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编创学科带头人
——记天文学家、科普作家、科普翻译家、科普编辑 卞毓麟
李正兴
卞毓麟，1965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30余年，现为该台客座研究员；1998年起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版权部主任，退休后任该社顾问。现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著译科普图书约30种，主编、参编科普图书逾百种，发表科普文章500余篇。作品多次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其中《追星》一书荣获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是中国科协确认的“科普编创学科带头人”；中国科普作协表彰他为“建国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在1996年的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他被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 2010年由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从“梦天”到“追星”
1943年7月28日，卞毓麟出生于上海。幼时的他，就爱仰望繁星争辉的天幕。学龄前，父亲给他选购了《幼童文库》中一些美丽的图画书。其中一本是介绍太阳系的，说到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还说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都是绕着太阳打转的行星。这本展示宇宙奥秘的小书，令他心向神往。
在小学和初中时代，卞毓麟看了许多天文通俗读物，在他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梦：憧憬有一天成为天文学家，亲自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后来，“梦天” 就成了他科普耕耘的常用笔名。成了高中生的卞毓麟，对古典文学、历史、物理等都很感兴趣，但最令他着迷的是数学。他在高二时提前自修完中学数学，并专心致志地钻研起高等数学来。那时有位数学老师身体不好，好几次课就由他代讲了。
1960年高考，卞毓麟被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后分成数学系和天文系）录取，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学生。1965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兼及天文学史和天文学哲学。而每当提起科学普及，他总会想起自己的恩师、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戴文赛。这位科研、教学硕果累累的知名教授，热心于科普事业，数十年如一日，言传身教，笔耕不辍，直到1979年病危之际，还写下了这样的话语：“科学工作者既要做好科研工作，又要做好科普工作，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也许，卞毓麟是继承了戴先生的这种科普情怀，也许是出于与日俱增的社会责任感，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他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创作和翻译的科普读物堪称洋洋大观。
1970年代，上海曾准备建造一座大型天文馆。为此，在1974年特地从北京天文台将卞毓麟借调来沪参与筹建。在此期间，他经常思索：“除了日常工作，我还该做些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他愿意像一名热情的导游，凭借自己的天文知识，陪伴公众去探访宇宙之神奇，去领略天体之奥秘。1976年，他应《科学实验》杂志之邀，撰写了一篇介绍黄道光的通俗作品，发表于该刊当年第5期。从此，他就同科普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科学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卞毓麟回到了北京天文台。从1979年开始，他应《我们爱科学》杂志之约，先后为该刊撰写了《太阳系中的蒙面巨人》《地球的姐妹》《红色的行星》等40来篇文章，向青少年朋友介绍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和最新进展。1990年代，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不知道的世界》丛书，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科普图书一等奖”等。主编陈海燕先生认为，该丛书中卞毓麟著的“天文篇”堪称最有示范意义的一卷。
