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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留给我的“财富”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
他们过自己选择的人生
我38岁那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读研究生。在学院的图书馆前，我看到奠基石碑上刻着图书馆建立的时间：1966年。注视着这个年份，我心里顿生感慨：我来晚了！如果爸爸不回国，我可能18岁就进入这个图书馆的大门了，早20年入学，我是不是会比现在优秀一点呢？
只是人生没有如果。30岁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看着我考试时感慨，如果再有半小时时间，钱永刚就是100分。我紧赶慢赶，还是有一道题来不及做，而做出来的，几乎全对。我只能苦笑，脑子没年轻时那么快了，大好年华都给了那个“内乱”的年代。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紧赶慢赶。一直很努力。
我从未对父母说起过自己那一闪而过的感慨，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对于回国的决定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而且，之后爸爸再也没有踏过那片土地，因为当年回国前，美国当局曾以钱学森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为由，将他拘留，并软禁了整整五年。我爸爸说，美国人不跟我道歉，再也不登上美国的国土。
1955年9月17日，我爸爸带着全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那一年，我6岁，妹妹5岁。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后面的意义和曲折都是长大懂事了才知道的。其实对我妈妈来说，也是丈夫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我外公蒋百里三十多岁就是少将，和我祖父钱均夫是知交。早年两家关系就很好，爸爸妈妈小时候一起玩耍时，曾共唱过一曲《燕双飞》，两人的缘分早已注定。
他们俩走到一起的时候，一个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一个是世界女高音比赛的第一名。我妈妈当时在欧洲求学10年刚回国，我爸爸一句话，跟我去美国吧，她就把命运交给了他。
他们的结合被称为“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多年后，我妈妈回忆起在美国的往事曾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而我爸爸则一直感谢妈妈带他认识了“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其中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思维方法，“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更宽一点、活一点”。
有人说我妈妈为我爸爸做出了牺牲，我知道她不是的，她做的就是一件他喜欢，她也喜欢的事。
她当妻子，丈夫爱她；她当母亲，孩子们热爱她；她的事业也做得很漂亮。懂行的都知道，一个声乐教育家，培养一个声部的学生获奖已经不易，但她从男高音、男中音到女高音、女中音，四个声部都有学生在国际上获奖。
2009年10月31日，爸爸走了，享年98岁。妈妈是一个节制的人，从不会大哭，但吊唁那段时间，她的耳朵听不见了，腿摇摇晃晃站不住——他们共度了62年，他们的生命早已水乳交融。2012年2月5日，不到三年的时间，妈妈也随爸爸而去。他们的离去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我觉得他们这辈子挺值的，他们过自己选择的人生，他们的快乐是那样真实。
两人有一种不被金钱约束的默契
人们评价我妈妈，最常用的词是：才华横溢，美貌绝伦。她的学生形容她说：大街上行走着一万个人，一眼就能认出哪个是蒋英。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在钱学森传记中则这样描述：“她见多识广、美丽大方，加上一副好歌喉，加州理工学院优秀的男性全对她着迷不已，他们甚至说，我们全都爱上了钱太太！”
作为孩子，我对妈妈的漂亮并没什么概念，但我知道妈妈对着装非常注意，穿衣服很注意搭配，普通衣服经她一配，穿出来就是比别人好看。我成年后，她还总数落我，你这衬衫颜色不对，瞧你这身，都不配。我赶紧说，那指教。于是她会告诉我，什么上衣配什么裤子，什么衬衣搭什么外套。
她和爸爸都出身名门，两人有一种不被金钱约束的默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妈妈要么不花钱，只要花钱，还是带着大户人家的做派——买东西从来不会讨价还价，人家要多少她给多少；所有东西一定要买最好的，无论是给我们买糖果还是买衣服。
她教学生一辈子没收过钱，对此，爸爸的说法是：学生哪有钱啊，向学生要钱的老师，我看不是好老师！
有了爸爸的支持，妈妈给学生“倒贴钱”更没有顾虑。
1979年，妈妈的学生傅海静到英国参加一个声乐比赛，我妈妈给了他300元，说，你拿着，去置一身西服，买双鞋。歌要唱得好，形象也要注意嘛！
