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9 22:35:30]

    （按：有网友建议——“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建议你回顾一下自身所受教育的经历……”。为此，这里对我幼年时的成长作一回顾，包括当时一些幼稚的构想。今天看来只供一笑，但是否对以后形成一种开拓的意向有所埤益呢？）

 

    在我幼年最初的心目中，飞机是可爱的天使

    1930年4月6日，我出生在湖南醴陵县城一家医院。四岁时我家在汉阳机场的边缘，正在飞机起飞线的下方，常常有飞机低低地越过头顶。三引擎旅客机的机声轰隆隆，各部件的结构清晰可见。我仰头长时间目送飞机远去，无限向往。飞行体现出的那种神秘的能力，表达出那种昂扬的意境，使我渴望自己能接近这种能飞的机器，那怕能模一摸也是福气。        
    我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曾经在机械厂、铁道和公路上工作。母亲当过小学教师和校长，以后长期从事妇女联合会的工作。我最初的记忆是三岁多时，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的汉阳一座工厂当工程师，我们全家搬到了汉阳长江边。家门前是一片制砖泥胚的工地。我用制砖的泥土来捏制飞机、手枪和牛羊等动物，展开我幼稚的想象。
    父亲带我去参观过烧砖的窑地。我看到粘土经过烧焙便成为坚硬的砖块，十分惊奇。我当时涌现出一种想象：用泥土制出一架大飞机，通过焙烧变硬，应该就可以飞上天空了。这也许是我在学龄前最初对设计飞机的构想了。
    后来父亲的工作转到南京的铁道部门，然后又转到山东济南。我们全家迁到了济南，不久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几乎都处在日军不断进逼下的逃难生涯中。亲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童年时代心目中晴朗明媚的天空，被横行的敌机所撕裂，成为毁灭与蹂躏的渊薮。
    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们在战火下回到了南方。父亲留在济南抢着把铁路的器材南运。我当时七岁，父亲回到湖南乡下后，向母亲讲述济南危急之际，他们如何抢运器材，直到附近已经有炮弹落下，才在发出最后一班货车后离开。父亲在外敌入侵的紧张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的气慨，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留下高大英勇的印象。
    后来父亲在河南信阳的一座“农工器械制造厂”工作，我和母亲随同到了河南。但很快日军南侵，这家工厂辗转迁到湖南，在桃源短暂停留之后，迁到了湘西的山城辰溪。我是在辰溪完成小学学业的。 

    逃难生活中充满了苦难。当母亲领着我挤坐在简陋的敞蓬火车上从河南开向武汉时，列车在临近终点的一个小站上长时间停车，因为日本飞机正在空袭武汉。当天在武汉上空发生了中国空军抵抗日机的大空战，取得了首次辉煌而惨烈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武汉空战”，当天夜晚我们到达武汉。车站外的人力车接送嘈杂的难民，车夫因过度疲劳而握不住车把，将车向后翻倒，把母亲和我倾倒在地上。 

    在广西桂（桂林）柳（柳州）沦陷时，我曾坐在堆满杂乱行李的卡车后部。破旧的烧木炭的卡车在山间盘山公路上蠕行，上坡时功率不足，每向上冲行一米，就要用三角形的轮挡木塞在车轮的后面防止车倒退。而当卡车在稻田中间的狭窄的道路上过一座木桥时向一侧翻车，把我们几个坐在行李上的小孩连同行李翻落到水田中。我十四岁时就曾背着沉重的行囊在乡间跋涉数十里路，迁往更安全的地方。在乡间黑暗的土屋里，我们一家拥挤地睡在人家床边的地上。 

    在漓江的木船上，当船上急滩时，少年的我参加了拉纤的行列。当我肩上背着纤缆、光着脚躬着腰在淹没膝盖的河水中与急流僵持时，当我手脚并用地爬行在光滑的岸边岩石上时，使我领会到“不进则退，只有坚持才会胜利”的道理。 

    在国难当头的大劫大难中几乎在死亡边缘擦过的经历，练就了我对于严峻的生活不是那样脆弱。
    我家在湘西的桃源时，河的对面是一家迁到内地的炮厂。不知日本人如何知道了炮厂的位置，派飞机来炸。我们隐藏在田间小沟里，上面盖上少许树枝，成为一个透着光点的甬道。透过树叶的缝隙可以看到日本飞机一次又一次低飞掠过田野，低得可以看清飞行员的飞行帽。只见飞机目空一切地傲慢地盘旋，然后传来一阵阵炸弹爆炸声。这些漆着红膏药的飞机，在我的心目中是多么狰狞可恨！ 