卞毓麟的成人科普作品同样很受读者欢迎。2007年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此处的“星”并非指“歌星”、“球星”或“影星”，而是宇宙中形形式式的星球。此书一出，社会反响热烈，新华社以“科普作家卞毓麟的‘追星’时尚”为题发了专电，近30家报刊发表消息和评论。新华网介绍此书：“在平实的写作中，巧妙地将科学知识与历史、艺术、宗教等熔铸于一体，使读者不仅从字里行间看到科学的理性光芒，更看到文学艺术的热情奔放、历史的跌宕起伏、人性的光辉与灰暗。”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王直华评论道，《追星》的那个副标题“是内容的阐释，是写作的实践，更是作者的素养”，“作者展示的，不是枯燥遥远的天文学知识，而是生动、亲近的一个个故事……《追星》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一本多维的、立体的、有生命的书。《追星》是一本兼有时间和空间纵深感和美感的书。”
请看卞毓麟在《追星》的“小引”中是如何诠释“追星族”的：
“追星族”从来不会满足于只是远远地朝明星们看上一眼。他们总想跑到明星跟前，同他（她）说话，向他（她）致意。其实，科学家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想让人类亲自到其他星球上去考察，就像踏上一块遥远的新大陆。1969年，人类终于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如今，人类的两个机器人使者正在火星大地上勤勉地工作着……本书的第五章，讲的就是人类“追星”如何从地球故乡一直追到了火星上。
《追星》问世后，曾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五次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获得海峡两岸第四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创作类佳作奖、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最荣幸的是获得了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卞毓麟在接受采访时说：“《追星》确实是一部从构思到写作始终不忘‘原创’两字的作品”，“《追星》的创作就是希望能在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方面做一点新的尝试。”
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
在33年的科研生涯中，卞毓麟发觉自己有一个独特的强项：清晰地阐释科学的发现和原理。他的一大心愿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科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便于公众理解它。如今成为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的他，这个心愿依然在延伸、再延伸……在这种艰辛的旅途中，可以看到他的科普建树和科学人文的风采，更能看到他居心仁厚、理想崇高、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
十年动乱结束，科普创作急需奋力前进，科普宣传迫切需要科学家参与。但是，有些人却对科普存有严重的偏见，认为科研人员搞科普是不务正业，哗众取宠；科普作品是“小儿科”、“雕虫小技”；搞不出像样的科研成果的人才去搞科普；如此等等。一些热心于科普的学者，在社会上很受尊敬，但在周围小环境里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卞毓麟一度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但他义无反顾，依然勇往直前。
“天文学家怎么能知道一颗颗星星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呢？”卞毓麟从这种提问中得到启示，决定把这背后无数曲折动人的故事以对话体的形式，写一篇《星星离我们多远》的长文。此文于1977年在《科学实验》上连载6期。其充满诗意的风格，令人陡觉新意盎然。对于朝夕与天文相伴的他来说，谈说星星正是如数家珍。在诸位友人的建议下，他又以此文为基础，更改体裁，扩充篇幅，增订成书。1980年底，《星星离我们多远》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名诗《天上的街市》起首：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
他紧接着写道：
这首白话诗的作者，当时还是一位不满30岁的青年。他才气横溢，风华正茂。不多年间，他的名字便传遍了海北天南。他，就叫郭沫若……
诗中写到了天河，写到了牛（郞），（织）女，我们就从这谈起吧。
中国天文史家刘金沂评述道：“读完全书，掩卷回味，古往今来人们仰望天空，繁星点点、耿耿天河，天阶夜色、秋夕迷人，多少人为之陶醉，多少人赋诗抒怀。《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却为我们展示了天文学家如何兢兢业业，利用各种巧妙方法测量天体距离的历程。”
