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麟科普创作研讨会·发言稿选登】
科普在读者渴望的第一时间
——卞毓麟作品中的新闻科普特色浅议
江世亮
作为天文研究专家和天文科普传播专家的卞毓麟先生从业近50年来，除创作、编写不少大部头天文学专业著作、工具书外，还为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撰写了大量科普类文章。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到上海工作以前，他和媒体之间就有不少的互动，1998年到上海后他和上海媒体的互动更多了。在我印象中，除了《文汇报》，他和《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东方早报》、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后来的东方网、新民网等都打过交道，或应邀撰文，或接受记者访谈，或担任解读嘉宾。以《文汇报》为例，截至今年10月26日的20年里，卞毓麟先生发表在《文汇报》各个版块、栏目上的文章共计55篇，其中不少是整版和大块头文章。这仅仅是他发表在一家媒体上的文章，可以想见他发表的文章的数量是相当大的。
以我的理解，我觉得卞老师有一种很强的借用传媒发声、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思想的意识。在今天，各类专家与媒体的互动或许已成常态，但20年前有这种意识和能力，且能始终抱有热情的专家学者并不多。多年来与大众传媒密切有效地合作、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送上读者渴望知道的科学背景知识，在阐释事件来龙去脉时传递科学理性，已成为卞老师科普创作生涯和实践中一种引人注目的特色。
下面就以我在《文汇报》科技部工作期间和卞老师的多次组稿交往的经历来谈一点事实和感想。
首先，就是卞老师有一种强烈的借助传媒发出科学理性之声的传播意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卞老师就开始应邀为《天文爱好者》、《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撰文介绍天文学、宇宙学等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重要事件和人物等，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借助传媒向公众传播科学的角色；进入90年代，特别是他到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后，随着职业改变和媒体对科普传播的需求增大，卞老师这方面的能力更一发不可收拾。
2004年1月4日和25日，“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登陆火星，这对被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称为机器人“地质学家”的火星探测器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火星探测之旅。这一人类对太阳系行星探测迈出重要一步的新闻事件，无疑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眼球，也是大众传媒开展科普宣传的好机会。此前一天新华社就预告消息，我们报纸也马上进入状态，刊登新华社消息、转发外电报道的同时，在1月5日用一整个新闻版面作了充分的事件解读，隔了不到一星期又在科技文摘专版上作了人类驯化火星的十大步骤的解读。撑起这些整版专题解读的担纲者就是卞毓麟先生。大家知道，媒体盯起稿子来是很急的，一般情况下遇到一个突发事件，最好立刻就能找到合适的人来作回应性解读。科技文摘版虽是每周一期，但从确定主题到联系作者、组织稿子、编辑排版，时间也是很紧的，往往留给作者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两天，而到时如果拿到的稿子不合意，再临时换稿就非常难了。因此，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合适对路的采访对象和作者是媒体从业者的一大基本功。所幸的是在上海、在天文学及其相关领域，卞毓麟就是我们许多媒体人的希望之星，“只要找到他，就能解决问题”已是上海科技新闻界很多记者编辑的共同感受。
再如，2006年8月中旬传来消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6届大会上，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天文学家将在8月24日以投票的方式，对太阳系行星族谱进行“表决”，冥王星作为第九大行星的地位难保。为此《文汇报》等媒体又找到卞老师，记得他先后为《文汇报》科技文摘专版和书缘专刊撰稿，对由冥王星去留引出的柯伊伯带天体、大行星等问题作出科学解读。
这种强烈的“抓新闻热点，借媒发声”的意识除了反映在新闻事件发生后的迅速反应能力上，还体现在卞老师主动约媒体沟通以澄清一些认识误区上，最典型的当数对2012年12月21日的所谓玛雅预言文明世界末日说的解析。当年12月初的一次公开讲演后，卞老师的手机短信、电话不断，几乎全都是媒体记者在追问玛雅历法和“世界末日”。
对此，其实卞老师早有准备。早在2009年好莱坞科幻大片《2012》热映时，他和一些天文学家就有预感：这个来自玛雅历法的“末日预言”肯定需要澄清，而天文学家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为此他在2012年12月之前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准备了一个讲演，为的就是把所谓“玛雅预言”的真相呈现给大众。他通过客观、真实地介绍玛雅历法，让陷入“末日错觉”的公众从误区中走出来。记得当年12月18日起的几天里，卞老师被电台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的记者“包围”，分身乏术，在此情况下，他仍专门抽出时间到《文汇报》科技部给我们记者编辑解读玛雅历法。他为此专门查阅了大量资料，制做了PPT，一边放一边解读，连一位在座的保洁员也说他听懂了世界末日是怎么回事。正是在卞毓麟等一批天文学家的努力下，包括新华社、新华网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媒体都刊登或转发了卞毓麟等人对世界末日说的澄清解读，影响之大已成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普的一大成功案例。就如卞老师在接受《文汇报》记者许琦敏采访时所说，“末日谣言”一个过后还会有下一个，作为天文学家和科普工作者，我们的目的并非仅为这次事件辟谣，而是更想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科学的认知态度”。