    当时我们听说，附近就有汉奸，他们在空袭时用镜子反光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抗日战争中日本曾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统治需要依靠当地人。因此中国出过不少民族败类。对汉奸的痛恨，从小便植入我幼小的心中。
    父亲工作的工厂接着向沅江上游疏散，用几只木船载运着装备。我们全家住进竹蓬船里。船行几天之后到达了“青龙滩”。这是一个航道狭窄，流水湍急的瓶颈地带。船只通过能力受阻，各工厂和单位的大批船只，拥挤在宽阔的鹅卵石滩边，等候按顺序过滩。
    一天，鸣着枪来了一大批湘西的武装土匪，抢劫搬迁单位的钱财和保安的枪枝。我们一家在土匪走近前乘坐一艘小船到了河的对岸，隐身在一片树林里，母亲抱着我年幼的弟弟，吓得脸色苍白。而卵石滩上枪声不断，土匪洗劫了一整天才呼啸而去。国难中又遇内患，真是祸不单行。
    我们来到沅江上另一座山城辰溪，日本飞机又飞临辰溪。我们隐蔽在树林中，可以看到从飞机上掉下的炸弹在湖南大学爆炸。我家不远的发电厂也遭到日机轰炸。飞机飞走后，我在院子里捡到一块边缘锐利而份量沉重的厚铁，形状恶劣令人毛骨悚然。那是弹片飞进了我家。 

    我家住辰溪，但我考入了在另一座县城沅陵的雅礼中学，在那里住校读到初中二年级。学校门前鹅孵石滩上散布着好几个直径很大的炸弹坑，里面积了很多水。日本人对中国的轰炸，连一所中学也不放过。
 这个时期我见到的飞机，从天使变为了魔鬼。
 
    立志将来要设计飞机

 

    后来我们全家随父亲的工作转到桂林，我在桂林进入初中三年级。
    桂林是中国和美国支援我国抗战的“飞虎队”联合空军的基地。我们的课业常被市内独秀峰上发出的空袭警报打断。学校全体师生和桂林市民一起躲进漓江对面七星岩的岩洞里去，这种全城性的徒步大迁移称为“跑警报”。在岩洞里可以听到空中传来中美空军将士与日机空战搏斗的吼叫和阵阵机枪射击声。在桂林我对飞机的感觉，不再是一种被宰割的屈辱，而有冲向魔鬼去拼搏的激动和豪壮。
    我目睹过空战。从地面看来，飞得很高的飞机只是一些小小的白十字。在高空的飞机动作看起来很迟缓，但是俯冲中发动机的尖啸声是那样凄厉，特别机枪连发的爆裂声从云端传来，清脆无比，实足使人惊栗。
    我家当时在与桂林城隔江相望的七星岩下。我放学回家经过漓江大桥时，常常有我方的飞机在宽阔的漓江上空作飞行练习，作出各种翻滚特技，多是机头画着鲨鱼牙齿“飞虎队”标志的美国P-40和P-38。每到这时，都使我长时间驻足观看。在家中院子里我抬头仰望，见到“七星岩”悬岩边的鹰群在翱翔，我常常畅想，有朝一日我设计的飞机要像这些鹰一样比翼长空、御风破雾、追日耕云。
    我寻找介绍航空知识的书刊贪婪地阅读，不放过参观飞机模型展览的机会。初中的墙报要我写稿，我便写了一篇“飞机的三轴操纵”的心得，这是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我还常在练习簿的空白处画飞机图样，向同学们“宣布”：我将来要设计飞机。
    后来日本又进攻桂林。我们全家逃难来到广西东部的乡村，学校也因战乱而停课。我用农民赶集的“墟场”上买来的牛皮胶，粘合一些木条，蒙上旧报纸，用自行车的废胎剪成橡皮条作动力开始制作模型飞机。这种用逃难环境中极差的物质条件做出的模型飞机，飞行性能不会很良好。但是我却一而再地尝试，从制作中熟悉了飞机的结构，不断积累了一些东西，在探索中感到趣味无穷。
    少年时的经历，磨砺了我的性格。使我形成了将来要为中国设计飞机的志向，有如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浪，时时奔腾在我的胸怀，又似一粒深深埋进土地的种子，注定了我一生与航空事业的不解之缘。