卞毓麟的“月亮——地球的妻子? 姐妹? 还是女儿?”、“数字杂说”等多篇文章先后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还有“在笔尖上发现的海王星”、“胜利属于阿西莫夫”等作品进入中小学的《语文阅读文选》。在中国天文界，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的佳话。其中千字短文《月亮——地球的妻子? 姐妹? 还是女儿? 》于1989年被《北京晚报》“科学长廊”专栏评为该栏500期优秀作品的一等奖。它把天文学家先前对月球形成的三种学说描绘得惟妙惟肖。第一种是月球环绕太阳运行的过程中一度接近地球，被地球的引力捕获，因而被比作邂逅的夫妻。第二种是月球的形成稍晚于地球，它由地球周围残余的非金属物质聚集而成，因而有如地球的妹妹。第三种是地球月球原为一体，当时地球处于高温熔融状态，自转很快，便从其赤道区飞出一大块物质形成了月球，月球岂不又成了地球的女儿？此文的结尾很精彩：
可爱的月亮啊，你究竟是谁？你尽可以讳莫如深，但人类却总有一天会掀开你的神秘面纱，把你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科文交融是卞毓麟科普创作的一大特色。北宋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脍炙人口，历代的评论和注释不计其数。卞毓麟别开生面，为这首词作了13个“科学注”，其科学知识严谨，语句不蔓不枝，精当而又美妙。文章发表于1994年9月18日《科技日报•星期刊》。现略举几例如下：
明月 “月亮”在天文学中的正式称谓是“月球”。它本身并不发光，只因反射太阳光才显得如此明亮。不少欧洲人曾误以为达•芬奇率先于15世纪提出月光来
自日光。其实，中国人提出此说还要早得多。如西汉末年成书的《周髀算经》即已提及“月光生于日所照”。
几时有 月球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半个球面照到太阳光，且任何时候也只有半个月球表面向着地球。月亮不停地绕地球转动，太阳光照射月球的方向同我们观察月
球的视线方向之间的夹角便不断地变化，于是造成月亮的盈亏圆缺。……明亮的满月总是出现在[农历]每月的十五、十六日。
千里共婵娟 “婵娟”原指“嫦娥”，转指月亮。此句原说亲人远隔千里，总算还能共享明月清辉。不过，世界上不同经度的地方在同一时刻看到的天空景象互有差异——这就是所谓的“时差”。例如，当北京明月中天时，在伦敦月亮尚未东升。可见“千里”之外的亲友还未必真能“共婵娟”呢。
黄集伟先生曾评论：“像这样的科学散文也好，科学小品也好，它更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在今天这样一个开始走向多元化的社会中，我觉得，思想方法的意义大于一个具体事实的意义。”
科普创作的国际视野
卞毓麟从青年时代起就爱读培根的论说文。王佐良先生中译的培根《谈读书》尤其令他拍案叫绝：“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常有青年朋友向卞毓麟请教写作之道，他经常会说：“写作的上游是阅读，一定要多读书。”
卞毓麟少年时代喜欢读苏联作家伊林的作品，中学时代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人物传记，还读遍了校图书馆收藏的凡尔纳科幻小说和别莱利曼的《趣味天文学》《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等。从30来岁开始，又迷上了美国科普巨匠、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著作。
1970年代中期，卞毓麟刚迈入科普创作之门，正好读到阿西莫夫著《碳的世界》一书的中译本。这本不足10万字的小书以非常浅显的语言颇有深度地讲述有机化学的故事，井然有序地介绍了五花八门的有机化合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科普书能这样写，实在令人耳目一新。”卞毓麟深感惊奇，也庆幸自己开阔了眼界。此后，他对阿西莫夫的研究日渐深入。1981年，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阿西莫夫科幻创作历程的长文“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阿西莫夫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走向宇宙的尽头》《洞察宇宙的眼睛》《地外文明》《二十世纪的发现》等，也是由他与友人译成中文的。他同阿西莫夫有过不少书信来往，1983年5月7日卞毓麟的第一封去信写道：
我读了您的许多书，并且非常非常喜欢它们。我（和我的朋友们）已将您的某些书译为中文。3天前，我将其中的3本（以及我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航寄给您。它们是《走向宇宙的尽头》《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和《太空中有智慧生物吗？》；我自己的小册子则是《星星离我们多远》……
5月12日，阿西莫夫回复了一封简洁坦诚的短信：
非常感谢惠赠拙著中译本的美意，也非常感谢见赐您本人的书。我真希望我能阅读中文，那样我就能获得用你们古老的语言讲我的话的感受了。我伤感的另一件事是，由于我不外出旅行，所以我永远不会看见您的国家；但是，获悉我的书到了中国，那至少是很愉快的。
卞毓麟赞赏阿西莫夫的文风：“宛如一溪清泉，涓涓不绝，清新而畅达；又仿佛一江春水，滔滔东流，雄浑而有力。”他认为，生物化学家出身的阿西莫夫，用数以百计的优秀科普书籍和数以千计的科普文章，涉足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且几乎不必借助于插图，单凭文字的功力就能把科学上许多相当抽象、复杂的概念和问题讲得清清楚楚，这简直堪称人间奇迹。
