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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重新聆听《北京颂歌》所想起的（一～四）
五
主歌第二段前面4句歌词是：“火红的太阳，照耀在中南海上。伟大的首都，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现在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主要的中央领导一般都住在中南海。里面的怀仁堂是中央政治局经常开会的地方。以前一般的老百姓是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南海的。只能在北海的桥上朝着那个方向眺望。后来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度中南海对外开放，说是需要集体组织去联系才可以进入。有一次我正好在北京出差，姐姐、姐夫他们在北京开一个专业会议，会务组给他们联系了参观中南海，我也跟随进了中南海，里面最主要供参观的是已故主席毛泽东的故居丰泽园，那是一个包括“菊香书屋”的四合院建筑，我由此知道了毛主席的卧室的布置格局，他床上一侧堆满了各种线装书籍。还看到居于建筑最中间的大客厅，据介绍，那是举行政治局常委会的地方，中国最核心的决策在这儿进行。从丰泽园隔海相望就是瀛台，工作人员介绍当年光绪皇帝就是软禁在那里。这次APEC期间，习近平主席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也是在当年中南海让我们参观的区域。
在北京我曾2次亲眼见到过毛主席。第一次是1966年国庆前夕串联到北京，接待人员就让我们这批学生列入国庆游行队伍代替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天毛主席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中山装，天安门城楼从长安街的地面望去，距离实在太远，只能看见毛主席一个大概的身影。同年12月我与大学同学张季平又一次串联去北京，在三里河路的人行道上等待毛主席的最后一次接见。那天下午毛主席乘着第一辆敞篷吉普通过，由叶剑英和谢富治分坐两侧，挥手驶过。这次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的脸庞，满脸通红，确实有一点当时媒体宣传的“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神韵。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居功至伟，是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由于“文革”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后来被称作“十年浩劫”。所以近来对毛主席的评价充满争议。最近，微信上有一段话倒是说明问题：“毛泽东是一代人杰，这一点，似乎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没有争议。”
六
因为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所以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印记的建筑、园林。从历代皇帝居住的故宫，到他们祭祀天地祖宗祭台——天坛、地坛、太庙，到各种皇家园林花园——颐和园、北海、景山，再到各类宗教庙宇——雍和宫、潭拓寺，具有中华文明发展的痕迹——周口店、长城，即使是皇帝的陵墓——十三陵，如今它们构成了各地难以比肩的名胜古迹积聚群体。解放后，天安门广场经过逐步改造建设，由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和正阳门箭楼等建筑合围形成了具有浓重政治氛围的集聚地。其面积是著名的莫斯科红场的五倍。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建造的十大建筑又代表了首都一个时代建筑的特点。人民大会堂尽管避免了看上去其高度不能超过天安门，但是从广场走进大会堂需要迈步跨越又高又长的台阶，就让你感觉建筑是何等的高大庄严，提示进入会堂的人，你是负有人民重托的神圣使命的。还有像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北京火车站、邮电大楼等都是既有现代科技水平，又保持民族风格，可以作为历史文物永久保护的建筑。
北京的旧城是以四合院作为民居的主要建筑形式。城里的政府机构如东长安街上的公安部、纺织部、对外贸易部的办公楼在以前都是一幢非常不起眼的清水墙面的多层楼宇。而城外的建筑，受苏联文化的影响极大。我以前以为这就是北京城市的固有风格，到了2010年旅游到了莫斯科，发现北京城外的办公楼式样和各类大院与莫斯科的格局如出一辙，才焕然大悟，这都是20世纪50年代，全盘学习苏联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北京建造了大量高楼大厦，使外地的人们羡慕不已，我当时也认为这与北京是首都有很大的关系。如铁道部在北京，它每年让各铁路局向它缴纳利润，因此，它有一定的财富的积累，就有可能在北京造大楼。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经过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2001年，我去北京积聚组团到台湾访问，发现北京的变化更大，那些沿着所谓“十里长街”的建筑，其体量之大，是上海的高楼大厦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只不过这些建筑没有把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科技融为一体，它们使北京作为首都，城市风格失去特色，有点感到不解。
