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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上海之春”（一）
早晨，我驱车从南北高架经过延安路立交进入延安路高架前，有一段匝道需要缓慢地行驶，让我有机会看到沿匝道的灯柱上挂着“第3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广告条幅，启示我又一届的《上海之春》音乐盛会正在进行之中。说实话，自从因为“文革”，“上海之春音乐舞蹈月”中断，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的名称替代，最终在2001年正式合并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一种说不清的原因，进入剧场观赏表演已经在我们这代人中成为渐行渐远的事情，我再也没有在“上海之春”期间进入音乐殿堂欣赏过音乐。电台、电视可能由于影响票房的经济原因，不会在音乐节期间对演出进行大量的现场直播。所以“上海之春”对于我一个酷爱音乐的乐迷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事物。但应该说，我对音乐的喜爱乃至对一代音乐家的记忆却是在文革前几届《上海之春》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和印象，而且《上海之春》还是我真正进入音乐圣殿的领路者。
与指挥家曹鹏的二位“千金”的邂逅聊指挥
前不久，我的一位忘年朋友张耀伟先生邀请我和上海铁路局老局长、著名桥梁专家张龙先生到他经营的一个文化沙龙作客，一个偶然机会，他那天同时邀请上海滩上一位深受人们尊敬，年逾九旬的指挥家曹鹏先生的二位“千金”——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总监曹小夏和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夏小曹前来商谈业务，使我们两个来自科技和文艺，所谓不同“圈子”里的人士坐到了一起，因为都是张耀伟先生的朋友，难免互相问好寒暄一番，并且需要寻找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闲聊。应该说，相比之下，二位音乐家在社会上的影响或者说知名度，可能更高些，因为她们拥有大量的乐迷。我与张局长毕竟都是一定社会阅历的老人，见到她们不可能像一般乐迷那样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惊喜，但总要有个合适的话题可以切入，进行沟通。于是她们的“老爷子”曹鹏就成了我谈论的第一个话题。我对她们讲，我可以说，是听着曹鹏先生指挥的音乐长大的。当年曹鹏先生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被媒体称为“青年指挥家”，而我则是一名14、15岁的青少年，在文化广场——一个可以容纳上万听众的场所举办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第一次看到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一首名叫《达姆，达姆》的几内亚乐曲和另一首朝鲜乐曲。他的指挥手法中经常带有一个指挥棒向上一挥的动作，与他的前辈黄贻钧、陆洪恩指挥手法比较平稳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风格，带有激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又看到过他指挥的交响音乐《沙家浜》。再后来不断在电视上看到他指挥大中学生组成的交响乐团，以及指导人们如何欣赏交响乐的片段至今。因此说，“上海之春”是我认识曹鹏先生的桥梁。二位音乐家听到我对她们父亲的真心实意的赞赏，自然心中感到欣慰，由此改变了第一次见面彼此比较拘束的场面。
从指挥家曹鹏，让我联想起当年活跃在上海音坛上各支乐团的一批与黄贻钧同辈的指挥家，按照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一般都是乐团中分管业务的副团长，而正团长往往都由具有革命经历的老干部担任，当然懂音乐的老干部当团长更合适。除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黄贻钧，还有上海合唱团的司徒汉、上海民族乐团的何无奇、上海管乐团的陈润生等，但知名度最高的指挥家当数上影乐团的陈传熙，因为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的观众数，远远超过了进入音乐厅听音乐的乐迷，电影开始介绍演职人员名单的最后一项就是配乐乐团和指挥，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长影乐团指挥尹升山也能享有陈传熙同等的“待遇”。当时上海的音乐团体并不多，除了上述乐团，还有上海歌剧院、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等，他们附有伴奏性质小乐队。为芭蕾舞《白毛女》伴奏的乐团还只是上海舞蹈学校编制的附设机构，其指挥陈燮阳、樊承武还只是音乐学院毕业不久的小青年。即使是拥有不少指挥教育家的上海音乐学院，平时并没有常设乐团，只是在有重大演出任务时，才会临时组建一支由师生组成兼有合唱和管弦乐的乐队。（2014.05.16 微博）
我心目中的“上海之春”（二）
当年的年轻音乐工作者都成了上海乐坛的台柱
与二位曹家小姐聊过了老一代的指挥家，又把话题转到了其他音乐家。前一天，著名小提琴家郑石生教授刚刚去世，他与夏小曹教授有着师生关系，虽然也享年78岁，年逾古稀，但在当今人们普遍长寿的情况下，还是显得早了一点，大家觉得很惋惜。想当年，“上海之春”第一次在音乐会以外，举办二胡和小提琴比赛，郑石生作为上海市选送的选手荣获小提琴比赛项目的第一名。随后发行的郑石生作品唱片的封套上印有郑石生正在拉小提琴的彩色剧照，何等的“酷”，真可谓“风华正茂、雄姿英发”。