2002年上海科教出版社出版《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一书，责任编辑正是卞毓麟。书末有一篇7000余字的附录，即他撰写的“在阿西莫夫家做客”。2010年元旦，卞毓麟应《文汇报》之邀，撰文纪念阿西莫夫90诞辰。文末写道：“阿西莫夫用他那真诚的心和神奇的笔写了一辈子，使五湖四海的读者深深受益。愿中华大地上也能涌现出一批像阿西莫夫那样优秀的科普作家——他们也有一颗同样真诚的心，还有一支也许更为神奇的笔！”卞毓麟被科普界同仁誉为中国研究阿西莫夫第一人，的确名副其实。
卞毓麟的科普创作国际视野开阔。他对卡尔•萨根、乔治•伽莫夫、斯蒂芬•霍金、马丁•加德纳、帕特里克•穆尔等大家都有深入的了解。2001年12月，纪念萨根逝世5周年的“科学与公众”论坛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论坛分三场，历时3个半天，中央电视台承担了全部录制与播出工作。卞毓麟作为嘉宾，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真诚的萨根”的讲演。2003年12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中文版的《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卞毓麟是责任编辑，又在书末“附录”中仍以“真诚的萨根”为题，言简意赅地回顾了那次论坛的盛况、自己同萨根的书信往来以及研究萨根的心得。文章不长，却颇有影响。
2006年，卞毓麟应《天文爱好者》杂志之邀，撰写了分5期连载的长文“霍金的人生和宇宙”。文章从霍金的青少年时代一直谈到他在科学领域的顶级成就，从霍金的音乐爱好一直谈到举世闻名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2008年，上海的《科学》杂志第5期发表卞毓麟撰写的“不同凡响的世界线——写在乔治•伽莫夫逝世40周年前夕”。沪上一位资深科学记者称赞此文：“用几千字把伽莫夫写道这样的程度，不容易！”此时此刻，他正应《新发现》杂志之邀，在写作一篇介绍马丁•加德纳的文章……
研究国外优秀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借鉴，这就是洋为中用。卞毓麟经常如是说：“超越这些大家无疑是很难的，惟其如此，我们才必须加倍努力。这，应该是中国科普人的奋斗目标。”
科普作家和科学编辑
人们常说“编辑工作是文字裁缝，剪剪裁裁，补补贴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卞毓麟觉得编辑工作确实有裁缝的功能，但编辑不能满足于做裁缝，而且还要做服装设计师，要做人类灵魂的服装设计师。一个好的编辑不仅是优秀的文字裁缝，更应该是一名优秀的“时装设计师”。做一名优秀的科普编辑既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不写文章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好编辑。
早在1980年，卞毓麟就是《北京天文台台刊》的兼职编辑，后来又出任《天体物理学报》常务副主编。而他成为专职科学编辑，则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吴智仁和总编辑翁经义决心要将科教社建设成中国的科普出版要塞，当务之急便是引进人才。他们想到了卞毓麟。前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98年春，年将55岁的卞毓麟终于作为上海市引进的高级人才，正式南下加盟上海科教出版社，担任版权部主任，同时做策划和责任编辑工作。
卞毓麟的南下，在科普界和出版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有人说，出版界增加了一位优秀编辑，科普界却少了一位一流作者。也有人说，卞毓麟的角色转换，一定会更起劲地为科普“摇旗呐喊”，科普因他在出版界，上海多了一个声音、一块阵地，岂不好哉？卞毓麟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我自己写科普书，一年充其量只是一两本，而由我策划、组织著译出版的佳作，一年可有五本、十本，甚至更多，这对社会的贡献，岂不更大？”
卞毓麟凭借曾长期在中科院工作的优势，在编辑岗位上与众多的科学家一起，把“科学之球”传向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早在即将进入科教社之前，他就和翁经义、潘涛共同策划了“哲人石丛书”。该丛书以“立足当代科学前沿，彰显当代科技名家，绍介当代科学思潮，激扬科技创新精神”为主旨，创建了中国科普和科学人文类图书的新品牌。“哲人石”本是中世纪想象中有点铁成金之功之效的“魔石”。这套书以“哲人石”冠名，既象征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也隐喻着科普图书对科学文化的促进效应。几个品种推出伊始，该丛书便在行家和读者中赢得了不俗的口碑。10多年来，“哲人石丛书”已经扩容到近百种，它的编辑团队虽然时有流动，但前进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品牌也在不断巩固。