其次，是卞老师驾驭文字的能力，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行文能力。其实这个就不必多说了，因为卞老师的代表作《追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的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就已说明问题。我想说的是，他在给报刊杂志写稿时，往往能在编辑限定的时间里、篇幅内把一件不容易言说的事件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种能力也是值得我们许多文字工作者学习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一期与火星探测有关的版面上还留有一块几百字的空档，这时大家就想到请卞老师再补上一段点睛之笔的话，从电话打过去到请卞老师把文字整好传给我们，只给了他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卞老师的这段补白文字是这样的：“人类为什么要探测火星？首先，这是人类诞生之初就具备的宝贵禀性——好奇心和求知欲在现代的延伸，是因为人类渴望更深刻地揭示大自然的奥秘。人类的这种欲望将永无止境。其次，研究其他行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的地球。对于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言，这类探测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此外，人类一直在不断地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开发火星乃是势在必行。”
卞老师曾经在文中表示他非常认同阿西莫夫的写作信念：“能用简单的句子就不用复杂的句子，能用字母少的单词就不用字母多的单词。”这种简洁的行文风格其实就是卞老师写作的写照。
再次，就是卞毓麟老师在媒体上表达阐述的观点更多地体现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一种结合，赋予科普以更多科学人文内涵也是卞毓麟科普创作的一种特色。
在我主持《文汇报》科技报道的几年时间里，发起组织过多次以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伦理、科学与文化等为主题的讨论，由于卞老师把这些活动视之为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机会，所以这类活动卞老师多会积极参与。譬如2007年6月，温家保总理在同济大学考察时提出要师生们“仰望天空”的一段谈话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关注和反响，我们很快就组织了汪品先、卞毓麟、沈铭贤、胡守钧等学者座谈学习，并在其后整理刊登了题为“‘仰望天空’启示录——本报组织学者座谈学习温总理讲话”的座谈纪要。卞老师在那次座谈会上说：从上古的初民仰望天空，到今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人类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人类自身在宇宙中间仿佛变得越来越渺小了。但是，这种“渺小”恰巧体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伟大。这些认识，都是仰望星空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不爱仰望星空，那么他（们）对这个宇宙、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会有多大的局限！ 我在给大学生天文社团或者中学生讲课时，经常会为他们写下这样几个字：“敞开胸怀，拥抱群星；净化心灵，寄情宇宙。”现在看了温总理的讲话，我感觉自己真是写对了。
2012年4月22日，在阿西莫夫逝世20周年之际，上海市科普作协在科学会堂举办“呼唤中国的阿西莫夫”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文汇报》科技文摘以“世间再无艾萨克，翘首以盼我们的阿西莫夫”为题作了整版报道，专门摘引了卞老师的发言：人们当然会思索：“我们为什么没有阿西莫夫这样的科普大师？”通过一次讨论，看来很难给出标准答案，但为了真正弄明白我们为何缺乏国际一流的科普作家，就必须深入探讨：我们的症结是什么？瓶颈在哪里？机遇在何处？长处是什么？我们有何良策真正繁荣原创科普？……
2013年3月，《文汇报》与上海市科协组织的学术沙龙“科汇观点”就当时很热的转基因话题展开讨论，作为天文学家和科普专家的卞老师也受邀参加。他在发言中是这么表述的：今天的题目是由转基因技术说开去，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到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需要说开去，还要善于说开去，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光是转基因技术这样一个事情，在科学上面还有很多别的问题，我们要能够从中得到启示。像去年所谓的“2012世界末日”，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流言，更不是一种“娱乐”，你完全不管它是不行的，需要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这就是说开去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