尽管当时占据音乐舞台中心的还是诸如蔡绍序、周碧珍、董爱琳等中年音乐家，但不少青年音乐家已经初露头角冒了尖，有些已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这要归结于他们受到了系统的音乐高等教育。平时人们通过《新民晚报》文艺版看到有关报道，或者有人观赏过少量的汇报演出，从而了解他们的艺术水平。而要集中地观赏他们演出的机会也就是“上海之春”了。大概是在1961年的“上海之春”，有一档《独唱独奏音乐会》的节目，大约有3-4套人马，在上海音乐厅和解放剧场轮流上演。我家住在虹口，所以就在解放剧场连续看了几场。参加演出的，大多数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音乐工作者，像温可铮那样的歌唱家当年不会也超过40岁，但就算年龄偏大的一位了。这几场演出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那些当时已经出名的音乐家让我见到他们的尊容，而当时还不知名的音乐工作者让我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如歌唱家：钱慧娜、孙经信、金钟鸣等；长笛演奏家：谭密子、李国良；大提琴演奏家：王砳；圆号手：韩铣光；钢琴家：顾圣婴、李名强、洪腾等等。为了把他们的名字记住，我每次都花一角钱去买一张印得比较精致“天价”节目单，在事后对着它细细回味。所以连把他们的钢琴伴奏员的名字也记了下来，至今记得：丘和西、朱雅青……，据说其中温可铮、王砳的伴奏还是他们的妻子。通过钱慧娜的演唱让我知道什么是花腔女高音，温可铮的演唱知道《跳蚤之歌》是男低音歌唱家的保留节目，谭密子的长笛演奏《江南春》运用西洋乐器演绎中国民乐的魅力……，真是如同进入音乐自助餐厅，让我有选择地饱餐一顿。顾圣婴当时已经出名，她的表演是最后的“大轴”。她穿着如同外国电影中贵妇人大礼服那样的演出服，踏着却不是与服装相配的婷婷袅袅的步伐，而是戴着眼镜从舞台侧幕里大摇大摆地疾步走到台前，那个样子有点滑稽，我至今记忆犹新。曹家二位小姐对我对音乐节人士如数家珍如此熟悉觉得非常惊奇，曹小夏说：“真是没有想到，你这个音乐圈子外的人，也会与我们长期生活在音乐环境里的人一样熟悉音乐界”。我想，这大约就是音乐属于上层建筑的原因吧！
随后的岁月里，我发现那些当年参与演出的青年音乐工作者只要熬过了“文革”的冲击，都成了著名的音乐家，那些被称为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演出者后来都有教授的头衔，成为上海乐坛的台柱。他们的后代更是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像李国良的儿子李坚、韩铣光的儿子韩小光等都成了国际著名的音乐家。（2014.05.20 微博）
我心目中的“上海之春”（三）
“上海之春”给了我音乐的洗礼
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在一定程度上也算一个音乐的“票友”。除了在小学时代被音乐老师何畏看中，成为当时上海提篮桥区中心小学合唱队的队员，这个合唱队可是在上海小学里属于一流水平的少年合唱队。但我的乐理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经过以后“上海之春”的熏陶，我的音乐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为我以后的生涯中，与音乐结缘作了铺垫，给了我音乐的洗礼。
对管弦乐乃至交响乐欣赏的启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没有看到它在“上海之春”的首演，以后从电影的新闻纪录片上看到由俞丽拿担任独奏的片段，再从广播里听到它的全部演奏，真正喜欢上这部由越剧熟悉的旋律改变过来的乐曲。我甚至把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去买了一套粗纹的《梁祝》的唱片，反复聆听后，逐渐理解其中旋律如何表示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情节的展开，为我理解其他管弦乐乃至交响乐打下了启蒙性的基础。有一段时间，我在杭州铁路系统工作，家却安在上海，每逢周末回沪，周一赴杭，在旅途有近3小时的旅程，有时就要与其他旅客闲聊。有一次，列车广播播放《梁祝》，我就向其他旅客“吹”我对旋律的诠释，渐渐地其他旅客被我的话题所吸引，加上这段处于吴越地域旅程的旅客，一般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原始故事的情节都非常熟悉，所以他们渐渐地听入了迷，一位旅客对我说：“被你一说，再来听听，似乎真的与以前听的味道不一样了，有那么一回事”。
当时上海有两位当红的男高音歌唱家在“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一位被称为抒情男高音戚长伟，另一位是刚从保加利亚留学回国的戏剧男高音施鸿鄂，都很受听众欢迎和媒体追捧。我有一次“上海之春”在文化广场听施鸿鄂唱毛泽东诗词《菩萨蛮·黄鹤楼》觉得非常过瘾，他的发声很厚实，底气很足。于是回来后就模仿他的这首歌，当时我还处于长身体阶段，声音不成形，以后进入大学以后，完成了发育，就有点演唱这首歌的底蕴了，成为我业余演唱的保留节目。一次全校性演出，人们意外发现我这个并不是学校合唱团的“票友”，还是无师自通有点美声唱法演唱的基础，于是在一个大型节目中让我担任领唱。因此说我的男中音歌唱基础还是来自“上海之春”的启迪。（2014.05.22 微博）
我心目中的“上海之春”（四）
美丽的“上海之春”永远在我心中
音乐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如同餐饮和空气。我除了晚上睡觉不听音乐，因为要影响妻子的睡眠。其他几乎所有的单独活动，都希望与音乐为伴，写作时听音乐，思路开阔；吃饭时听音乐，食欲提高；开车时听音乐，路景美好；午睡时听音乐，梦乡舒畅。
为了表示我对曹鹏先生对提高全民音乐素养所作出的不息奋斗的尊敬，我请曹家小姐将我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幸福就在当下》转送给曹鹏先生，里面也有几篇文章谈及音乐，这是一个乐迷对音乐家和音乐工作者的由衷的赞赏、由衷的敬佩和由衷的祝福。
音乐将陪伴我的一生，我撰写这篇散文表示在我心目中，不管“上海之春”的形式如何演变，当年那些“上海之春”音乐会的演员和节目将作为最美好的印象留在我的心中。最近传来第一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两位第一名之一的闵惠芬去世的消息，这位17岁就获得殊荣的民乐大师，为音乐与病魔斗争了大半辈子，值得受人爱戴，她的美丽形象与当年的“上海之春”优美的旋律一起永远留在广大乐迷的心里。（2014.05.26 微博）
钱平雷 博客文章
2014.05.16～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