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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13年7月22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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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号”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从太空归来，在年轻人之中掀起一股航天热。我不由得记起，34年前在“航天元帅”钱学森麾下拍摄电影《载人航天》的种种往事……
钱学森跟我谈拍摄要求：拍火箭别拍要害部位
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我的科学幻想小说《飞向冥王星的人》。没有想到，我竟然因此受命担任《向宇宙进军》一片的编剧兼导演。这是一部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共分三集。我前往北京的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的前身）采访。在那里观看了许多苏联、美国的空间技术纪录影片，还观看了关于中国空间技术的内部纪录影片，这使我对空间技术有了全景式的了解。当时，我惊讶地得知，中国早在1964年7月19日就开始把白鼠、小狗送上天，并且从1971年开始选拔、培训航天员。他们还送给我一批内部出版的杂志，蓝色的封面上印着白色的“载人航天”四个大字。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开始跟中国“航天元帅”钱学森有了零距离的接触。
记得，在1979年2月23日，我忽然接到国防科委科技部副部长柳鸣的电话，说是“钱副主任”到上海，约我一谈。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习惯于称他为“钱副主任”。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我把拍摄提纲寄往主管部门——国防科委以及第七机械工业部审查，没想到钱学森亲自看了拍摄提纲，趁来沪之际跟我谈谈他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如约前往上海延安饭店。柳鸣领着我来到楼上一间会客室。我刚坐定，穿着一身军装的钱学森就来了。他摘下军帽，露出宽广丰满而白净细嫩的天庭，书生气质，温文尔雅。一双眼睛，射出睿智的目光。虽说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岁时便随父亲前往北京，所以满口京腔。他谦逊地自称“笨人”，“对艺术外行”，却对影片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
他告诉我，来上海之前，曾经与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就拍摄提纲交换了意见。第七机械工业部领导这么重视影片的拍摄，真令我感动。
钱学森说，影片的开头应该表现中国古代对太空的美好幻想：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立轴上的月亮、太阳、神仙，到嫦娥奔月神话、敦煌飞天壁画。在历数古人的飞天之梦时，钱学森还建议，这一组镜头最好以古筝配上中国古典乐曲……其实，渊博的钱学森对艺术十分在行，尤其是音乐。他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曾是校乐队的主力圆号手，何况他的夫人蒋英是留学德国的女高音声乐家。
钱学森非常概括地说，空间技术分三部分，“送上去，传下来，接收”。
“送上去”，就是用火箭把卫星、飞船送上太空；“传下来”，就是把卫星、飞船在太空的观测数据传下来；“接收”，就是地面接收站接收来自太空的数据。
对于“送上去”，钱学森说，“要宣传一下我们发射的火箭。火箭是空间技术的基础，要有一定的篇幅，讲这件事情。”
我问钱学森，如何把握有关火箭的保密尺度。他回答说：“关键看你是不是泄露要害。如果拍火箭，一个圆筒子，朝上跑，那有什么可保密？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嘛!现在你们别多想这些保密问题，多想了，会束缚思想。思想束缚了，什么都不敢动了。”
钱学森批准摄制组前往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
我当时最感棘手的是影片的第三集《载人航天》。虽然我知道中国早在1971年就开始秘密选拔航天员，但航天员训练基地是处于严格保密的所在，无法进去拍摄，所以当时我只能准备采用美国和苏联的载人航天电影资料。趁钱学森接见我们摄制组的机会，我问钱学森，摄制组能不能前往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中国的载人航天？
令我非常兴奋的是，钱学森答应了！钱学森说：“你们要求到基地拍摄，这件事，我们国防科委同意了，就可以办到。”
钱学森一锤定音！正是钱学森的这句话，打开了那严格保密的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的大门。
钱学森并不讳言，在中国决策高层，对于发展载人航天有争议。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国力并不强大，连自己国家的事都忙不过来；更多的人以为，载人航天虽然很花钱，但是值得花；也有人认为，人不上天，通过人造卫星也完全可以得到那些资料。钱学森说，其实，有人与没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为什么要人上天？上天干什么？影片一定要讲明白。要发展空间科学技术，人就得上太空。影片要先讲人为什么要上天，再讲航天，比较好，符合逻辑。
