ！不嘛！我不让爸爸走！”女儿掀开被子，不顾一切地扑上去。
妻子转过头去。
徐舜寿小心地掰开女儿紧紧抱着自己颈项的纤弱的手臂，立刻用被子把女儿包起来，耐心地解释说：“爸爸有重要工作……”
“春节不是放好几天假吗？人家的爸爸妈妈都不上班，都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过节！”女儿嘟着嘴说。
妻子在一边插嘴说：“不要吵，人家是人家。我们要支持爸爸的工作。你说对不对？”
女儿任性闹了一会儿，终于被说服了，但是坚持自己也要送爸爸去火车站。
于是，在大年初一的清晨，曙光初露的时分，北京大街上一辆公共汽车内，坐着徐舜寿一家人。汽车的窗玻璃上结着霜花。车内很空，但是徐舜寿仍然把女儿抱在自己膝上——节日相见的时间太短了。
女儿一路仍然把嘴嘟得可以挂瓶子。但是当火车移动的时候，她却笑着向爸爸招手。她要让爸爸愉快地上路。但是，那双稚气的大眼睛里却闪烁着泪花。
（五）
第一架飞机的设计是在1956年欣欣向荣的气氛中开始的。但是不久，逐渐频繁的政治运动，开始像骤起的山风一般摇憾着学飞的雏燕的翅膀。这些来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年轻设计人员中，有些人陆续被迫离开了设计岗位，到二十年后“平反”时找到他们的地方去了。徐舜寿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不搞乌烟瘴气。信任同志，敢作敢当，竭尽所能来保护过一些同志。确实只有具有这样的气质的人，才能作出创业的成绩，才能主持我国首次锻造翅膀的工程。
然而，连正在设计中的飞机本身也开始遭到磨难。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设计飞机，这不是坏事，却招到责难和挑剔。尽管这样，技术方面的工作却进行得很顺利。1958年6月，徐舜寿的妻子在北京生下小儿子。徐舜寿把电报向口袋里一塞，继续到夜班的车间去督促飞机的总装配。7月26日，这架由中国人设计的飞机，首次飞上了天空。当指挥台上升起绿色信号弹的历史时刻，多少人喉头发哽，眼睛里直冒泪花。而当“歼教一”矫健地飞上蓝天的一霎时间，人群里欢呼和掌声，在空旷的机场上也汇成了巨雷般的轰响。
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的胜利进入试飞的消息，当时报告了周总理。这第一架飞机就是喷气式飞机，起点并不低。周总理对飞机的设计人员讲了勉励的话。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了庆功会，亲自观看了“歼教一”所作的精彩飞行表演。对“歼教一”的设计，“八一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影片的最后一句说明词是：“从此，我国的航空工业走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
新华社为这架飞机的首飞成功发了一条内部消息。徐舜寿的哥哥，当时已是著名诗人，远在南方偶然看到了这条消息。他并不知道这些年来弟弟确切地在做什么，但从这条消息，他想到也许与弟弟有关，特地向弟弟发来贺电。徐舜寿接到这封洋溢着兄弟之情、同志之情的贺电，感到特别宝贵。
我国的航空工业走上了自行设计道路的标志，是一支飞机设计队伍成长起来了。当“歼教一”尚在试制中时，设计人员就已经开始另外两种机型的设计，基本上完成了技术设计阶段。这时上级决定成立新的设计室，并把这两架新设计转去完成。徐舜寿立即组织一支支援队伍，亲自带队去帮助组建新的队伍，完成技术交接，表现出豁达的风格。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在新中国的航空史上，徐舜寿领导设计队伍的时期是出新机最多、出队伍最有成效的时期。
频繁的政治运动愈来愈烈，徐舜寿的得力助手们被拆散，最后，徐舜寿本人也被调离他创建的单位。
（六）
在“文化大革命”中，徐舜寿被卷进了一场超自然的大旋涡中。他领导设计的飞机，经过试飞证明反螺旋性能良好。但在在这场政治性的螺旋中，他不论推杆还是拉杆都无法改出。他的全部知识和才能都救不了他。
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的摧残。1968年1月6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只有五十一岁。他说过，我还没有老，我还能工作，我不能死。但是他最后被弄得筋疲力尽，终于离开了人世。
徐舜寿的妻子，在徐舜寿的事业处在兴旺阶段时，曾经极力支持他的工作，同时又强调她自己的事业，表现出独立的性格。而在徐舜寿转入逆境以来，她始终在他身边，尽她的可能给他以安慰。她眼看他的生命之火从炽热走向衰微，直到最后熄灭。这位外形弱小而内在坚强的中国知识妇女，在徐舜寿死后，常常在清晨、薄暮、甚至在夜间站在窗前，长久地凝望天空。这是丈夫如此热爱过的天空。她学习过外国文学，研究过世界历史，翻译过托尔斯泰传记。也实际感觉过一个无私的奉献者博大的情怀。她深信天不会塌下来，纵有风云雷电，陨雨落星，但什么也阻止不了银河的旋转，改变不了日出日落、月亏月盈的节律。
“四人帮”垮台之后，徐舜寿得到了平反昭雪。他的功绩得到肯定，他的名字被人怀念。围绕他二十年前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上的题目“飞机设计程序”，组织了全国性的研讨会。
徐舜寿用他的生命之光燃起了一个不灭的火花，点燃了一根艾索，在航空科研的历史中散发着耐人寻味的幽香。
注：二十年前，“文化大革命”后不久，我写作此文纪念徐舜寿，发表于《传记文学》1988年第2期，是第一篇正式从正面纪念徐舜寿的文章，后经多处转载，在当时的航空界、工程界和知识界引起了反响。以后，徐舜寿在我国航空建设中的贡献得到广泛承认。为他建立起了两座汉白玉雕像，一座在他的故乡浙江湖州，另一座放在他求学的北京清华大学，为他建立的一座铜像则树立在他去世的西北一家研究所内。据称，这是继在北京八达岭上为铁道建设先驱詹天佑之后，20世纪内第一座为工程技术人员树立的铜像。2008年12月，来自全国各地有关人员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我国首架自行设计的飞机“歼教1”首飞五十周年暨发行《一代宗师——纪念我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专集的仪式。
程不时 博客文章
2009-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