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测试之前世今生(江晓原)
[2014-06-02 16: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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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测试不纯洁的血统

  在国外流行多年的智商测试,前些年在中国的情形似乎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美国,入学、求职之类的事情,都可能面临智商测试,所以五花八门的“智商培训”之类的“班”在美国也很多。而在中国的许多杂志上,类似的测试虽然也经常可见,不过那通常还只是让读者做着玩玩的,不会当真影响一个人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好像也还较少见到“智商培训”之类的玩意。但智商测试近年已经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媒体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报导:小伙子将智商测试成绩作为向女友求婚的“新三件”之一。有些苦于孩子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家长,也会忧心忡忡地带着孩子去做智商测试。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又很快要完成“与国际接轨”了。
  追根溯源,智商测试已有百余年历史,不过它的“血统”却是不大纯洁,甚至还隐隐透出某些邪恶的色彩。
  智商测试的理论发端于高尔顿(Francis Galton),此人是达尔文的表兄,但他的名字主要是和后来被普遍认为“政治不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联系在一起。1869年高尔顿出版《天赋遗传》(Hereditary Genius)一书,主张人的才能可以遗传。在1884年的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搞了一个摊位,打出“人体测量实验室”的招牌,替人进行测量和测试,据说颇受欢迎,有的人还主动付钱给他,这或许可以视为现代智商测试的嚆矢。事实上,智商测试与优生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尔顿晚年正值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他仍孜孜不倦地在各种公开场合演讲并发表文章,继续鼓吹优生学。他的学说也得到过若干名流的赞同和欣赏,例如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著名剧作家萧伯纳(G. Bernard Shaw)等等。
  19、20世纪之交,法国人宾尼特(Alfred Binet)成为现代智力测试的奠基者。19世纪80年代晚期,宾尼特研究他两个未满5岁的女儿,发表了三篇文章,成为智力测试领域的奠基性文献。宾尼特对人的智力进行分等,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的需要——例如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当局急需甄别申请入境的移民是否“弱智”。所以智力测试的理论虽然发端于英国人,奠基于法国人,但它却在新大陆最先找到了大行其道的土壤。戈达德(H. H. Goddard)在美国大力推行宾尼特的方法,美国的公立学校从1910年开始对学生应用智力测试,这似乎象征着智力测试开始获得正式地位。 

    智商测试的伦理问题和理论缺陷

  智商测试必然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而且难以解决。例如,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都曾经有过允许对白痴或“智障者”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法律。纳粹1933年在德国掌权之后,很快颁布了《预防遗传性疾病扩散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Offspring with Hereditary Diseases)。该法完全就是美国优生学家劳克林(H. Laughlin)提出的绝育法的翻版,劳克林为此沾沾自喜地表示:“德国该法律的文本与美国绝育法范本几乎一模一样。”此后纳粹德国变本加厉地推行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纳粹当局在第三帝国的领土内对40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这比在其他所有国家中完成的同类手术总数还多。这种对“智障者”强制绝育的法律和政策,很容易引导到对智商测试本身的质疑:凭什么可以判定一个人是“智障”?
  其实智商测试作为一门所谓的“科学”,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论上的致命问题。早在1912年的《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上,已经有人写文章指出:无论是戈达德还是智力测试的其他奠基者,都没有思考过这个致命问题:如何定义“智力”?——如果对测试的对象没有定义,测试还有什么合理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个致命的理论问题,智商测试的先驱宾尼特本人心知肚明,他曾写道:“如何定义智力是个可怕而复杂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避免触及它。”而为智力测试辩护的人则宣称:要求在测试智力之前先对“智力”作出完整的定义,这是“不讲道理”,因为“在完全认识电流之前很久,人类已经在测定它了”。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辩解其实难以成立,人类在“完全认识电流”之前的测定,并不清楚自己是在测定电流——可能有点像哥伦布当年并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美洲新大陆那样,可是宾尼特等人却是明明白白宣称自己在测试的就是“智力”。 

    如何看待现今的智商测试?

  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本来,即使智商测试真的是“客观的”、“科学的”,应用时也必然带来伦理道德问题。例如智力测试与优生学捆绑在一起,为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而一旦认识到智商测试本身就是不严谨不“科学”的,那应用它时的伦理道德问题立刻就更为严重起来了。
  这使我想起前几年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蒋功成教授,他曾在论文的初稿中写过这样两句我非常欣赏的话:“有政治上正确的伪科学,也有政治上不正确的真科学”。可惜他在定稿中却删去了这两句话。如果要玩弄概念组合的游戏,我们当然还可以补充另外两句:“有政治上正确的真科学,也有政治上不正确的伪科学”,这样就全面了。套用上述概念组合游戏,那么智商测试即使是“真科学”,应用起来也很容易陷入政治上不正确的状况,而倘若它其实是伪科学,那就更容易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伪科学”了。
  如上所述,智商测试很难说是科学,更不是“精密科学”,如果将它归入“伪科学”之列,应该也不算太冤枉它。但如将此事彻底视为骗局,则又失之简单了。对于它在今天的流行,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
  只要社会处于资源相对短缺的状态中——人类社会至今仍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社会就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筛选机制,来帮助实施对有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举例来说,现代教育就是这样的筛选机制之一。为何发达社会总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学历社会?就是因为现代教育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已经背离了“塑造人格”、“培养技能”等等的教育初衷,而演变成为进行“公平”筛选的机制。学校中为何要学许多在进入社会之后完全“无用”的知识?为何要考许多纯粹“整人”的题目?其实这些知识和题目并非完全无用,它们的实际用处,就是让一部分学生不及格或考不上,这样就可以帮助实施有限社会资源(比如中国当下的“985高校”录取名额)的相对比较公正的分配。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之后,再来看一个世纪以来日益流行的智商测试,就不难套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哲学命题了。经过高尔顿、宾尼特、戈达德……等人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智商测试打造成一门“科学”,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于是智商测试实际上就成为又一个相对“公平”的筛选机制。它和作为主要筛选机制的现代教育相伴而行,作为“教育筛选”的辅助手段,确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并不存在于它自身理论所宣称的意义上。

    (载《新发现》2014年第5期)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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