钱学森还说，人类并不局限于“航天”，将来还会发展到“航宇”。
当时，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航宇”这新名词。我问，“航宇”与“航天”有什么区别？
钱学森说，“‘航宇’——这个名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他解释说，“对于星际航行，我在《星际航行概论》这本书里，一开始就是指行星之间，不是指恒星之间。‘航宇’，就是飞出太阳系。当然，今天来说，这还不很现实。火箭要达到光速才行。最近的两颗恒星之间，距离是四个光年。用现在火箭的速度，要几万年，这怎么行呢？飞出太阳系，是现在火箭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提出‘航宇’，这是从中国人的习惯，从航海、航空、航天推出来的。”
钱学森笑着对我说，你们去航天员训练基地，一定会受欢迎。他们是专干这个的。他们支持你们拍电影，这是当然的事情。他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拍电影的机会，好好扩大影响，宣传一下载人航天。
钱学森非常健谈，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翌日，我根据笔记整理出近万字的钱学森谈话记录，交打字员打印（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这份打印稿，如今成为珍贵的文献。
目击中国航天员的训练，电动秋千一边来回荡，一边高速旋转
有了钱学森给我开绿灯，我当然也很“积极”，深知能够到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是极其难得的机会。就在与钱学森谈话之后，我随即办好了前往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的保密审查手续，到那里作采访，并写作分镜头剧本。果真，在那里我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在所长陈信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负责接待、协助我们拍摄电影。
1979年4月，我带领摄制组从上海前往北京。由于当时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我们摄制组成员事先都经过有关部门的政治审查，同意之后才取得通行证。之后，我率摄制组前往“507所”——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以及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要在那里拍摄半个月。那部《载人航天》影片，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历程。
在北京，我们那辆满载灯具的大卡车开了很久，进入远郊，眼前出现一大排楼房，还有几座圆形的巨大建筑。汽车在楼房前停了下来，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在那里拍摄了半个多月。这里的气氛十分活跃。大楼后边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正在进行紧张的篮球赛。有的小伙子在练习长跑、跳高、跨栏，还有的在伏虎圈里飞快地转动着……
一个宇航员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而且要有坚强的毅力，还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参加宇航训练的人大都从飞机驾驶员中选拔。他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特殊的训练。
我们拍摄了训练宇航员的多功能自动转椅，看上去像牙科的诊疗椅。这多功能自动转椅一启动，就飞快地转起来，最快的时候大约每2.5秒就要转一圈。普通人一上去就会眩晕，受不了。多功能自动转椅最快能在一分钟里转二十四圈。转椅还可以做180度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快速运转，而且可以同时上下前后摆动。多功能自动转椅主要用于检查宇航训练员的前庭神经功能，以了解他对振动及眩晕的耐受能力。
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我们的摄影机镜头对准一张躺椅，椅上铺着毛毯。参加训练的小伙子躺上椅子。担任电影顾问、航天员训练基地工作人员老黄一按电钮，那椅子就剧烈地震动起来。这叫“振动试验”。因为火箭发射以后，宇航员要受到剧烈的振动。所以，宇航训练员一定要适应这种强烈的振动。
我们又来到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电动秋千室进行拍摄。在十来米高的钢架之下，吊着一辆小轿车似的东西，来回荡秋千。在试拍的时候，我们摄制组的小徐说让他试试，说完就钻进了那辆小轿车。老黄用皮带把小徐牢牢绑在“小轿车”里的椅子上。然后，一按电钮，这“小轿车”就像秋千一样，来回摆动着，越摆越高。小徐坐在里面，十分得意地向大家点着头。突然，老黄按了一下另一个电钮，小徐坐着的椅子就转动起来。于是，小徐一边来回荡着，一边转着。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电动秋千越荡越高，前后能甩出十五米。没一会儿，他大叫“吃不消了！”老黄赶紧停车。只见小徐脸色变成灰白，紧皱眉头坐在那里。他说，坐在里面，仿佛坐在一艘在大风大浪中摇晃得很厉害的轮船上，头晕了，想呕吐。
