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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丹·布朗看成科幻作家如何？
我近年“亲近科幻”，对科幻就变得敏感起来，观览所及，常见科幻。我发现有些作家的作品，明明是地道的科幻，却一直没有被大家视为科幻作家；还有一些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科幻作家”的，有的作品中却很不科幻。看来一个作家是否被定位为“科幻作家”，未必完全依据他的作品。我们国内有不少人将科幻视为低端、低幼、小儿科的东西，要是国外作家本人或他的出版商也有类似观念，或许他们也会不愿意自居科幻。
丹·布朗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的六部小说按照出版年份依次是：《数字城堡》（1998）、《天使与魔鬼》（2000）、《骗局》（2001）、《达·芬奇密码》（2003）、《失落的秘符》（2009）和《地狱》（2013）。其中除了名头最大的《达·芬奇密码》是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出品，其余五部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五部小说都可以算完全够格、甚至是很地道的科幻小说：
《数字城堡》简直就是前不久斯诺登所揭露的美国“棱镜门”的预告版。互联网对公众隐私的侵犯问题，是许多科幻作品的常见主题之一。
《天使与魔鬼》以物理学中的“反物质”研究为包装，讨论今天人类的科学发展是不是太快、会不会过头的问题，以及宗教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扮演何种角色。
《骗局》假想了NASA因虚耗国帑难以向政府和公众交代，遂制造惊天骗局的故事。和1978年的好莱坞科幻影片《摩羯星一号》（Capricorn One）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失落的秘符》神秘主义色彩较浓，所谓“人可以成为神”这样一个命题，其实就是西方科幻作品中常见的关于“超能力”问题的有关思考。
《地狱》——正是本文下面要讨论的。
但是丹·布朗从未被中国人当成科幻作家。非常有趣的是，据说《达·芬奇密码》的销售量超过了其余四部之和（《地狱》的销售刚刚开始，当然无法计入）。可见科幻作品哪怕“隐瞒身份”之后，还是难免相对小众。
《神曲》做罩袍：文艺范，高大上
先声明一句，我本人对于“剧透”完全免疫，故自己写书评影评时，但凭行文需要，对“剧透”也从不避忌。因此如有极热爱丹·布朗同时又对“剧透”过敏的读者，建议不要阅读本文以下部分——直至结尾。
《地狱》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一个生物遗传学方面的狂热天才佐布里斯特，认为现今人类世界许许多多问题的总根源是人口过剩，遂高调招募信徒，要用生物学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人们推测他的“生物学手段”很可能意味着大规模人口死亡，他当然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受到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不料佐布里斯特棋高一着，最终还是成功实施了他的计划。
这样一个“纯科幻”的故事，又能有罗伯特·兰登教授什么事呢？那是因为偏偏这个佐布里斯特又有着极度病态的美学追求，他竭力要在实施计划时做得极富仪式感、神圣感，要让后人充分认识到他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石破天惊万古不灭——最好是将他本人看成上帝再临人世。而他的灵感源泉就是但丁的《神曲·地狱篇》。
《神曲》是西方文学殿堂中的无上经典，而且它也可以和“科学”扯上关系，例如根据《神曲·天堂篇》来讨论中世纪的宇宙观念之类。虽然“地狱”暂时还没有被扯上这样的关系，但它可以提供浓厚的宗教和神秘主义色彩，这样一来兰登教授和他那一肚子“符号学”就大有用武之地啦。所以《神曲》是丹·布朗披在这个“纯科幻”故事身上的一件华丽罩袍。用严锋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件“文艺范，高大上”的罩袍。
罗伯特·兰登迄今已是丹·布朗四部小说中的主角，这四部小说分别以四座名城作为主要故事场景：《天使与魔鬼》中是罗马，《达·芬奇密码》中是巴黎，《失落的秘符》中是华盛顿，《地狱》中是佛罗伦萨——既然选定但丁的《神曲》作罩袍，那就注定要在佛罗伦萨了。兰登总是对这些名城中的每一处历史建筑了如指掌，甚至熟悉那些古老建筑中每一处罕为人知的密室和暗道。这当然是因为丹·布朗写作前对那座城市做足了功课。难怪他平均要三年才完成一部“罗伯特·兰登系列”。
《地狱》设想的人口过剩问题解决方案
丹·布朗最初被引入中国的小说是《达·芬奇密码》，最畅销也是这一部，但在我“科幻有色眼镜”的不无偏见的标尺衡量之下，《达·芬奇密码》却黯然失色，真正让我开始对丹·布朗另眼相看的是他的《天使与魔鬼》。因为他在这个科幻故事中展示了相当深刻的思想，特别是靠近结尾处，教皇内侍的那段长篇独白（在小说中长达十几页），简直就是一篇反科学主义纲领下的科学社会学或科学伦理学论文！
丹·布朗的小说已有两部拍成电影，即《达·芬奇密码》和《天使与魔鬼》。拍成电影对小说销售当然有促进，但影片《天使与魔鬼》在我看来却乏善可陈，因为小说中的思想性在影片中未能得到充分表现。
而《地狱》虽然也未能免俗，它用《神曲》和但丁撩拨文学青年的心弦，用佛罗伦萨数不清的历史建筑、著名雕塑和绝世名画向旅游爱好者暗送秋波，但它仍然能够像一部合格的科幻小说那样，展现相当的思想深度。
地球人口过剩问题确实存在，《地狱》中佐布里斯特将当代的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乃至更多的问题都归咎于人口过剩，也能在相当程度上言之成理。但如何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它会在转瞬之间从人们想象中的“科学问题”转变为棘手的、甚至无解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
例如，如果承认人口过剩，那逻辑上必然要求减少人口，或降低人口增长。可是如何减少人口？让地球人口大规模死亡吗？佐布里斯特就鼓吹“黑死病带给欧洲的是文艺复兴”这样耸人听闻的论点，那让哪些人死亡？又有谁有权来决定别人的死亡呢？这立刻就成为无解的伦理问题。类似问题在科幻小说中早就有人讨论过，比如日本作家清凉院流水的《日本灭绝计划》、倪匡的《一个地方》等，都直接涉及了这个问题。
将问题从“人口死亡”转为“降低人口增长”，仍然无法从伦理死胡同中走出来。降低增长就要限制生育，但是哪些人应该被限制？哪些人又有权生育更多的子女？再往下想，连当年纳粹德国的“优生学”都悄悄探出了脑袋，反动啊……
到这里，我不得不同意给丹·布朗同学的《地狱》试卷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他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佐布里斯特搞出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对人“无害”，只会让人丧失生育能力。而且佐布里斯特最终阴谋得逞——当小说中的英雄美人们九死一生找到病毒源头，连佐布里斯特的帮凶们也全都改邪归正时，却发现该病毒已经有效扩散到了全世界！
那人类不就要灭绝了吗？幸好不会，因为这种病毒只会随机地使三分之一的宿主丧失生育能力。也就是说：佐布里斯特用非法手段“改造了人类这个物种”，使该物种的总体繁殖能力下降了三分之一。
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们最终感觉这个结果可能是可接受的。随机抽选三分之一，至少从形式上绕开了“哪些人应该被限制生育”这个伦理难题。而佐布里斯特的行为被界定为非法，则让丹·布朗自己逃脱了“谁有权改造人类”的道德拷问。
（载《新发现》2014年第2期）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4-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