上个世纪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无伴奏合唱团到北京演出，因为演出效果不理想，住宿费都付不起，最后连返程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我妈妈不知道怎么听说了，把我叫去，说，你今天给我办个事，去银行取1200元钱送到学校。那个年代，1200元是多大一笔数目啊！当时还没有100元的钞票，最大面额就是10元。我从来没有在身上揣过这么多钱，骑车在路上那个提心吊胆啊，生怕碰见歹徒把钱给抢了。记得走到一个路口，我停下来等红灯，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我肩膀一下，我吓得魂飞魄散，回头一看，还好，是我初中一个同学。总算把钱送到音乐学院交给我妈妈，我心里才踏实下来。
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每次妈妈跟爸爸说起，这个月的钱都花给哪个学生哪个学生了，我爸爸就说，好！你做得对！
后来，我去美国读书，她拼尽全力也只给我攒了200美元，去机场送走我，她赶紧给她美国的学生打电话：永刚去了，帮一帮他。
他们不在乎金钱不在乎名利，对组织上给的任何好处，他们的反应都是“拿走拿走”。我妈妈在音乐学院退休的时候，还只是四级教授。之前学校要给她升级，她都是说，别给我，给别人吧。
他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有分寸，喜怒不形于色。再高兴妈妈都不会哈哈大笑，再大的事情也只是淡淡一说，从不会絮絮叨叨。那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经常把我爸爸叫去，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多大的事啊，我爸爸却几乎不提，他从心底里觉得这没什么可骄傲的。
我一再说，我很佩服他们，我经常反思，自己能不能做到宠辱不惊？我后来去外地当兵，因为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入党一拖再拖，当时非常郁闷，但回家见到妈妈，立刻被她的淡定感染，也就简单说了两句。
我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几年后回国，看到爹妈老了，家中墙皮掉落，已显破败。而从事音乐教育的妹妹已经定居美国，我知道我必须回来照顾父母，因为他们有任何困难都不会向组织提要求。
很多了解他们的人说，你的父母简直是圣人。我说不只是他们，他们那一代人都这样,都很爱国，淡泊名利，一旦国家有需要，自己的一切全能放下。
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
在今年4月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我妈妈的追思会上，我曾说，爸爸妈妈走到一起后，发现彼此认同的地方就更多了：都有对文化的爱；都有对科学技术对今天社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对于教育、教育子女都有非常一致的做法。
他们自己非常优秀，但对孩子的分数从不苛求。我小时候的成绩单并不漂亮，总有几个4分，他们看了，只是笑笑，从来不说，你再努把力，考个满分。他们知道丢个一分半分很正常，硬让孩子吭哧出个满分来，太累。他们也没有教育过我要多读书，但我爸爸有空就念书，夏天没空调，他一边打着扇子一边看。这一切我从小看在眼里，小学二年级就认识几百个汉字，天天抱着大部头小说看，看不懂也硬看。妈妈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多买一些孩子愿意看的书。妈妈回来高兴地说，老师夸你爱读书。后来我每次问她要零花钱，她都给得很痛快，有时候甚至还多给一些。她知道我不会乱花，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书了。
我记得上初一那年，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看看你的成绩单，有什么问题？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老师说，这就是你的问题，对自己要求不高，像你这个条件，应该消灭4分，全拿5分。
吃晚饭的时候，我跟爸爸说起这个事，他一句话没说，呵呵一乐，走了。
尽管那年期末考试我真的全拿了5分，但觉得自己亏大发了，少读多少课外书啊。
《十万个为什么》刚出版的时候，有一年暑假，爸爸说话了：一天看70页，有不明白的就攒着，我有空你问我。
平时他们工作忙，没有太多精力管孩子，难得这么明确地提出要求，我像得了令一样天天埋头苦读。头一天看70页还挺紧张，因为毕竟不是小说，一天要读十几、二十几个问题，看懂还真不容易。但我硬着头皮往下看。爸爸也不检查，到周末难得有点时间，他会问，有什么问题吗？我赶紧把做了标记的问题提出来。
那时候读书，不像今天这么功利，既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也不是为学习写作方法，一切凭兴趣，读就读了，天晓得有什么用。爸爸妈妈都认为学问是一种积累，要持之以恒，不能功利不能着急，积累到一定份儿上，你不想让它起作用都不成。我爸爸自己就是这么学成的，他不是天才，从没有跳过级。一年一年的书读下来，直到念博士，所有的积累终于将他的创造性彻底打开。
最近10年，我一直参与建设“钱学森图书馆”。我从小喜欢理工科，大学学的是工科。但是图书馆建设会用到很多文科方面的知识，包括外形设计，陈列大纲的拟定，解说员的解说词，各种活动的发言稿……大家认为我还能胜任，而且很多跟我聊天的人也觉得我知道的比较多，这都是缘于当年读课外书潜移默化的积累。
所以我对书始终有着很特别的感情。“文革”中停课闹革命，很多同学一听不念书了，烧的烧撕的撕，把课本全毁了。我却找了个旅行袋，把所有的书、作业、笔记装了一大包，骑着自行车驮回了家。后来我还为此受到了同学们的批判，说我对书的感情这么深，是受修正主义的毒害。
尽管我没有当成大科学家，没有当成像我妈妈那样有名的教授，但父母给我的影响让我一生受用。
李必光 博客转载
2013-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