原来，在火箭发射时，常常一边前进，一边晃动。未来的宇航员就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飞船一进入轨道后就会发生，持续了二天至四天，此后症状自动消失。克服空间运动病，是宇航员必须越过的难关。
拍摄惊心动魄的“冲击试验”：突然，挂钩脱开，宇航训练员猛地摔下来
在拍摄离心试验时，宇航训练员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那是一座宽敞的圆柱形的房子。房子里空荡荡的，那钢臂不是朝上伸，而是水平地放着。钢臂的顶端，也有一个小轿车似的东西，里面放着座椅。宇航训练员走过去，坐进了“小轿车”。其实，这“小轿车”是圆柱形的。当侧面的舱门敞开的时候，可以看见宇航训练员“正襟危坐”，准备接受测试。
老黄告诉我：这是一台离心机。当飞船起飞的时候，宇航员要受到很大的横向离心力。这台高速离心机，就是模拟飞船起飞时的环境。宇航员在上天之前，必须在这里进行训练。
宇航员要有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具备丰富的天文知识。在太空中，要靠星座判别方向。在模拟飞船上，宇航训练员通过观察屏幕上显示的星座，判断飞船在太空中所处的方位。
我们拍摄了惊心动魄的“冲击试验”。那试验是在一个十几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的。这铁塔叫做“冲击塔”。参加训练的小伙子被紧紧地绑在铺着泡沫塑料的椅子上，慢慢升到塔顶。突然，挂钩脱开了，宇航训练员猛地摔下来，“砰”地一声落在地上。老黄说，当宇航员回到地球时，如果机舱在陆地上着陆，尽管在着陆前会打开降落伞，但是着陆时机舱仍会受到这么强烈的冲击。宇航员要进行这种冲击训练。
在拍摄了这些特殊的试验之后，我们把电影摄影机搬进了模拟飞船里，拍摄参加宇航训练的模拟太空生活。模拟飞船是按照未来的宇宙飞船式样设计的，整个飞行舱的舱壁都是用金属板做的。飞船舱里很小，总共才十来个平方米。关上舱门之后，里面万籁俱寂。这是因为在太空中没有空气，不能传播声音，那里是最静悄悄的地方。作为宇航员一定要适应这种寂静、单调的生活。
宇航训练员在模拟飞船中闭着嘴吃东西，以防碎屑飞扬
模拟飞船有点像现在的“天宫一号”，只有几扇小圆窗，嵌着双层厚玻璃，再用黑布遮起来。舱里亮着灯。在里面，分辨不了昼夜的变化，只有看手表，才知道时间。
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守在模拟飞船外面，用各种仪器记录着宇航训练员们在模拟飞船里的生理数据。我们在模拟飞船进行拍摄，很快就感到胸闷。原来，飞船里的气压很低——宇宙是真空的，飞船上天之后，舱内通常低于正常的大气压力。作为宇航员，必须习惯于在这样的低气压中生活。
在小小的模拟飞船上，我们拍摄了宇航训练员骑自行车的镜头。这自行车没有轮子，只有脚踏板，踏起来相当吃力。宇航员在太空中必须每天坚持骑这种原地不动的“自行车”，以便促进血液循环，锻炼身体。如今，在“天宫一号”里，也有这样的“自行车”。
我们还拍摄了宇航训练员在模拟飞船里吃饭的镜头：小桌上，放着一块块只有陆军棋棋子大小的压缩饼干，一块块只有半个火柴盒大小的方形“月饼”。这些东西叫做“一口食”，也就是要一口吃下去，不需要掰开来吃。我们拍摄了宇航员们吃小小的“月饼”时的有趣姿势：他把“一口食”放进嘴巴之后，立即把嘴唇紧紧抿上，然后就这样紧闭着嘴咀嚼食物，直到把食物咽下喉咙。这是因为飞船在太空中处于失重状态，你稍一张开嘴巴，碎屑就马上从嘴巴里飞出去，弄得整个飞船里飘满碎屑。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小“月饼”，发觉表面亮晶晶的，仿佛包着一层透明的薄膜。老黄说，那是涂了一层“可食性塑料”。涂上这层薄膜，也是为了防止在咀嚼时碎屑飞扬。这些宇航食品，是上海的食品工厂专为宇航员们生产的，花色繁多，以使宇航员们在太空能够吃到可口的食品。航天食品不仅“味道好极了”，而且富有营养，含有人体需要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另外，早餐、午餐、晚餐，三餐的菜谱，热量卡路里的含量，都专门有人研究，以保证宇航员在太空中吃得好，吃得有营养。
培养一个合格的宇航员不容易。宇航训练员的训练项目很多，还要进入模拟不同太空环境的高压氧舱、变温舱、减压舱等，进行训练、测试。
钱学森亲自审片：这个镜头必须删掉
《向宇宙进军》每完成一集，我作为导演必须携带双片飞一趟北京，分别在文化部及七机部放映，听取意见。有时，修改幅度比较大的话，修改之后我还得携双片进京，听取审查意见。所谓双片，其中“一片”是影片，另“一片”是磁带。双片相当于文章的清样。在双片审查通过之后，才能把磁带转录到影片上，合二为一，制成电影拷贝。
文化部的审查往往没有多大意见，关键在主管部门七机部。每一回，钱学森都要亲自审片。这样，我与钱学森有了多次交往，有时在北京国防科委他的办公室，有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或者文化部的电影放映室。他总是一边看一边谈意见，而我则坐在他的旁边，小桌子上开着小灯，一边听意见，一边作详细记录。
在审查第一集影片时，钱学森说：“中国人最早发明火箭。这是世界公认的。我们发明了火箭，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在南宋的时候，我们发明了火箭。这一点，提纲中是讲到了，不太着重，但是值得给予相当的分量，这件事应该好好宣传一下。”根据钱学森的意见，后来在影片中，我特地加了一个动画镜头，按照中国古代的火箭“飞火龙”的形象，设计了“火龙出水”的场面。钱学森看了，对这个动画镜头十分满意。