七
说到北京，就一定不能离开北京人，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也是北京文化的传承人。说实话，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老北京”，我几乎没有与他们打过交道，他们被其它地方的人称为“皇城子民”，见多识广。如今的北京人长期生活在祖国的首都，国家的权力中心的周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中心感”，思考问题以天下为视野，大有指点江山的气概。当你与北京的“的哥”交谈时，发现他似乎曾经旁听中央政治局会议，什么高层的信息他都了解，还有一种作为首都人关心政治的“正统感”。他们也确实拥有其他地方老百姓所不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有一次我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出差，交谈中，他说他所在的大学学生与清华大学的学生相比，学业水平应该不相上下，但缺乏清华学生那样，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这就是两个学校的差距。且不说“五四运动”、“12.9运动”、“四五事件”等划时代的以学生为主力的运动都发生在北京，就是北京老百姓也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也亲眼目睹。有一次我正好在北京出差，正赶上有群众游行，路旁卖冰棍儿的小贩，把成捆的冰棍儿无偿向游行队伍中的人们发去，似乎正应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这种情景在其他地方恐怕不会出现。
当年与我一起第一次聆听《北京颂歌》是同宿舍的何吉林同学，说同学，是因为我们同时分配在哈尔滨铁路局，从开始一起在工程队劳动，到后来分别分配到哈尔滨直属通信段和哈尔滨工务段，住在同一个单身宿舍里。在他身上我领教了“正统的北京人”的气质。他虽然不是出生在北京，但连续在北京小学、北京男四中、清华大学等北京顶级的学校学习，况且他还一直是学生干部，有一个“何大拿”的响亮绰号。他是一名高干子弟，但他身上一点娇气也没有，无论劳动还是生活，特别能吃苦。我们其他地方去的学生，因为当时东北物质的匮乏，都要设法改善。但他坚持吃食堂，从来不私带食物，令我们颇为服帖。他为人和气，与他长期接触，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牢固存在北京人“正统感”的信念。
有些南方人到了北京生活时间长了，尤其与北方人结合，许多南方人的弱点也会逐渐改去。原来铁道部情报所的马淑云就是一位从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去北京，与一位山东籍的部队军人结合的大姐。因为业务联系，我与她相识。马在上海也是殷实家庭出身，但长期的北方生活，她没有了上海女性的娇气，却有了北京女性的大气，但又保持了南方女性做事的细腻。所以与她打交道，使人感到很爽气。我与她一见面就感觉很投缘，成为忘年交。她在单位里无论高级专家权威，还是普通同事，男女老少都愿意与她交知心朋友。在家里她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和慈祥的奶奶，南方女性的优点又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是把北京和上海女性的特点扬长避短结合得比较成功的一位。
北京人气概豪迈，但有时居高临下也让其他地方去的人难以承受。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去北京出差，无论是飞机的空姐，还是北京站的服务员，即使是招待所的食堂工作人员，对待我们外地人似乎就是他（她）的下级，动辄训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其实北京的服务水平我们南方人是不敢恭维的。尤其是北京的食品，那里有些宾馆的餐厅供应的饭菜，只有我们这里食堂的水准，但价格却不菲，同样水平的餐饮在北京比南方要贵1/3。有一度铁道部举办各铁路局领导干部培训班，局长们有意选举上海去的分局长当班长，让他派上海铁路系统的厨师去支援他们开伙的食堂，改善实在难以满意的伙食。由于北京拥有大量的“文化人”，所以一些实际上很平常，甚至不上台面的东西，经过他们一加工，变成令人十分向往的“文化”。包括北京的食品，尤其是普通平民百姓的饮食，如什么“豆汁”、“炒肝”乃至“焦圈”往往是很粗糙的食品。但在北京出身作家的笔下，或在北京的电视节目中，被说成了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外来人经过品尝后，发现很难在短期内适应，更不要说享受了。这就是“北京文化”的厉害所在。
八
