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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航天起步伊始于1956年，那时国家百废待兴，工业技术十分薄弱，而导弹又是尖端技术，因此国务院决定向苏联“老大哥”提出援助。1957年9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苏方将在4年内向中方供应4种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并派专家帮助中方仿制，包括发射场的选址。
195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奉命执行这项特殊使命——修建导弹发射场。到1960年8月，在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的率领下，数万官兵经过两年零六个月的艰苦施工，终于完成了诸如发射试验场地、总装测试厂房和几十万平方米的居民区等数千座建筑；完成了飞机场、200多千米铁路、100多千米特殊要求的混凝土道路、上千千米的通信线路、火车站、大电厂等重要保障设施。在施工中，官兵在艰苦条件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后有303人伤亡。他们的遗骨都安葬在名叫“幸福村”的公墓里，后来聂帅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那里。
虽然从1960年7月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方中断了一切援助，但中国的导弹仿制工作一直未停，并于当年11月5日把首枚自制的地地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上天。
由于这个发射场是由20兵团建造的，后来名称就一直叫20基地，兵团的孙继先司令员自然成为了首任基地司令员。直到改革开发后，基地才逐步改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并不在酒泉，从清水小站朝北还有300多公里，靠近中蒙边界，属内蒙古非甘肃也，火车从酒泉过去还要一个晚上呢。当年给写信就更玄啦——地址是“兰州市27支局”，上海一封信来回半个月，急人不急人？！
我于1972年和1973年夏季曾两度去20基地执行701工程发射任务，701工程即上海研制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和长空一号技术试验卫星。由于当年各方面都是初次干，少有经验，因此每次在戈壁滩上一呆就是三四个月。那年头大家都是30左右小青年，业余生活可枯燥呀，没有电视，广播信号微乎其微，唯有一星期一场的露天老电影，常常因为天12点才黑，大家穿着大衣熬通宵（戈壁滩有句顺口溜：早穿皮袄午穿纱，捧着火炉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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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泽相片 |
那段时间基地的司令员是李福泽，少将军衔，1937年从上海大夏大学参加革命，也算军队老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了。但文革期间也是普通军装，难显将军风采。那时六十不到，个瘦不高，面孔微黑，经常在厂房和发射阵地出没。有一件事让我迄今不忘：
上世纪70年代初那阵子，基地的发射任务很少，一两年也难有一趟，因此许多士兵包括干部在内，虽叫名在导弹部队当兵，可服役几年连导弹的影子也没有见过。于是在发射任务期间，总有干部前来参观，一队队黄军装不时在火箭的测试厂房川流不息。要是李司令员在场的话，总会听到他大声吆喝：“产品（指火箭及测试设备）可是十八岁大姑娘哦，只许看！不准摸！”
好生动幽默的语言哦！更表露了老革命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珍惜和关心！
李必光 博客文章
200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