世纪之交，卞毓麟策划的《名家讲演录》以小见大、言简意赅，被誉为“小人书的开本，科学家的思维”。其作者，有周光召、朱光亚、宋健、路甬祥、徐匡迪、席泽宗、王绶琯、邹承鲁、吴佑寿、汤钊猷、曾溢滔、杨雄里……这批作品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随后，他又主持策划了29卷的原创科普作品《诺贝尔奖百年鉴》，并同自己的团队成员共同策划、组织了《普林斯顿科学文库》《金羊毛书系》《科学咖啡馆》……
2004年，卞毓麟退休了。然而，新的任务还在等着他完成。早在中国探月“嫦娥工程”启动之际，卞毓麟就带着一套具体的选题构思，请教“嫦娥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能否以参与“嫦娥工程”的一线专家为主，原创一套面向整个社会的科普读物，以“嫦娥工程”为核心，普及相关的航天和天文知识，其进度应与“嫦娥工程”大致同步，在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前夕出书？欧阳院士立即肯定了这一设想。到了2007年夏天，出书时间已十分紧迫，卞毓麟日以继夜地工作，甚至蓄须明志，终于在 “嫦娥一号”升空之前一个星期，让5000套6卷本的《嫦娥书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呈现在世人面前。几年来，该书系已先后获得上海图书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卞毓麟素来十分敬重中国出版界和科普界的老前辈叶至善先生，对叶老的品德和学识赞不绝口。叶老曾亲笔签名赠送卞毓麟一册自选集《我是编辑》，书的封面上印着一阕叶老自填的《蝶恋花》：
乐在其中无处躲。订史删诗，元是圣人做。神见添毫添足叵，点睛龙起点腮破。
信手丹黄宁复可？难得心安，怎解眉间锁。句酌字斟还未妥，案头积稿又成垛。
这“乐在其中”、“难得心安”，不也正是争分夺秒、殚精竭虙地扑在编辑工作上的卞毓麟的真实写照吗？
科普的理念与追求
科学普及工作，关系到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竞争中的成败，亟待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各界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科学家的关注和投入。1992年10月，“亚太地区天文教育讨论会”在京召开。卞毓麟在会上的报告“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该报告意在呼吁全社会、特别是科学家们深切地关注科普事业。1993年第2期《科学》杂志将此文作为“特稿”刊出，后又有多家刊物相继转载。他在这篇“特稿”的小结中写道：“如今的宣传媒介和影视技术使科普手段如虎添翼，将科普工作不断推向更高水平和更高境界，已是所有的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事情。记得有位前贤说过：‘科学必须走出学府传遍全国，犹如那生命之水从山上涓涓流下，浇灌山谷。’今天，我们应该思索的问题依然是：这种生命之水的源泉何在？它为何而来？又往何处而去？”“谚云：‘不能如愿而行，亦须尽力而为。’愿以此与科学界同仁，尤其是与忙于研究、教学或开发而尚‘无暇’顾及科学普及的专家、学者们共勉。”多年以后，科普界不少朋友回顾当时的情景仍不胜感慨：在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之前将近两年，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确实很不容易。
1994年12月，中国科协学会部召开“学术发展与科技进步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的卞毓麟在会上的发言，作为第115号简报印发，题为《科学宣传——科学家们决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他在此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科学宣传”六议》一文，再次作为“特稿”，在《科学》杂志1995年第1期上刊出，不久即为《新华文摘》《中国科协报》《科坛文明天地》等报刊转载。此文以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开篇，并立即指出：“要想把‘知识’变成公民的和国家的现实‘力量’，就必须研究其在社会上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今天，科学技术上的竞争已成为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而更需要注意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作切实的‘宣传’。” 文中的“六议”，即一议：何为“科学宣传”、二议：科学宣传的目的、三议：科学宣传的内容、四议：科学宣传的对象、五议：科学宣传的主体以及六议：科学宣传的方法。
“科学宣传”六议中的不少论述，直到今天来看，仍可谓相当精彩。例如，为了便于讨论，他对“科学宣传”给予一个注释性定义：“利用大众传媒，有目的、有系统地向传播对象（个体或群体）注入科学之内容（知识）、方法和意义等信息，使之按有利于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转变其意识、信念、态度、行为等的过程。”因此，与通常的“科学普及”概念相比，在对象和内容上，其含义都更为广泛；与“科学传播”相比，在行为的主体和目的上，其表述都更为鲜明，更含主动性。