 

 

    战争中的颠沛流离，使我断断续续读过五所小学，幼年教育很多是从父母的家教中汲取养料的。我读过两个省份的四所中学。这四所中学今天都已经成为名校，各有优良的传统。但是我随家迁徙频频转校，使得我没有被塑造为某一种标准模式的传统毕业生，却有机会领略到不同学校的教育风格。
    我的父亲在大学时代曾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他对子女强调户外活动，假期中他每天亲自带领我和弟妹做早操，逃难期间也不中止。他要求我们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和其他群体活动。比如我和妹妹刚学会游泳，父亲就要求我们去参加游泳比赛，结果得了倒数第一名，我们觉得丢人现眼，而父亲却认为名次无所谓，参加比赛才是理所应当。他督促我们在和同学们互相激励中成长。
    父亲对于我的课业，并不强调对我传授知识，主要扮演的是教练的角色，着重告诉我方法，督促我自己去艰苦操练。
    他见过世面，很讲究工作方法和效率。比如我按他掌握外语的方法学习英文，使我一辈子的学习和工作得益于外文基础的扎实。他知道绘画对于开发想象力和工程设计能力的重要性，小学时每逢假期，父亲对我布置的每日作业是：五道算术题、写日记一篇、画图一张。
    父亲对完成这些作业的要求，是既宽松又严格的。宽松得几乎没有边，但严格处又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在给我指定数学题时，父亲对应用题特别重视。一些可以用图形表示的题目，比如乘坐不同交通工具一定时间后旅行的总里程数，或者在指定长度或面积上按一定间距种树的株数，都要求一定要绘出图形来理解题意。父亲的这种训练使我解应用题的能力特强。以后长大了从事技术工作，也是擅长为复杂的问题拟出解题方程。
    每日一篇日记，对小学生有某种负担，因为日常发生的事并不复杂，每天都写便没有那么多事可记。于是我便变出一些花样，甚至写一篇幼稚不堪的“小说”来代替日记，父亲对此也不持异议，只为我改正一些错字。我也曾经用一张大纸出版自己的“报纸”，用“路透社电”“法新社电”“美联社电”等作为开关，来写一些我见到的周围事物的报导，如我来到父亲工作的工厂，看到了车间里正为抗日前方铸造手榴弹的情形，以及夏天来了，“今天妈妈在床上挂蚊账”或“今天妈妈给小弟洗澡，小弟一面玩水，把水溅到盆子外面了”等生活小景。父亲不但不指责我的出版事业，反而请他的一位作编辑的朋友专门给我这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作写作辅导，对“报纸的排版”和“小说写作中的对话要求”作过讲课。这种早期写作训练使我以后对提笔写些什么不会存在恐惧。
    对画图一张则更是宽松的，随便画什么。幼儿画图喜欢临摹书上的插图，这一点却被父亲严格禁止。他要求我画见到的任何实物，也可以画自己的想象，但决不允许照着别人的画来画。我长大后才领悟，父亲这是掌握了绘画的真谛。临摹只能提高复制的技巧，只有素描才锻练了观察和取舍的能力，而想象画则更培养了构思的创造力。 

