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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真的是科学史啦
——读《剑桥科学史》第四卷
□江晓原 ■刘兵
《剑桥科学史》第四卷（十八世纪科学），罗伊·波特主编，方在庆主译，
大象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定价：298元。
□负有盛名的《剑桥科学史》，正由大象出版社次第出版它的中译本，这在我们浮躁奔竞的今天，真正是太难得了。我们在前年的这个专栏（2008年7月11日本版）曾经谈过它最先出版的第七卷，不过那一卷实在是非常奇特——事实上它根本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史，而是所有我们国内习惯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的历史。这回出版的第四卷“18世纪科学”，才真正是科学史的内容。
这个第四卷由已经在2002年去世的罗伊·波特主编——他本人生前未能看到这一卷的出版。本卷共分为5个部分，连同主编写的导言，共计36章，由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的36位学者共同撰写，基本上是每人写一章。中译本的翻译，也是数十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一卷给我的印象是，至少在结构上具有相当广阔的人文视野，例如，除了这个世纪科学上的各方面进展当然被讨论之外，诸如期刊、耶稣会士、占星术、炼金术、性别化的知识等等，也都纳入了论述的范围。这就远非我们国内以前习惯的那种“就科学史论科学史”的科学史写法。
□我想这第四卷恰到好处地成为这部巨著的一个标本，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谈一谈。有一个问题，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一直认为那种由几十个人一起写成的书，质量难以保证，风格也不易一致——或者说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主编再怎样辛勤统稿，终究众口难调。但是现代的学术的发展，又似乎已经到了大型学术工程都必须多人合作的地步，剑桥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史书，比如《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多卷本的《剑桥中国史》等等，都是这样写成的。即以这《剑桥科学史》第四卷为例，各章出自各人之手，非但风格不一，连思想立场也互有参差。对此你怎么看？你估计，此书的中国读者们又会怎么看？
■你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让我们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科学史的奠基人萨顿，以一人之力独写《科学史导论》，一直写成了厚厚的3卷5册，最后，也只写到了1400年。但那却充满了浓厚的个人创作色彩，以至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或一批学者将它继续写下去。同时，这也表现出了一个人的力量的有限。
如今，随着各门学科以及学科中不同研究方向上多年的研究和积累，知识更加分化，个人更难把握多个领域中从历史到最前沿的最重要的知识，这样的篇幅宏大的“通史”性著作也就都成了由各领域专家各写各研究领域章节的模式。当然，你说的那些问题，如风格不一等，也确实是问题，但恐怕又只能如此。人们只能在两难中选择，显然，国外的学者们选择了前者，并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除了篇幅有限的教科书和普及性作品之外，已经几乎不再有人只以个人之力来撰写那种真正追求学术性的多卷通史巨著了。
□不过关于这种多人合作成书的做法，我还是颇有保留。尽管我也承认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如此，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果可能的话，我认为还是一人独撰为好——我往往对这样的书怀有更大的敬意。
让我们在这次的《剑桥科学史》第四卷中，看一个例子。
本书第四部分“非西方传统”中，为中国和日本各安排了一章。“中国”章的作者是冯客，“日本”章的作者是中山茂。结果我们看到什么光景呢？首先，“中国”章的篇幅是8页，“日本”章的篇幅是16页，这当然不能解读为“日本在18世纪的科学比中国同一时期重要一倍”，也许可以将此事解释为“冯客和中山茂的写作风格不同”，比如说冯简洁而中山繁复。但是，对于“中国”章中多次出现的硬伤，就不能用“风格”的理由来解释了。中译者已经在译注中非常细心地替作者纠正了几处硬伤，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作者居然将西晋的杜预当成公元前的人物，而且还“正确”地将杜预的生卒年“公元222～284”倒置成“公元前284～前222”。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许问题出在作者的选择上。我们知道中山茂是科学史界的前辈权威，由他来写一章日本的18世纪科学史可以说是出色当行，而冯客（书中作者简介又写成“冯克”）作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任、医学史高级讲师”，请他来写这一章是不是有点勉为其难了？
所以结论是：多人合作成书，“找对每个人”这一点极其重要，但往往又很难。
■也就是说，你对于多人合作成书，既肯定又有所保留。我当然同意“找对每一个人”这一点，但我还可以说，这在原则上仍然还是可能的，找不对人那只是在操作上的失误。否则，仅以一人之力来写这样的著作，由于个人知识的限制，在学术上可能结果更差。还有一点可比的是，在国内，特别是在编写有些教材和“项目书”时，也经常是多人合作，但那出发点，却只是更多地服从于单位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专长，因而也就不存在“找对每人个”的问题，只是要“找对每个合作单位”就行了。
最后回来谈几句这本科学史吧。其实，对这样一本厚重的多卷本科学通史中的一卷断代史，要想在这里有限的篇幅中，面面俱到地讨论书中所有的优缺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有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即随着这部反映了科学史国际前沿研究观点和水平的多卷本科学史中译本的出版，必将给我们的国际科学史研究带来重要的促进和可以预见的积极影响。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3-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