又如在阐述“科学宣传的主体”时，文中写道：“试问，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当然是站在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科学家。尤其是，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首先只能由这些科学家来发布。在整个科学传播链中，科学家是无可替代的‘第一发球员’。”“当然，有了‘发球员’还要有‘二传手’，有了‘主角’还要有‘配角’。这样才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唱好科学宣传这台戏。”“‘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但当’和本文两者实为姊妹篇，最初的写作动机均为……希望引起科学界同仁的共鸣、讨论和批评。我们在潜心科研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宣传科学，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对此理应不遗余力、当仁不让！”
那么，加强科普工作应采取哪些措施呢？1995年，卞毓麟即在《中国科技论坛》第4期上建言：
（1）深望国家努力筹措“科学技术普及基金”。该基金应直接用于科学技术普及。实施时可先在适当范围试行，然后总结经验，逐步完善，全面推行。
（2）完善科普成果与业绩的常设管理体系。国家对于科普作品和科普成果，健全常设管理体系，包括常规性的业绩评估，并设立常规性的奖项。
（3）结合重大专题、重大事件，有计划地组织科普活动。配合重大专题、重大事件，做一些大手笔的文章。如“21世纪的世界，21世纪的中国”。
（4）大力支持高品位的科普书刊的出版、宣传发行工作。目前，在我国出版高品位的科普书刊往往是“赔钱”的，因此难以为继。在这方面国家要给予补贴，加以扶持。
（5）积极宣传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人物。宣传“科普人物”，本身就是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普工作的一种标志，而且留给社会公众的印象往往更深刻。
（6）增强对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支持力度。繁荣科普创作是加强科普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希望国家增加对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必要的经费支持和政策上的倾斜。
令人欣喜的是，上述若干建议如今已成现实。光阴荏苒，进入21世纪，卞毓麟又在多种场合讲述科普人的追求，并写成《“科普追求”九章》一文，发表在《科学》2002年第1期上。文章结尾处，他再次引用6年前在短文《“科普道德”随想四则》中写下的一段话：
科普作家只有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方能激情回荡，佳作迭出；成就卓著的科普人物，大多具有很强的使命感。而科普创作的态度，常常和创作者的动机直接相关。那些误人、坑人、甚至害人的‘作品’，往往出于动机不良之辈。 只有将科普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才能真正做到维护科学的尊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决意取得真经，便有路在脚下。
卞毓麟是位温和儒雅、睿智超人、才思敏捷、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学者。熟悉他的人，都钦佩他的敬业精神和创作才华。他的一生是勤奋刻苦的，早年的许多科普文章是路灯下写就的；在大学时代，囊中羞涩买不起更多的书，他就在校图书馆抄录自己心仪的好书，如任继愈的《老子今译》、闻一多的《怎样读九歌》，乃至《白香词谱》、《千家诗》、《胡笳十八拍》、《孙子兵法》等，许多手抄本一直保存至今。他几十年来的感悟，有的几乎成了名言。例如，青年朋友们向他请教他的治学与写作之道，他的回答是十六个字：
分秒必争，丝毫不苟；博览精思，厚积薄发。
人们请他以一位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的身份，描绘人生中的美妙。他的回答又是十六个字：
敞开胸怀，拥抱群星；净化心灵，寄情宇宙！
创作谈
卞毓麟加盟上海科教出版社的同时，即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办了转会手续。后来被选为协会的领导成员。如今，他是上海最受称道的科普名家之一。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科学时报以及《天文爱好者》《科学》等几十家报刊对他进行过多方位的报道。他集科学家、科普作家、科学翻译家、科普编辑家于一身，对中国科普事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是科学界、科普界乃至出版界学习的楷模。作为科学普及和科普创作组织者的我，有责任对他的业绩进行全面的宣传，让这种奉献精神在中华民族中发扬光大。
这篇作品，除了在与卞毓麟交往10余年中所获悉的素材和信息外，也采集了众家报刊的资源，这里一并感谢了。
（201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