    我小学时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十分赞赏，便特地回过头去细读第一百零二回，这一回里诸葛亮对木牛流马的构造作了详细说明，描述了各零件的形状是方是园，尺寸精确到寸。我很想照样子造出一两匹来玩玩。不料仔细研读了诸葛亮两大段文字以后，仍然一头雾水。长大了我才知道，木牛流马是什么不但我没弄清楚，天下也没有一个人能讲明白。一些人猜测说，可能就是独轮车云云。
    幼时“探秘”碰壁，固然因为《三国演义》是小说，当不得真。但是也使我悟到，仅用文字和数据很难表现出复杂的结构，那怕一辆独轮车。而意大利的达.芬奇五百年前设想的飞行器，是用图画表现的，人人一看都明白那是什么。可见要表现机械，图形比文字来得明朗清晰。我觉得我后来的工程实践中，很大程度得益于自幼对图形的熟悉。 
    我的母亲是早期女子师范的学生。回想起来，我很惊奇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初步接触世界先进文化的“启蒙”时期，她怎么会学到那么多后来的学生很少接触到的东西。比如她可以向我讲修辞学，她也懂心理学，还懂得逻辑上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她读过不少中外名著，会唱很多著名的歌。母亲对我的影响，偏向于文学艺术，及人格塑造等人文方面。
    母亲是我心灵上的朋友，也是我精神的依靠。自幼母亲对我人格的发展期望很高。我心里有什么事也总找母亲谈心。她的分析和期望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在我幼时的家教中，父亲扮演的“严父”和母亲扮演的“慈母”角色，都很到位。
    由于父亲的工作地在工厂，我的家基本都住在城镇的郊区。所以我的少年记忆中有很多是广阔的自然景色。我家在湘西的辰溪时，湖南大学、还有桃源女子师范学校也迁到了辰溪。父亲的一个堂弟在湖南大学读书，周末常带一些同学来玩。同学中有人的女朋友在女子师范上学，这样便又带来了一批女学生。我的父母在见解上很开明通达，所以，每个周末都有不少青年学生乐意来到我家来相聚。战争时期一群远离家乡的青年学生在穷乡僻壤的一所陋室的聚会，成为一道很独特而有韵味的风景。
    客人们高谈阔论，议论抗日时局，向我父亲讨教学习方法、和我母亲讨论世界名著（记得屠格捏夫的《罗亭》曾成为讨论焦点）。我则和理工科的大学生竞赛智力游戏。在我的回忆中，这一段生活充满着青春活力和智慧，也充满着文化气息。
    我自幼对机械很爱好。小学时，附近一个仓库里存放着一台发电厂备用的发电机，用一部四个汽缸的内燃机驱动。这台内燃机个头很大，每个汽缸比一个人都高。
    一次，这台机器进行定期开车检验，主持这项试验的是发电厂一位姓常的工程师。我是一个小学生，站在一旁认真地观看了启封开车的全过程。常工程师在大学读书时是我家常客，知道我对机械构造有爱好，因此在指挥间隙给我讲了一些这部机器的主要构造和工作原理。
    当我问那只巨大的飞轮有什么作用时，常工程师告诉我说，飞轮以其转动惯性来平衡汽缸内燃料间隙性爆燃时的冲击。它在活塞受到很大冲击时能吸收能量，而在活塞没有燃气推动时则释放出能量。这种解释对于一个小学生要彻底理解还有些吃力，但我似懂非懂地接受了。
    我在小学毕业离开的时候，请这位常工程师给我提写纪念册。他记起那次给我讲解内燃机的事，写道：“希望你今后做一具能够吸收、也能放出能量的飞轮！”
    以后我在中学时仔细读了一本关于汽车构造和维修的书，以至我可以和一些懂汽车的大人谈汽车构造。航空活塞式发动机也是同样的工作原理。所以我在大学学习航空工程的时候，对于活塞式发动机的构造知识早有准备。我也常从当时的一些科技杂志上阅读电机、机械、甚至水雷的敷设等知识，对于一些机械的构造深感兴趣。
    此外，我幼时还特别喜欢“小制作”。当时抗日战争的环境使我不可能有像样的玩具。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从农村烧火收集的树枝中挑选形状合适的枝桠，用柴刀截断下来制作我心目中的枪枝，便成了我的玩具。我为此十分得意，因为是我自己做的，乐在其中。
    我在小学低年级时听说煤是木材埋在地下形成的，便带领弟妹在家门外面挖坑埋木做试验，直到被大人知道后才指出煤必须要千万年才会形成的事。知识的欠缺不值得嘲笑，因为那只要补充就可以充实的。我至今认为一种总是跃跃欲试的精神是相当有益的。小学时我还用小罐在火上去熬稻草等纤维材料想要“造纸”。
    “制作”成为我的爱好。初中时我将牙膏皮熔化来铸造小飞机模型；从工厂的废料堆检来铁管，拆开爆竹取出火药来造火药枪；用电线在我睡的床周围拉上线形成“电网”，用乾电池向电网供电来点亮灯泡。我制造简易的手电筒；用手绕线圈来制造电铃。 我曾用坏掉的电灯泡，取掉芯子之后，当作“烧瓶”来制氢。我把这球形的灯泡充上水后，发现原来又是很好的透镜，便用来制作幻灯机，将自绘的图形放映到墙上。我甚至一直努力想制造活动电影机，但因为无法获得齿轮等精密零件而没有成功。
    这些制作没有一件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制造的，而都是就地取材，千方百计地因陋就简来作出自己的设计。许多儿童都有抓起就手的物件来玩耍的天性。很庆幸我的周围没有某种“道学”气氛对我总是跃跃欲试的劲头斥为幼稚，反而因这些活动而受到父母和工厂人员、以及来家的大学生们的赞扬和鼓励，使得我的这种小制作爱好竟然从学龄前起持续到高中，对我的以后的性格和思维习惯刻下了印痕。
    我以后遇到过不同行业内的一些“能人”，他们不同于许多“条件论者”的地方在于：他们总善于在平凡的条件下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业绩。我觉得他们往往都保持和发扬了“富于创造性的童年”的特质。每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是很容易与他们沟通，并感到有共鸣。
 