我发现，钱学森审查影片非常仔细，尤其是涉及保密的问题。比如，在我看来，火箭发射时，尾部喷射的火焰极其壮观，所以先用尾部喷火近景，再跳接火箭上天远景。钱学森告诉我，那个近景镜头一定要剪短，火箭尾部的喷射口刚一露出，马上跳远景。他说，那个近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泄密就会泄在近景上。所以，在影片中，大都用“一个圆筒子，朝上跑”，这样就避免了泄密。
我在第七机械工业部观看内部纪录片时，看到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导弹发射之后摔下来的惊心动魄的镜头。我非常佩服那位电影摄影师的镇定：从“东风-2号”导弹点火开始，他的长焦距镜头就紧紧跟踪“东风-2号”导弹。随着“东风-2号”导弹起飞，他准确地摇起镜头，导弹始终在画面的中心。当导弹突然在高处“拐弯”，他的镜头也跟着向下摇，跟踪导弹的下坠，直至导弹落地发生剧烈爆炸，他的镜头里出现耀眼的火光，然后是漫天的浓烟。整个镜头长达几分钟，一气呵成，没有中断。
我认为，这个镜头极其珍贵，记录了中国导弹事业的挫折。经第七机械工业部科技处的同意，我拷贝了这个镜头带回上海，并用在《向宇宙进军》一片第一集里。钱学森看到这个镜头时，脸色极其严肃，对我说道：“这个镜头必须删掉！”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商量。虽然我遵命剪去了这个长长的镜头，但是“东风-2号”导弹第一次发射失败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三集影片结尾，一架写着“中国”两字的航天飞机喷射着耀眼的火焰，飞向太空深处。这架中国航天飞机是我们用模型做成的，在特技摄影棚里拍摄完成。钱学森非常赞赏这个镜头，因为这架远航的中国航天飞机，满载着中国航天人的希望，象征着中国载人航天辉煌的明天。
钱学森对解说词也很注意。看完影片，总是向我要一份解说词，细细推敲一遍。
发生意外事件——《载人航天》被打入冷宫
在钱学森的关心下，《向宇宙进军》虽然全部完成，但是在当时只公映了前两部《飞出地球去》和《卫星的应用》。第三部《载人航天》虽然经过钱学森审查同意公映，然而就在公映前夕，发生了意外事件，致使这部影片遭到严重挫折，未能与广大观众见面……
记得，在1979年10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同时带了《载人航天》双片，去办理审查手续。11月2日，我在国防科委放映了影片《载人航天》，钱学森、国防科委和第七机械工业部领导审查了影片，当时没有谈意见，约定11月8日在文化部谈审查意见。
11月8日，我来到了文化部。会上，钱学森秘书柳鸣、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陈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科研局智峥、刘永齐谈审查意见，都热情地肯定了这部影片。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长李涌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作了记录。
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陈所长说：“你们来我所拍摄，我们有个文字报告，请示过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原则上同意。所以我们把你们来所拍摄当作一件大事，专门组织了班子配合拍摄。影片没有涉及保密内容。真正要保密的部分，如某某内容，你们没有拍。”
接着，钱学森秘书柳鸣代表钱学森及国防科委谈意见：“我们看了影片，讨论过。同意陈所长意见。影片内容都可以公布，不涉及保密。”
当时，组织上已经决定我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调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隶属上海市科协的杂志《科学生活》希望我赶写一篇《载人航天》拍摄散记，这就是《访我国宇航训练员——科教片〈向宇宙进军〉拍摄散记》一文。上海“三大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上海科技报》）也争相报道有关“我国宇航员振翅欲飞”的信息。媒体的这一番炒作，引发中国高层对于中国宇航员要不要“振翅欲飞”的争论，亦即对于中国整个载人航天计划的争论。毕竟中国当时还很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国计民生最紧迫的项目，那“太空”上的事不得不搁一搁！
《载人航天》一片，根据审查意见在科学性上作了稍许改动之后，双片重新送北京审查。原本可望迅速通过、公映，却因媒体的那番炒作而最终使影片打入冷宫。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停滞了多年，直到1992年才在中国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之后重新启动。2003年10月15日，当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之后，很多电视台找我，希望能够播出那部1979年拍摄的《载人航天》电影。可是我多方寻找《载人航天》电影未果，据称保存于某保密片库里。我当即表示，如果《载人航天》双片获准出库，我愿重操导演旧业，重新配音、混录，制作电影拷贝。这部电影能够公映，将使广大观众了解中国载人航天走过的难忘历史。
叶永烈 博客文章
2013-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