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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5年10月14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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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之后，一方面固然是一片赞美之声，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不过他们通常都徒劳地纠缠在“黑暗森林”法则能不能成立、光速能不能超越之类具体问题的争论中，而这类争论既不可能在现阶段获得确切结论，对于赞美或贬低刘慈欣的作品也不可能在学理上产生任何作用。
在刘慈欣已经被人们谈论了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再来评价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如果还要求能够言之有物、能够略有新意、能够避免人云亦云或老生常谈的话，相信已经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了。我有点轻率地领受了这样一个任务，看来风险着实不小。
从刘慈欣《三体》第一部初版的2008年起，我已经多次评论过刘慈欣，评论的文本形式不仅有报纸杂志上的书评文章，甚至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的学术论文。不过，虽然谈论刘慈欣已有七年之久，在此次刘慈欣获奖所引起的滚滚热浪中，我蓦然发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似乎尚未认真谈论过——那就是：刘慈欣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创作中的反潮流地位。
当代科幻的国际潮流
当代科幻创作的潮流（或者说主流）是什么？可一言以蔽之，曰：反思科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末跨过儒勒·凡尔纳“科学颂歌”的旧时代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们——小说作家、漫画家和电影编剧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在一个共同纲领下进行他们的科幻创作。这个纲领也可一言以蔽之，曰：反科学主义。这个纲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赞成这个纲领的人固然会自觉地在这个纲领指导下进行创作，而不赞成或尚未深入思考过这个纲领的人，也会不自觉地被裹挟着在这个纲领下进行创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世界，都是黑暗和荒谬的，就是这个纲领最有力的明证。在这个纲领之下，西方科幻作品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过度发展，反复警示科学狂人用科学技术祸害社会，经常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的安全。
中国的情形与西方世界稍有不同。19世纪末，当西方的科幻创作由H·G·威尔斯开启持续至今的反思科学传统之时，中国晚清的第一代科幻作家（恕我不把《西游记》、《封神榜》和《镜花缘》的作者列为他们的先辈了），正在全力模仿凡尔纳的科学颂歌，想象着一个个高科技的未来太平盛世。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种传统居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科幻创作迅速完成了与国际的接轨。今天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在整体上已经毫无疑问地汇入了国际的潮流之中。
刘慈欣的“反潮流”
但是，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被视为中国科幻“大神”的刘慈欣，偏偏没有汇入这个潮流之中！相反，他还在以庄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劲头，以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坚持着他的科学主义创作纲领。
不要误以为我打算以更高的调门来盲目吹捧刘慈欣——事实上，正如我多年来各种论著所表明的，我不赞成科学主义纲领。
科学主义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刘慈欣的信念，他在作品中反复表达和图解了这个信念。网上流传着一个2007年我和刘慈欣在成都“白夜”酒吧的题为《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的对谈，许多人被对谈中刘慈欣设计的那个“要不要吃掉美女王艳”的思想实验所吸引，甚至有人造出了“刘慈欣写《三体》就是为了和江晓原争论”这样夸张迷人的传言，却往往忽视了刘慈欣在对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在思想实验中表示“为了延续人类文明将毫不犹豫地吃掉美女”，正是他的科学主义信念所导致的逻辑后果之一。
从当代科幻的整体来看，“反科学主义”纲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科幻创作实践，已被证明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创作纲领。与此相对，如果说相信科学技术终将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科学主义”纲领曾经催生过凡尔纳的科学颂歌，那么如今它早已经成为一个“过气”的陈旧纲领。
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主义这样一个过气的陈旧纲领之下，为什么竟能产生《三体》这样的一流作品？幸好，在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理论中，这样的现象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研究纲领虽然会“过气”，但我们永远无法判定任何一个纲领彻底失去活力。所以，一个过气的纲领，在刘慈欣这样的“大神”手下，仍然有可能产生出一流作品。换句话说，《三体》的成功，并不能成为科学主义纲领优秀的证明，但是可以成为刘慈欣创作能力强大的证明。
科学技术能改变人性吗
非常有趣的是，虽然在《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的对谈中，我和刘慈欣在思想观点上鲜明对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是很好的朋友。这次刘慈欣没有前往美国领奖，却在得奖两天前专程来上海书展作为嘉宾出席了《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的新书发布会，还被媒体八卦成“刘慈欣刚给江晓原站完台就得了雨果奖”。和这一现象可以构成某种意义上的“互文”的是，刘慈欣虽然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的《三体》却并没有科学主义纲领之下应有的乐观主义。
通常，科学主义信念一定会向读者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凡尔纳的那些科学颂歌当然是如此，凡尔纳科幻的中国版本的标志性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也是如此。这种描绘未来科学技术如何如何发达、人类生活因而将如何如何美好的科幻作品，很自然地会被作为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科普读物。但是纵观刘慈欣的一系列科幻杰作，正如他的粉丝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所发现的那样，刘慈欣为什么对未来越来越悲观了？《三体》更走向了大悲极致——人类文明被轻而易举地毁灭了。
严锋教授在评论文章《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中写道：“刘慈欣已经远离了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开始走向黑暗的宇宙之心，却依然可以听到遥远的革命精神的回响。因为，为了总体而牺牲个体，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依然可以视为过去的革命逻辑的极端展开。”这段话已隐隐触及上面那个问题的核心：刘慈欣抱持科学主义信念，又有着极大的反潮流勇气，为什么在悲观的未来这一点上，竟会和反科学主义纲领下的当代科幻主流殊途同归了呢？
答案可能相当出人意表：是因为刘慈欣在他科幻小说特设的“思想刑场”上，对人性进行了科幻所特有的严刑逼供，而这样的“严刑逼供”，让他看到了人性的最黑暗之处。正是人性的黑暗，拖曳着他笔下的人们走向悲观的未来。虽然他经常将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上，但科学技术能改变人性吗？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主任）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