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中国科协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迎来了中国“科普的春天”。当年11月28日，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前身）宣告成立。不久，我这个协会的专职干部就与文汇报科普版编辑姚诗煌在“科普春天里”出发的路上相识，一直走到今天。由于年龄关系，我虽离开了协会第一线，但他仍是协会副理事长和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理事长。他主编的文汇报科普版在全国很有影响。文汇报与协会的关系很密切，每次重大活动文汇报都会作及时报道；而文汇报科技部也将协会视为挚友。记得1991年文汇报版面调整，协会在时任科技部主任姚诗煌的邀请下，组织科学家、科普作家前往报社座谈，帮助文汇报恢复了“科圃”专版。
近30年来，身为高级记者的姚诗煌在编创科普专版的过程中，常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零距离接触，成了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在科技宣传中，敢干维护科技工作者的正当权益，被科技界传为佳话；在实践中注重探索科技传播的理论，撰写科学评论。他认为要当好一名科学记者、科普编辑，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科普作家。
咬定青山不放松
没有受过正规新闻教育的姚诗煌，怎能担当科技记者和编辑？受当时“人才学”观点的影响，他进行“自我设计”，走一条能扬长避短的路。目标一确定，他咬定青山不放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要求自己，终于走出了一条将新闻采访+专刊编辑+课题研究这样“三个结合”的道路。随着科技形势的发展，科普版先后由《向科学进军》、《科圃》、《今日科学》，最终定为《科技文摘》。由此，姚诗煌在报社内从默默无闻的科普版编辑成为一个新闻、通讯、评论、科普文章、理论文章和专刊编辑都能上手的“百搭”，在科技界成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软科学方面的专家。他主编的专栏《科技文摘》被誉为“汇入自主创新洪流撒播科学普及种子的”，这个专栏具有“以科技的眼光看社会，以社会的角度看科技”这一鲜明特色，是1995年以来一直是文汇报纷呈多彩的重要专栏。
“抓科技中的新闻，析新闻中的科技”。这是姚诗煌主编《科技文摘》的编辑方针。他认为，报纸的专版是新闻的延伸，不能办得杂志化。他观察到：当某一新闻事件涉及到某项科学知识，或某一科学事件成为热点新闻时，公众对这一科学知识的兴趣和关注度，就会骤然升高。这时，正是介绍相关科普知识的最佳时口。1995年1月17日，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7．3级的阪神大地震，这时，读者迫切需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中国会不会发生地震，一旦发生地震怎么自救等等。他当即决定将阪神地震作为本周《科技文摘》的主题，立即策划，分头组稿，要求作者第二天就交稿，同时立即设法编译外刊的有关报道，寻找照片。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推出了一个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图文并茂的版面。这期《科技文摘》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好评，在当天已一报难觅。此后，《科技文摘》又结合韩国的百货大楼倒塌、木彗相撞、克隆羊诞生、疯牛病等新闻热点，组织版面。每次环绕着这些热点，挖掘科普题材，普及相关科普知识，版面既有知识性，又有新闻性，对读者有相当的视觉冲击力。
“发掘人文内涵，走近科学大师”。 这是姚诗煌主编《科技文摘》和科技报道的又一指导思想。他认为，科技领域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大千世界,不仅新成就层出不穷，新的人物也不断涌现。以往的科普只注重知识，而忽视了蕴含于知识和人物中文化层面的内涵；如果将科学看成是一种文化，从人文的角度介绍科学，就会让读者觉得可近而亲切、生动而诱人。因此，他尝试以“文汇视角”看待科学技术，让科普文章既姓“科”，又姓“文”。科学的人文性,首先体现在科学家,尤其是科学大师身上。他提出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方针，即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著名学者来上海，一定要尽量争取独家采访。这些专访，尤其突出他们的人格魅力，帮助读者走近科学大师，感染大师们的思想、精神风采。前几年，丁肇中教授来上海，姚诗煌对其作了专访，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我只做一件事情——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谈科研、人生、家庭》。几天后，丁教授再次来华，见到姚诗煌第一句话就说：姚先生，我告诉你，你写的文章，温家宝总理看到了，很赞赏。
多年来，姚诗煌与杨振宁、李政道、朱棣文以及钱学森、周光召等大师，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主编的版面和科技报道，已成为科学家和大众心灵沟通的一座桥梁。
引火烧身成被告
