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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上海电影博物馆开张了，便带着孙子、孙女去参观。他俩爱看电影，所以对上海电影博物馆饶有兴味。我呢？走进那里，却勾起18年电影生涯的诸多回忆……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来到电影厂工作，在摄制组当场记。场记，是学习导演工作的第一步，借以熟悉电影的摄制。电影厂的“规矩”是由场记而助理导演而副导演、导演。一到摄制组，我就领到场记必备的“三件宝”，即小黑板、秒表和场记单。小黑板叫“拍板”。导演教我如何做场记：
一是每拍一个镜头，场记必须在“拍板”上写明是第几镜，第几次拍摄。摄影师每拍一个镜头，必须先拍“拍板”。这样，电影胶片到了洗印厂，一印出来，就知道这是什么影片第几镜第几次拍摄；二是摄影师一开摄影机，场记就得摁下秒表，关机时则关上秒表，以记录拍摄时间。电影摄影机每秒钟拍24张画面，相当于消耗一英尺胶片；三是每拍一个镜头，场记要像售货员开发票似的，填写一式三份场记单。场记单上要写明剧名、拍摄时间、镜号、内容、拍摄次数、长度等等。这一式三份，一份随胶片送往冲印厂，一份交给摄影助理，一份存底。
记得，每拍完一个镜头，导演总是挨个儿问：“好不好？好不好？”就连我这个新来乍到的场记，也要问。仿佛非常“民主”，善于倾听摄制组每一个成员的意见。后来，摄影师悄然告诉我：“导演问你好不好，就一定要回答说：‘好！’”经过摄影助理向我“解释”，我这才明白：每一个镜头，导演总希望多拍几次，以便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一次，用在影片里。可是，要想重拍，总要找个理由。导演不便于自己说，于是他逐一向摄制组成员询问“好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他马上说“再来一次”。
我发现，导演总是把“再拍一次”的镜头，称之为“NG”。 起初，我不明白这“NG”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No good”的缩写，“不好”之意。
摄影师呢，当然希望拍好每一个镜头，有机会重拍一次，固然不错。不过，电影胶片很贵。为了节约胶片，电影制片厂对“耗片比”作了很严格的规定。所谓“耗片比”，就是拍摄成功的镜头长度和消耗的胶片长度之比。当时规定的“耗片比”，有时候只有“1：1.75”。也就是说，拍成功1000英尺的镜头，只给你1750英尺的胶片。“耗片比”超过了，就得扣摄影师的奖金。正因为这样，摄影师在拍每一个镜头之前，都仔仔细细，生怕浪费胶片，尽量避免“NG”。
摄影师也抓我的“差”，叫我帮助他看“光影”。所谓“光影”，是指一个光源之下，被拍物体只能有一个影子。拍电影的时候，灯很多，光线分为主光、辅光、侧光、顶光、背景光，可是只许主光方向产生影子。平常在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刻意关注过影子问题。到了拍摄现场，老是要看有几个影子。特别是在看样片的时候，如果看到两个影子或者三个影子，便大声叫起来：“影子！影子！”于是那个镜头只得重拍。当然，如今拍电影，似乎已经不那么讲究了，光影混乱的镜头，比比皆是。好在观众只注意戏，并不注意有几个影子。我在摄制组受过“训练”，见到光影混乱，总感到不舒服──只是没有大声叫起来：“影子！影子！”
刚到摄制组，什么都干。比如，帮助摄影助理用皮尺测量摄影机到被摄物的距离，这叫“拉皮尺”；拍摄推拉镜头的时候，要不断改变摄影机的焦距，这叫“跟焦点”，我也帮着“跟焦点”以至“跟光圈”。
跟录音师在一起，也十分有趣：每到一地，录音师总是用他那特殊的耳朵谛听着。比如，在选外景的时候，导演和摄影师选中一个景点，表示十分满意，录音师却摇头，说此地蝉鸣太响或者蛙声太吵──在平时，我根本没注意什么蝉鸣或者蛙声，而录音师出于职业习惯，每到一地，首先要侧耳听声。凡是杂音太多的地方，他总是摇头。样片冲洗出来了，只有摄影符合标准，曝光准确、焦点不虚，洗印厂才给粉红色的“红单子”。如果圆铁片盒里放着白单子──用电影厂里的“行话”来说，那叫“报丧单”。见到“报丧单”，摄影师的脸拉得老长，只能“NG”了。
（此文刊登于2013-11-03《新民晚报》B03版 星期天夜光杯/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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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博物馆里的星光大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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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叶永烈（戴眼镜者）在导演电影《驯兽》 | 手持电影摄影机的叶永烈在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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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永烈在1980年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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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