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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赏星与追星
[2016-12-26 10:35:45]

 

【卞毓麟科普创作研讨会·发言稿选登】
 

观星、赏星与追星
——谈卞毓麟著作《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

尹传红

    浩翰辽远的星空,神秘莫测的宇宙,自古以来就让人类世世代代为之神往。饱含诗意的作家把星空当做眼睛的食粮,富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则把天文学视为广阔空间的和谐科学。事实上,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天文学可谓是所有古代学科中唯一完整流传下来的分支,它也是联系现代学科与古代学科的最直接的环节。
    贤哲有言:看天象、知宇宙,有助于开拓心胸。这对于观察历史和人生直到读文学作品、想哲学问题都有帮助。心中无宇宙,谈人生便很难出离个人经历的圈子,而怎么看宇宙和怎么看人生也是互相关联的。
    看啊,日月经天,星辰隐现,四季交替,所有的天文现象既错综复杂,又精巧微妙。人们仰望星空,首先是用肉眼,然后用探求星辰运动规律的精神的内在之眼。古希腊人甚至说,人类直立的姿势之所以是人独有的特征,乃是因为人与四足动物不同,不是向下盯着大地,而是能够举目自由凝视天空。
    然而,同是仰望星空,人们却看到不同的世界,生发不同的感悟,得到不同的经验。有的人插上想象的翅膀,附会出活灵活现的神话,然后又在代代相传中演变为种种传奇故事和民间习俗;另一些人则将天体、星辰与人们的日常事务扯上子虚乌有的联系,发展出天宫图、占星术,并以此为政治权力和控制他人服务;还有一些人依据长年的观察经验,总结出与农业、航海等相关的规律;甚至更进一步,通过缜密思考、精确求证,归纳出天体运行所遵循的规律,为构造天文学的宏伟大厦添砖加瓦……
    人类的想象和智慧,创造了一个面貌千变万化的“天”!著名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卞毓麟著、荣获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以天文学发展为主线,在将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娓娓道来之时,向读者描绘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天”。
    有时候,《追星》的描述对象或引入话题是星星,但常常又不限于此,而是从星星本身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人类追星的历程,并将一代又一代追星人的探索、思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融会其中,因此呈现出了相当鲜明的历史纵深感和十分开阔的多元视角。难能可贵的是,藉此它清晰地呈示了天文学从肉眼观测到望远镜时代再到空间探索这条绵长而壮丽的主线,因而可以说,《追星》引导读者观星、赏星、追星,用得更多的,是一种具有认知力的眼光。
    所谓的科普作品,在我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中,往往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旨。但是,像《追星》这样的读物,集多学科知识于一身,在让读者获取天文学新知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不时能够得到人文方面的熏陶和哲学上的启迪,已不能被看做是单纯的天文学读物了。
    那么,它是什么?
    如今在适合一般社会公众阅读的科普类作品中,有一类常被称为“科学人文”。何谓“科学人文”?打一个也许不甚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人一样,科学是他的骨架,人文是他的血肉。两者合一,方为一体,也才有灵气。卞毓麟曾说过,他相信科学和人文本来就是融合的,这也正是科学之美的所在。世界缺少的不是精彩,而是发现精彩和描述精彩。正如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所言:“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乏味的叙述。”
我在创作《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此书与《追星》属同一系列,几乎同时出版)时也已注意到,我们从课本里了解到的科学上的发现和成就,大多被滤去了过程,可隐含在那些成就背后的种种天马行空式的幻想、假说和臆测,乃至在探索中出现的谬误、歧路和交锋,并非没有认识上的价值,我们至少不能“埋没”掉它们在激发人类的活力和创造力方面的贡献。
    因此,《幻想》与《追星》都在做这样一个尝试,就是“回到”过去,尽力去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发现过程,包括失误和挫折;作者在创作中也力图对科学发展的历程作一些人文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将一个个知识硬块抛给读者。
    《追星》第三章《近代天文学的曙光》在谈到开普勒与第谷之间那种奇怪的“合作”关系时,有两段十分精辟、传神的叙述与评论:
    开普勒对第谷颇寄厚望。可是,他在第谷那里的所见所闻,却与始料相距甚远。第谷对开普勒颇有戒心,生怕自己请来的助手最后成了一场重大科学竞赛的对手。他不甘心痛痛快快地把毕生辛劳所得的精华奉送他人,所以只是零敲碎打地今天说出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明天又提到另一颗行星的交点坐标。
    两个人都预感到前面会有更丰硕的成果,但是他们都无法独自取得。因此,他们继续步履艰难地互相配合。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并不十分和谐的合作却成了体现近代科学精神——观测与理论的对证和交融——的最早范例。
    这两段叙述与评论传递给读者的重要信息和意蕴,不言自明。
    品读《追星》,不时会有一种很强的画面感,此乃书中贯穿之历史和中西观照使然。卞毓麟认为,这非常有利于读者理解科学思想的发展,领悟科学精神之真谛,还有助于人们高屋建瓴地领悟科学的作用。《追星》第三章有一节“交相辉映的文化巨人”是这样开篇的:
    哥白尼诞生的1473年,我国的明朝刚建立105年。伽利略去世的1642年,是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之前2年。也就是说,这一个半世纪有余的时段,相当于明代的中期和后期。在此期间,中国当然也有杰出的人物和事迹,但是郭守敬那样的辉煌已成过去,中国再也没能出现有资格雄视世界的科学家。
    2009年的那个夏天,我与卞毓麟身处异地仰观日食之时,曾在电话里做过探讨:为什么中小学里不设天文课?他认为,如果在十几年“漫长的”中小学时代,能够有那么一个学期,每周有一小时天文选修课,那对于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增进对当代科学主要方面的完整了解,必将大有裨益。目前,对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所言极微,恰是教育方面的一种缺失。他说:“我深信,如果真有这样的课程,自己一定能够以最精炼又最有趣的方式来讲授。”
    如此自信、高昂的话语,从一向谦逊、低调的卞毓麟口中道出,乍一听似乎有点儿不对茬,但细想又颇为“合理”:这个观星、赏星、追星之人,他心中的星空和宇宙何其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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