“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这两句歌词是这首歌原来的歌词，由于创作于“文革”期间，人们很容易与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联系在一起。当这个号召不再，尤其是对“学大寨”基本被否定时，每当歌唱到这里，就成了音乐家们的一道坎，他们改了又改，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词。我认为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问题，在当时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人们希望改变贫困的面貌，进行了艰苦奋斗的探索，创造了相对比较成功的成绩，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尤其是大庆，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职工，战天斗地，使中国摆脱了当时“贫油”的困境，其历史功勋是不能抹杀。至于大寨，在当时，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的水平，只有农耕一种生产方式，能够在地理地貌状况和生产工具都处于恶劣的条件下，靠着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较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水平、生产环境，还是值得称颂的。至于以后被政治运动所裹挟，也不能把板子打在大寨农民的身上。
“捷报来自边疆海防，喜讯传遍村镇城乡”这两句歌词到今天仍旧具有现实意义。说明了北京的核心地位和枢纽作用。她不断地收到来自祖国各地各行各业传来的好消息，又通过她的中枢作用把胜利喜讯传到各地，让全国人民共享，鼓舞人民的干劲士气，显示了全国人民在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保卫祖国的美好愿景。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演奏、CCTV心连心艺术团的演出等乃至各种晚会直播，也都是这两句歌词文艺形式的最好写照。
九
“啊！ 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这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每当歌唱家唱到这里时，说明这首令人感动的歌曲快要结束了，同时也会让人浮想联翩。中国从一个被列强欺负的弱国，到如今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歌曲确实凝聚了全国人民对祖国对首都对领袖的热爱和深情。
且不谈伟人、英雄豪杰们所创造的丰功伟业。我老想起一个普通家庭与北京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那是我四姑妈钱宝棣一家在北京生活的情景。我四姑父陈顺滋是著名建筑师董大酉的高足，他们一家在解放初期随一机部第一设计院从上海迁往北京，住在阜成门外甘家口的一处苏联式的大院里，当时刘少奇副主席视察民居居然走进了我姑妈的家，家中只有一个仅五、六岁小表弟陈文炜一个人在家里，刘少奇问了表弟几岁？姓什么？当表弟回答：“姓陈”，刘主席还摸了摸他的头。这条新闻成为在上海的亲友们的美谈，感觉在北京真幸福，似乎中央领导可以随便见到似的。
他们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在上海。他们当时的生活水准与上海相比是差了不少。家具都是单位分配的简易家具，因为北京没有像上海那样的方便的早点供应，泡饭是他们早饭的主力，还要吃苞米面那样的粗粮。由于当年在北京定居的亲友较少，他们家还有繁重的接待任务，成为亲朋好友游览北京的驿站。逐渐他们都陆续融入了北京的社会，好几位表弟妹的配偶都是北方人，他们走进了这个家族，也必须听懂四姑妈带有浓厚宁波口音的普通话，才能与他们融为一体。
我每次去北京，无论时间长短，一定去探望四姑妈、四姑父，与他们见面的机会倒反而超过在上海的亲戚。据说，他们也因此称赞我不像其他亲戚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旅游。其实北京的地方我大多数都已到过，不仅是市区，还是远郊。因此，说出北京当地的一个地名，我可以讲出它大约的方位。因为长期从事铁路工作，铁路的管理体制是以铁道部管理为主，地方管理为辅，所以到北京铁道部开会、汇报工作是家常便饭般的事情。我的铁路公用免票就允许我在任何时间去北京。有时清晨到达北京，去铁道部有关部门谈工作，下午就乘车返回上海了。在北京，我从来没有一次长待超过10天。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在除了上海、杭州、哈尔滨以外，其它城市中我没有更熟悉的城市了，包括苏州、无锡和南京。
每年除夕，当春晚最后由李谷一唱起《难忘今宵》一曲时，我总会遐想北京姑妈一家过年的情景。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北京连在了一起的一个普通家庭。这也是我本人对北京感情的一种寄托。我总有一种思绪，有一段时间没有到北京，就有想去一次的想法，我也说不清的原因何在。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可以从一首歌就可以写下万言的根源所在，因为北京是一座可以让我源源不断地汲取精神力量源泉的城市。
（全文完）
钱平雷 微博文章
2015-01-23