“星期日工程师”，指的是国有企业的专业工程技术人才，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害本单位技术、经济权益的前提下，为其他企业提供无偿或有偿的技术服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星期日工程师”曾风靡一时，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某大厂工程师郑鸿坚（老劳模），被市郊的乡镇企业请去，连续三年的星期天都没休息，企业给了他2万元的报酬。就因此事，法院认定这名工程师“受贿”，被开除党籍不算，还给判刑两年。工程师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下来，虽推翻了原判，但仍定性为“牟利”。郑工程师深感冤枉，找到了为人正直，敢干维护科技工作者权益的大记者姚诗煌。工程师的遭遇触动了姚诗煌，他走访了很多人了解情况，证明这名工程师所说的不错。经过一番思考，他以《无罪•有罪•无罪的反思》为题，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反思性报道，希望对类似的“郑鸿坚事件”进行妥善处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报道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惊动中央有关部门派人来上海调查此事。结果不仅证明姚诗煌的报道没有错，而且也引起政府对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的重新思考，当然，郑鸿坚工程师得到了全面的平反。
没想到，屡为科技人员打抱不平的姚诗煌，还“引火烧身”，当了3年的被告呢。那是1986年，姚诗煌获知有一位从国外进修回来的女工程师，因为种种原因，在单位有劲使不上，甚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党中央正提出“尊重人才”，姚诗煌觉得此事有典型教育意义，在详细核实了情况后，于9月27日写了一篇报道——《李芳兰报国心如火“水中心”为何冷似冰》，副标题为“上海工业用水中心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如此迫害有用人才已引起社会各方面和市委领导的关注”。此事引起市里的重视，对该单位的班子进行了全面调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该单位被免职的一个领导成员，竟然以侵犯名誉之名将姚诗煌告上法庭，成为上海市新闻界第一例名誉侵犯案。
由于那时我国法律对名誉损害案的界定尚不明确，这场官司一拖就是3年。这件事牵涉到一次次与法官的谈话和数次的提交答辩，顶着当被告，对姚诗煌造成了精神的巨大压力和烦恼，但是支持姚诗煌的人很多，科技界、工业界和律师界诸多部门、单位的人员主动帮他搜集证据，这一切给他极大的鼓舞。终于在开庭的那一天，当着这众多的证据，对方不得不当场撤诉。
圆了青年时的梦
姚诗煌搞了一辈子科普，而对于科普的兴趣，源于对科学的兴趣。他虽然是学文科的，但从小对科学有兴趣，尤其对于宇宙空间充满了好奇心。班上同学给他起了个“天文学家”的外号。进初中后，学校组织课外兴趣小组，他报名参加了气象小组。每当大家议论说我们的天气预报正确时，他充满了兴奋和自豪。直至临近高中毕业，他一直都在做着“科学梦”。记得高中毕业作文考试的题目是“五年以后……”，我描述自己五年以后，是在青藏高原的一个气象观测站，每天面对苍穹，与风云作伴。结果这篇作文被评为优秀，刊登在学校的壁报上。
其实姚诗煌那时更憧憬的是当物理学家。可是他的愿望没有能实现。
那是1962年6月，台湾的蒋介石利用我们的三年困难时期，准备反攻大陆，国家进入紧急战备，动员城市适龄青年参军，包括了准备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于是，他放下了书本、放下了当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的愿望，穿上军装，离开了上海。
“投笔从戎”或是“弃科从戎”之后，姚诗煌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科学的追求。或许，正是这种人生的曲折、心愿的失落，更加深了他的“科学情结”，促使他在后来有机会成为科普战线的一兵时（补充事例），他边学边干从未松懈过。当年去采访水稻专家袁隆平时，他就是带着厚厚一叠书上的火车，等到了湖南，有关杂交水稻的子丑寅卯他已经相当熟悉了。凭借这股子钻劲，他积累了广泛的科学知识，从各门学科的知识到科学学、科学史、科学哲学，几乎都有涉猎，对科学家的话语系统越来越熟悉，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每每在采访科学家时能与采访对象双向交流，跨学科地纵横沟通。按他自己的话说，在科技领域可勉强算个“杂家”了。日积月累，姚诗煌的科普文章和科技报道都越来越出彩，精品连连，多次在全国和上海获奖。1999年，他与时任上海天文台台长赵君亮教授，就外星人、黑洞、大爆炸、宇宙学等等，进行了一次科普对话，撰写《宇宙，一个亘古之谜》在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被评为该刊最受读者喜爱的十篇文章之一。
宣传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宣传科学家的感人事迹，是一个科技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姚诗煌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1985年，他怀着一股悲痛和惋惜的心情写气垫船女专家华怡的长篇通讯，以她那平凡中显着科研道德和对工作精益求精的“华怡精神”，像惊雷，像春风从她生前工作的中国船舶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八研究所迅速传到科技界，传遍上海各个角落，又传遍全国。当天报亭上文汇报全被售完。1990年，他采访宝钢副总工程师曾乐，在宝钢住了一个星期，以便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观察这位“焊神”。回来后，他以《“焊神”的奉献》为题，写了一篇长篇通讯，之后，全市掀起了一股学习曾乐的热潮。