    最初的艺术薰陶
 
    少年时，我还有一些与艺术初步接触的机会。
    小学时在湖南桃源，我曾遇见了一支由少年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以后在辰溪又遇到了一支由成人组成的抗日宣传的演出队，我的母亲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还有一些交往，比如当时演出队有一位主要女演员，她的名字与我的母亲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熟人们便戏称她为我母亲的妹妹，她便常到我家来看望“姐姐”，使我得以从近处接近这些文艺界人士，对我幼小的心灵进行了最初的文艺陶冶。这位当时的女主角后来成长为一位有成就的戏剧界人士，我的母亲与她保持了数十年的长期友谊。
    我进入高中后，参加了学校的话剧活动，在学校与一个专业剧团合作演出的多幕剧（曹禺的《蜕变》和俄罗斯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扮演了角色。在高一时学校在全校唯一对我的舞台活动进行了奖励，给我的奖品是一本《论演员自我修养》的书。读这本书使我大彻大悟，十分喜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苏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名著，成为世界戏剧界一个重要学派。接着在整个高中三年中，我在课余一直以戏剧活动成为亮点。在16岁离开高中之前我扮演过少年、中年、老年，以及波兰历史剧《晚祷》中外国的正直议员等不同角色。
    我考取北京清华大学以后，父亲知道我喜欢小提琴，买了一把练习琴作为对我的奖励。我便提着琴盒北上到了清华，从此告别了戏剧舞台，以后文艺活动转向了音乐台。
     以后当我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工厂工作十几年，对文化的爱好使我获得很多友谊。甚至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人朋友有的在共同试制新飞机时和我合作默契，有的在政治风浪中给我精神上的支持，在各种境遇下给过我帮助，其中有的过了几十年还有联系。也许广义的“文化”有一种亲和力，使我拥有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朋友。 

    我对文学和戏剧建立起了终身爱好。以后在东北飞机工厂的15年中，我是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并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爱好。比如，我从飞机工厂出差或南下探亲时，总希望在路过北京时能碰到三个机会，一是看一场话剧，二是听一场交响音乐会，三是看一次油画展。此外，舞台上对情节“戏剧性”的体验对我的文学创作也有帮助。我还常在写作小说角色时运用“史坦尼”体系去揣摸当事者内心的“潜台词”。
    文学艺术对我心灵的陶冶净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中外古代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的英雄伟绩，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和普罗米修斯“盗火者”的艰苦卓绝，都深深触动了我少年时的内心。贝多芬身为音乐家却聋了耳朵、仍然创作出那样辉煌的乐章；布鲁诺提倡“地动说”而遭受火刑，刑前仍然声言“但是地球仍是转动的”那种坚韧不拔，使我深为震撼。许多中外名著中塑造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出的人格万象，使我在判断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以及确定自己的举止时树立了参照系。
    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使我建立了对创造的无比崇敬和向往。我相信文化是不断创造才得以具有充沛的生命力，而决不愿相信仅靠重复堆砌陈旧的东西会形成文化的繁荣。这使我以后所有的活动中，不论是科学理论研究、工程设计、以至于业余的文学音乐和美术活动中，都非常追求发挥创作能力，几乎成为一种性格特征。
    抗日战争中的血与火、逃难中的颠沛留离、父母的关心和呵护、学校老师的启发和鼓励、幼小心灵中的隐藏的雄心壮志、和富有色彩的精神生活，交织成了我错综斑烂的少年时代。

 

程不时 博客文章
2011-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