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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经营的迈克尔·克莱顿
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名字总是和著名科幻影片《侏罗纪公园》三部曲（Jurassic Park，1993、1997、2001）联系在一起。这三部影片是根据克莱顿的小说《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改编的，三部影片的编剧皆由克莱顿本人担任。据说由于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不想再导这个系列了，致使侏罗纪公园沉寂了十多年。最近传出的消息说，环球影业再次投放巨资，要拍第四部了——其实克莱顿生前已经担任了这第四部的编剧。而经过电脑特技突飞猛进的十多年，侏罗纪公园也将“升级换代”成为《侏罗纪世界》了。
上次专栏中谈到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身后已有10部科幻电影改编自他的小说，其实克莱顿可以和迪克比肩——克莱顿生前就有13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
克莱顿是我和老友刘兵教授都非常喜欢的作家，2008年，我们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的对谈专栏中刚刚谈了一次他的小说，谁知这年11月4日克莱顿竟去世了，终年仅66岁。我们的对谈发表于2008年8月，应该正是他缠绵病榻之日，这样的巧合是不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克莱顿1942年生于芝加哥，起初在哈佛读文学，后来转入考古人类学，最后却于1969年在哈佛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不过他显然并不想以“克莱顿医生”名世，而是很快成了畅销书作家。克莱顿生前出版了15部畅销小说，最著名的当数《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刚果惊魂》（Congo）、《神秘之球》（Sphere）等，其中13部已被拍成电影。还没拍电影的那两部，《猎物》（prey）和《喀迈拉的世界》（Next），估计拍成电影也只是时间问题。
克莱顿可不像菲利普·迪克那样生前潦倒，他善于经营自己的人生。他的小说都是畅销小说——通常被归入“商业通俗小说”类型，而不归入“科幻小说”。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好事他也早早享受到了，他很早就开始担任电影编剧，后来自己拍摄影片，自任导演，甚至还组建了Film Track电影软件公司。克莱顿生前担任编剧的影视作品总共22部（包括2部剧集，2部重拍片），其中有6部他还担任导演。这些并非都是科幻作品，也有带魔幻色彩的，如《刚果惊魂》（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很有名，但其中的科幻色彩却是相当淡的）、《终极奇兵》（The 13th Warrior，1999）等，或商业色彩很浓厚的，如《旭日追凶》（Rising Sun，1993）等。
克莱顿科幻作品中的反科学主义
一个获得了医学学位的人，竟会在影视方面有如此建树，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再看看迈克尔·克莱顿的教育履历，他所受的科学教育中，主要偏重生物医学方面，而物理学等较“硬”的科学成分相对少些，所以写《侏罗纪公园》对他来说更为驾轻就熟。但他也不是不能涉及时空旅行之类的物理学主题，比如《时间线》（Timeline，即《重返中世纪》），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不过，克莱顿的小说虽在商业上很成功，却并不缺乏深刻的思想价值。
在《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中，克莱顿对于人类试图扮演上帝角色，来干预自然，最后却又失控，作了意味深长的讽喻和告诫。这在此前的幻想作品如《异形》（Alien）系列当中，当然已经能找到先声，但克莱顿将故事安排成在公园中再造恐龙，还是别出心裁的——就是为了娱乐，人类滥用生物工程之类的技术也是危险的，更不用说其他充满伦理道德困境的应用了。
而到了小说《猎物》中，警世意义更为明显。年轻美貌聪明能干野心勃勃的朱丽亚，就是一个玩火者，她玩的“火”是一种叫作“纳米集群”的东西，最终这种东西夺走了好几位科学家的生命，也要了朱丽亚的命。如果不是小说中的“我”（朱丽亚的丈夫）出生入死扑灭了失控的“纳米集群”，它们就可能毁灭人类。
在《猎物》想象的未来世界中，“政府”已经退隐到无足轻重的位置，而“公司”则已经强大得几乎取代了政府，经常成为与个人对立的一方。这种现象其实在大量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中都普遍存在。克莱顿借助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纳米集群”进入朱丽亚体内控制了她，使她时而明艳如花，时而狰狞如鬼，来象征公司这一方的邪恶，以及对金钱的贪欲之害人害己。
优秀的科幻作品，可以借助精彩的故事，来帮助我们思考某些平日不去思考的问题，克莱顿的《神秘之球》就是如此。小说涉及了一个颇为玄远的主题——我们人类能不能“消受”某些超自然的能力？小说设想发现了一艘300年前坠落在太平洋深处的外星宇宙飞船，考察队进入之后，怪事迭出，最后发现是飞船中一个神秘的球在作祟，这球能够让进入其中的人获得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梦想成真！但是克莱顿用他构想的故事，让考察队幸存的队员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无法驾驭这种超能力，人类更是没有准备好拥有这类能力（或技术）。其实《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和《猎物》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人类既然目前还无福消受“梦想成真”之类的能力，或再造恐龙、“纳米集群”之类的技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么对于其它将要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科技奇迹，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如果对于是否准备好这一点还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整天急煎煎忙着追求那些奇迹呢？为什么不先停下来思考一下呢？
当然，克莱顿想必也知道，“停不下来”是因为资本在背后催命。资本为了自身的增值，是没有理智，也没有道德观念的。克莱顿小说和电影中邪恶的公司，无一不是在资本的驱动下行事。
直面科学伦理争议的作品最有价值
科幻中向来有所谓“硬科幻”与“软科幻”之分，“极硬”的那种，比如前些年去世的阿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四部曲（A Space Odyssey:：2001、2010、2061、3001）之类，其中想象的未来科学技术细节，以今天科学技术的基础和发展趋势来看，非常符合某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极软”的那种，则可以基本上忽略科学技术的细节，也不必考虑“逻辑上的可能性”。
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都是“紧跟”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即使是为了批判和反思，也需要有足够“硬”的准备，才可以服人。克莱顿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一直是相当关注的，按照上面的标准来看，克莱顿的小说至多只能算“中等偏硬”。但每一部情形也有不同，比如《时间线》中的时空旅行、《猎物》中的“纳米集群”之类就比较“硬”，而《神秘之球》就比较软。
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科普”读物通常都只向公众传递科学技术争议中赞成一方的一面之辞，克莱顿的作品敢于直面当下的科学争议，让读者能够从中了解到争议双方的对立意见和原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例如，他晚年的作品《喀迈拉的世界》围绕“嵌合体”（chimera）展开故事，涉及基因重组、克隆技术等等当下最前沿的技术，是一部“生命基因伦理小说”。又如《恐惧状态》（State of Fear），以“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为主题，讲述生态恐怖主义的故事，认为所谓的“全球变暖”原属子虚乌有。他的观点能否成立当然可以争论，但至少有助于我们“兼听则明”。
（载《新发现》2015年第2期）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5-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