今天，作为一名科学记者和科普作家，他终于同时圆了青年时代的两个梦──科学与写作，这常常使他不胜感慨。虽说人生不是梦，但人生又能得于梦。
科学记者皆作家
当前，科技事件越来越频繁地成为新闻热点，这就使得科技报道、科学普及，越来越成为媒体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大众媒体的编辑记者，极大多数是文科出身，对科学技术缺乏基本的了解，面临重大的科学技术事件发生时，往往因缺乏知识的储备而难以充分应对，至于在报道和文章中出现科学上的失误和差错，更是屡见不鲜。许多媒体都感到了缺乏既懂得新闻、又懂得科普的人才。身为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理事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的姚诗煌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科技记者要懂得科普，能成为科普作家。他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理由：
一是有利于报道好科学事件、科学新闻。科学记者在国际上己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许多人具有自然科学的专业基础，而我们目前的科学记者队伍，多数还是文科基础，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缺乏专业科学基础的科学记者，至少应该在科普层面上，掌握一定的知识、达到一定的程度和水平。这样，就有利于把握好科技报道的份量和内容，能够辨别一些在科学性上有问题的事件，不致于在我们的科技新闻报道中出现传播违背科学的内容，甚至于传播假科学、伪科学。
二是有利于将科技报道写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贴近读者、亲近读者。我们应该提倡，以写科普作品的要求，写好科技报道中的科学内容，增加科技报道的可读性、知识性。最近几年，上海媒体中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记者，尤其是不少年轻的女记者，她们将科技报道写得生动活泼，使原来沉闷、枯燥的科技新闻改变了面貌，为科技报道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生气。分析她们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她们运用了许多科普的方法，有故事、有情节，将深奥的科技世界，活龙活现地展现在普通读者面前。她们己具有了成为科普作家的基础，有的很有希望成为优秀的科普作家。
三是壮大和发展科普作家队伍的需要。现在，从全国到地方，科普作家队伍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存在着青黄不接的现状，需要年轻的接班人。而我们科学记者队伍中大多数是年轻有为的，我们对这支队伍寄以很高的期望，这就要求他们以科普作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争取早日成为上海科普作家队伍中的一员。从科学记者中培养和形成一支科普创作力量，也是发展科普作家队伍的需要。其实，科学记者在科普创作领域中凭借自己的优势，利用自己具有的采访条件，可以写出有特色的科普作品。
播报春天的事业
改革开放30年，正是姚诗煌从事科普新闻工作的30年。尽管这30年间，科普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许多曲折。改革开放使科普充满了创新的活力，尤其是通过科学思想、科学理念的传播，起到了一种思想先驱者的作用，使科普成为一项报播春天的事业。
最能反映这一变化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上海科技节。科技节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参与面广泛，每次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市民参加各种科普活动，各个媒体进行多角度的详细报道，使上海充满科学氛围，这在世界各大城市中，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作为一名科技新闻工作者，姚诗煌参加了多次科技节主题的策划，并全力投入了每次科技节的宣传报道，深感到科技节从一片热热闹闹，上升到传播科学理念的层面，其产生的影响，更为久远。这也启发我们，科普不能仅停留于知识、技术的普及，更重要的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他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发展中所产生的许多新观念、新理念，是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重要的意义。姚诗煌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科普发挥的这一重要作用，更倍感从事科普事业的光荣、使命的崇高。他现在尽管人己退休，但仍在《科学》杂志、《上海科技报》、东方网等媒体上，撰写科学思想评论。他坚定地说：“从事科学思想、科学文化的普及，将是我终生的事业和追求。”
（作者：李正兴，系原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原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现为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